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是魔鬼吗？

作者：大卫·伯奇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本文探讨哲学与魔鬼的界面。

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人性论》卷一中有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刻——一个年轻人在异国他乡独自撰写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扯掉了哲学冷漠的虚假外表。他写到“最初，我对这种孤苦凄凉的独处觉得有些讨厌和害怕，我投身于哲学探索中，幻想自己是个怪异和粗陋的魔鬼，因为不能融入社会并与其他成员团结一致而被驱逐出人类的所有交往活动，陷入完全被抛弃的郁郁寡欢惆怅沮丧之中。”

这样的忏悔式抒情表白在哲学中非常罕见，这个段落中更令人好奇的一个方面是休谟将自己描述为“魔鬼”（monster）。他为何特别使用这个词语呢？为什么不用“贱民”（pariah）或“被抛弃者”（outcast）？为何自封为某种非人的鬼怪？我猜想，这不仅仅是休谟的个人幻想，他的词语选择其实揭示出一种准确性，这一点非常说明问题。

请考虑美国艺术理论家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在1987年的文章“恐怖的本质”中对魔鬼概念的分析：“对于文化的自然概念范式而言，魔鬼是非自然的亲属。它们不适合该范式；它们破坏了该范式。因此，魔鬼不仅是身体上的威胁，而且在认知层次上也产生威胁。它们成为共同常识的威胁。”

对魔鬼和哲学家工作的这种特征概括存在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平行关系。如果魔鬼是对我们的概念范式以及共同常识造成认知威胁的家伙，我们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说，休谟在其自认为是令人讨厌的魔鬼的认知上并不孤单呢？与高贵开明的小圈子相反，哲学万神殿实际上不就是魔鬼的老巢吗？画家拉斐尔（Raphael）难道不应该被视为哲学的肖像画家而被崇尚像人一样（manxome）的肖像画大师取而代之吗？他的画作“雅典学园”难道不应该被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和版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生于爱尔兰的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其他画家的作品替换掉吗？

我们尊崇的先驱苏格拉底以面貌丑陋而著称，这或许不仅仅是巧合。其实，这个看似偶然的细节已经成为该传奇故事的核心内容。他的丑陋促使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偶像的黄昏》中甚至猜想，他不是希腊人，有可能是畸形儿，因而其出身和性格都疑点重重。“虽然在其前往雅典的途中，一个外国人当面告诉苏格拉底，说他是个魔鬼，说他的身体包含了最恶毒的罪恶和激情。这个以貌取人的家伙绝非傻瓜，而苏格拉底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你认识我，先生。”

从休谟和苏格拉底均自封为魔鬼，我们或许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它告诉我们有关哲学的什么呢？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涉猎一下鬼怪学（monsterology）。

魔鬼引发恐惧。它们常常是身居黑暗和深处的生物。它们居住在我们很少敢于冒险进入的创造角落，从深不见底的深水区（苏格兰的尼斯湖水怪（Nessie）到外太空（比如瑞士知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雕塑家、设计师吉格尔（H. R. Giger的外星生物异形（xenomorphs）。魔鬼不是一种拥有未知本性的生物而是其本性不为人知的生物。它们是无法测量的东西的化身（尼斯湖水怪是因为深度，外星生物异形是因为黑暗）。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令动物学分类陷入困境，它们不仅仅是动物，因为它们令我们无法理解。正如哈维·格林伯格（Harvey Greenberg）所说，1979年的外星人电影中的异形生物是“林奈分类法（Linnean）的噩梦，它挑战了生物进化的任何一种自然法，依次是双壳贝软体动物、甲壳纲动物(如螃蟹、龙虾和褐虾)、爬行动物、类人动物。”

魔鬼难以定义。遭遇魔鬼之后，我们之所以感到恐惧是因为我们对无法掌握的世界感到恐惧，这个世界超出了我们的期待，打破了熟悉性的舒适和亲密感。

魔鬼是奇怪的东西。它们是自然的孤儿。外星异形生物产生于主人（后来把它杀了）而不是母亲；1984年同名电影中的小魔怪是从其身体中蹦出来的小玩意儿（Gizmo）的变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有制造者但不是父亲。这个魔鬼不是被养育或喂养大的，并没有经历文化适应的过程。它是仅仅依靠本能的生物。因为其难以被文明化难以被驯化的构成性的无能，也因为其坚不可摧的他者性，它几乎可以说是自然性太多了。是无法对付的自然，是自然本身的象征。正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阐明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时突出显示的那样，虽然人人都有母亲，但这个物种本身却没有。自然本身（扭曲了逻辑）是孤儿：无家、无根、充满野性。

