宋制既不是“君主立宪”，也不是“皇权专制”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宋仁宗：共治时代》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一月初八日癸巳

          耶稣2021年12月11日

日本的汉学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体现在政制上，唐朝政治还保留着“贵族共和”的特点，宋朝则形成了“君主独裁”的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学者所指的“君主独裁”，并不是说君主“能够在政治上恣意而为”。宫崎市定对所谓的宋代“君主独裁制”作出过解释：“从官制上来说，这种体制指的是尽可能多地将国家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方方面面的国家运作，均由君主一个人来统辖。……而当天子发生意外无法听政时，则由太后或者皇太子临时摄政，掌握实权，而不像中世纪那样将国政委托给外戚或大臣。”

但宫崎市定的解释也未必符合宋代的政制，因为在宋代，统辖国家机关的权力中枢一直都是“两府”（中书门下、枢密院），君主并不直接指挥有司（政府部门）。不过，赵宋立国之初，确实出现了君权实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君主从幕后走上前台，积极参与日常政治决策，并控制了决策终端。宋朝的所谓“君主独裁”，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宋人回忆说，“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这里的“旧制”，指唐朝政制，宰相总揽政治决策，君主只是对宰相的决议（熟状）表示同意，君权通常表现为“同意权”。入宋之后，宋太祖任用后周旧臣范质、王溥、魏仁溥为相，范质等人“惮太祖英睿，具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将决策权交还君主。

宋人又回忆说：“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唐朝的宰相可直接以“堂帖”的形式号令四方。入宋后，宋太祖因为宰相赵普“权任颇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遂下诏禁止宰相以堂帖处分公事。但宰相作为权力中枢，必须有政务指挥权，堂帖既禁用，慢慢地，便开始用“札子”出令。至道年间，宋太宗又收回宰相便宜处分公事的权力，要求“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宰相可出札子，但须先经君主批准。

宋太宗还确立了每日御殿听政的日朝制度，而按唐制，君主通常是单日坐殿听政，双日不视朝，节假日放假。淳化年间，有朝臣提议：“臣欲望陛下依前代旧规，只日视朝，双日不坐。其只日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希望太宗恢复唐朝单日坐朝的旧制，但太宗并没有听从，坚持每日视朝。

按太祖、太宗朝形成的这套制度，君主不但要每日视朝听政（节日、假日、伏日通常会休务放假），还要裁决宰相的上行文书（相当于唐朝熟状的札子），审核宰相的下行文书（相当于唐朝堂帖的札子）。如此一来，君主固然掌握了更大的决策权，却也要为处理政务付出更多的精力。

太祖与太宗作为强势君主，精力充沛，可以积极走上政治决策之前台，因此君权得以强化，但到真宗朝时，由于真宗皇帝并非雄才大略之君，政治决策更赖宰辅赞襄，君臣形成了“天子不亲细务”的共识。一位叫江嗣宗的太常博士曾向真宗进言：“陛下躬临庶政，十有五年，殿廷间事，一取圣断，有劳宸虑。今请礼乐征伐大事出于一人，自余细务委任大臣、百司。”真宗说：“此颇识大体。”褒奖了江嗣宗，“从其所请”。

什么是“细务”？除“礼乐征伐大事”，其余均属细务，均由宰相总其政，负其责。后来的苏辙甚至提出：“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静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可以说，从宋真宗朝开始，君权出现了象征化趋势。

这一趋势延续至仁宗朝。刘太后垂帘期间，每五日坐殿听政一次，日常政治还是由宰相主持。虽然名义上，太后掌握着处分军国事的权力，但实际上，一般政务有程式可依，军国大政则需要与宰辅协商，不可能乾纲独断。多数时候，裁处军国大事的人是宰执，君主（以及代行君权的皇太后）往往只是对宰相的意见作出“画可”或否决的最终裁断而已。

仁宗朝形成的政体，是比较典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既不是所谓的“皇权专制”，也不是近代的“君主立宪”，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士大夫政治。

这套政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强调分权与制衡。用宋朝第二位君主太宗皇帝即位诏书的用语来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就是“分权与制衡”。而台谏与政府相制相维，构成了宋朝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看到，庆历新政年间，台谏官对于行政官、执政官的一举一动，可谓虎视眈眈，行政官、执政官行事稍出差池，立即就全遭受台谏官的弹劾。滕宗谅、苏舜钦、欧阳修为什么被贬谪？都是因为犯错而受到台谏官不依不饶的追劾。范仲淹、富弼、韩琦为什么被罢去执政职务？理由亦是受台谏官弹劾。

显然，这样一套体制，有利于守成，却不利于大开大阖的变革。大开大阖的变革往往需要先赋予主持者足够的集权，如此才不至于处处受掣肘。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便不难理解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为什么要鼓动宋神宗乾纲独断，为什么要先置立一个凌驾于中书门下之上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又为什么要设法引支持变法的新人进入台谏。

再以庆历新政为例，即便宋仁宗与范仲淹想放手一搏，但制度终究会让他们束手束脚。更何况，仁宗并不是一名具有杀伐决断魄力的雄主，相反，他优柔寡断，虽然亲擢范仲淹、富弼等生力军执政，想要“干一票大的”，但当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时，他又动摇了。庆历新政草草而终，是可以想象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