魔鬼那难以忍受的自然性是它排除了机器获得魔鬼地位的可能性。《2001年太空漫游》中的外星生物霍尔（Hal）有威胁但并令人觉得恐怖。同样，西方世界中的人形机器人令人害怕，但并不觉得恐怖。它们受到算法的控制而非受到本能的控制，受语码指挥而不是要满足需要。机器是功能性的，它有目标，但魔鬼嘲笑我们对自然的工具主义概念。其行为和目的与理性格格不入。我们能够询问床下为什么藏着一条鳄鱼，但不能询问那里为什么有个魔鬼：与魔鬼不同，鳄鱼有个处所，因而能够跑到常驻地之外。

和机器不同，魔鬼不能令人恐怖，因为它们没有内核，它们没有内在的空间。它们不呼吸也不吃东西。我们不能被机器吃掉，但魔鬼能够一下子把我们吞噬。我们最害怕的不是魔鬼把我们杀死，而是它会品尝我们，吃掉我们，触摸我们，消费我们或轻轻抱着我们。还有什么比魔鬼对着我们的脸吹气或者它的手触碰你的脖颈更令人恐怖呢？我们最害怕的是和魔鬼的亲密行为；无论是暴力的还是看似温柔体贴的。我们害怕自己的身体与其身体融为一体。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猜测在地球的自然历史中存在着一个魔鬼阶段。随着爱的合成力量站稳脚跟，到处游荡的肢体开始结合起来，试图组成一个整体。最初，这导致怪异恐怖的组合体，它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牛头人或人头牛。因为畸形或者轮廓含糊，魔鬼很容易陷入灭绝，不适合在这个世界生存，但能在某种情况下生存。它们的存在证明了自然的莫名其妙和反复无常，证明了它的纯粹实验性和非理性，通过魔鬼，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相对正常性是多么具有偶然性特征，这令人感到恐怖。

庞大无比的狮子仅仅是个大狮子，但巨型蚂蚁就是个魔鬼。为什么有这个差别？部分理由就在于蚂蚁没有脸部特征。当我们看到一头狮子，我们看到能够看见我们的动物。即使它认为我们是其猎物，它仍然能够辨认出我们。这能产生害怕但不是恐惧。魔鬼是没有脸的生物，我们无法辨认出它的情感。它有眼睛能看却但看不懂是什么。它并没有我们是什么的观念，因为它没有自身观念，它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它是自然的冷漠形象，是生命的非人格性。

想象一下小孩子躺在床上，下面藏着一个魔鬼，这个场景的对称性令人好奇。因为孩子躺在黑暗中，我们能听见他的父母在楼下说笑的声音。床上的孩子是个被抛弃者，是黑暗的孤儿，我们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是谁，因此，它经历了人性消解在黑夜中，因而变成了魔鬼。在其被如此限制的愤怒中，他可能喜欢要向父母实施报复，要表演最具构成性的恶魔行为：弑父(或母)（就像杀害婴儿）、摆脱家庭、熟悉性、面孔、变成奇点怪物。

魔鬼令人恐惧之处是对自然的冷漠恐怖和对生命本身的非人格性的恐惧。弗兰肯斯坦的魔鬼是尸体的组合体，是没有身份的肢体，是没有归属感的身体。它向我们显示身体的非人格性，反映了我们自己肉体的无面孔他异性：屁眼、舌头和头发的奇怪恐怖性。而且，弗兰肯斯坦的魔鬼是死亡形象，代表着解体。它的身体向我们显示一种死后的场景，除了衰败腐朽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东西。它告诉我们个人的不朽是个幻觉，我们死后不可能继续存在，自然在其无面孔的冷漠中并不承认自我，也看不到自我。

那么，这些观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有关休谟和苏格拉底的魔鬼性或更笼统的哲学的魔鬼性？我们已经看到魔鬼是没有父母或族谱的，它的存在没有目的和功能，它难以归类，它是非人格性的，它打破熟悉性。就像上文提到的卡罗尔的引语，看到魔鬼与哲学的相似性太容易不过了。就像外星人异形动物，哲学文本产生于弑父行为，其存在以先辈的死亡为前提，哲学家旨在超越取代过去，揭露从前理论的愚蠢和缺陷。无论是贝克莱反对洛克，还是康德反对休谟，还是尼采反对叔本华，哲学家都要吃掉为自己提供营养的人物，然后将其抛掉，那个唤醒他认识到某些哲学问题的存在，并用新概念装饰其思想。因此，就像魔鬼一样，哲学家变成了拔掉历史之锚和摆脱传统束缚的崭新存在，是前所未有的、怪异的魔鬼。

就像魔鬼向我们展示生命却并非我们知道的生命一样，哲学家向我们显示思想却并非我们熟悉的思想。魔鬼能够在最黑暗的地方生存，能够在无光线无热量的情况下生存，能够远离事物表面，无需伙伴或共同体。同样，哲学家的思想能够在没有确定性的光芒和传统理解规范的情况下存在。他们的思想停留在阴影中，远离现有智慧和集体观念的温暖。不是使用思想作为解决日常问题或帮助我们克服困难的工具，哲学家使用思想来提出问题、引起困惑、制造混乱。这是明显变态的思想；是在混乱和困惑中繁荣发展的思想，显示出对问题而非答案的更浓厚兴趣，他们为了寻找荒野更愿意偏离常规。

正如我们不能将魔鬼的本性及行为进行理性化论述一样，哲学家也常常冒犯理智挑战常识。比如，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有建设者和银行家，但是为什么有哲学家呢？他们有什么用？他们能发挥什么功能？把哲学家们全干掉，这个世界不是变成更舒服之地吗？其实，哲学家们就像魔鬼，其存在让我们陷入不熟悉的世界，让我们变得不知所措，让世界变成一个存在可能的魔鬼（笛卡尔）的世界或没有物质的世界（贝克莱）和没有因果关系或自我的世界（休谟）。

让我们简要集中讨论一下休谟，这个连自己都公开承认的魔鬼。他试图建立因果推理的理性基础，也就是说，他想明白究竟是什么论证了观念的合理性，即事物按照因果模式集中起来，比如火引起冰块融化的观念。休谟注意到火和冰块融化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比如，想象火引起冰块扩张非常容易。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可能感到震惊，但我们不会认为自己见证了矛盾，是我们的期待而不是我们的逻辑遭到了破坏。

在确立了所谓的因果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之后，休谟得出结论说，我们的逻辑联系观念肯定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因为反复多次观察到火的存在之后出现冰块融化。我们被引导相信火与冰块融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如果因果推理仅仅以经验作为基础，这就让我们陷入无法获得有关未来的任何合理观念，比如当我划了根火柴，举着火苗到冰柱上可能会发生什么。

在经验历史上到现在为止，火的存在确实跟随着附近冰块的融化，但是，我们如何知道这种情况明天不会发生改变呢？我们怎么知道火的存在不会突然跟随出现冰块扩张的景象呢？如果我们通过观察自然界从来没有出现这样形式的变化来回答这个问题，就陷入循环怪圈，事实上就是这样论证的：我从过去经验来推理未来事件之所以有道理就是因为自然并没有改变，我知道自然没有改变就是因为这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休谟得出结论说，因果推理并没有合理的辩护。因此，我们有关未来的观念并不存在合理的辩护。我的观念——我划根火柴导致冰柱融化的观念并不比你的相反观念更有合理性。因此，休谟颠覆了日常生活的确定无疑，将我们投入到我们再也不认识，它也不认识我们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我们依靠生活体验在悬崖绝壁上的不停攀爬，眼前却是漆黑一片。

因此，休谟的哲学是心灵魔鬼，它吞噬了理性的光芒，令我们陷入自身消解在没有面孔的存在的恐惧之中。其实他对魔鬼的描述中没有任何夸张之处，它包含的启示或许对我们其他人都有教育意义。

如果休谟有关哲学特征的概括是准确无误的，那么，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讲授哲学的人应该可能重新评估自己角色的本质呢？不是寻求塑造或者灌输智慧和稳定可靠的理性，我们反而应该致力于成为魔鬼制造者？真实的情况是，这种描述恰好抓住了我的教学经验的本质。那些兴高采烈地消灭了时间存在的孩子或者喜欢摧毁他人心中观念的孩子，他们就有某种怪异的魔鬼性。讲授哲学的时候，我并不经常遭遇头脑清醒冷静的个体组成的班级，而是一群嘎嘎叫的“怪异、粗鲁的魔鬼”。但是，和硬着头皮勉强去做魔鬼的休谟不同，他们并没有郁郁寡欢。相反，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他们拥抱哲学思想的繁盛，并以当魔鬼为乐。如果你称他们为魔鬼，他们会自豪地回答，“还是你了解我，先生。”

那么，哲学与其说是追求智慧倒不如说是追求鬼怪性。研究鬼怪的学者杰弗里·杰罗姆·柯恩（Jeffrey Jerome Cohen）写到，“魔鬼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边界和封闭的反驳。”同样，哲学家将思想引领到常识的边界之外，超越概念熟悉性的封闭空间，进入难以衡量的异形怪物（形状怪异者）可能性的黑暗之中。或许认识到这种鬼怪本质能够帮助我们先发制人地阻止休谟式忧郁。为了警告那些容易轻信的游客，哲学系不放在其门口钉上一块儿招牌：上面写着“此处有恶龙出没”的字样（hic sunt dracones）。

作者简介：

大卫·伯奇（David Birch），供职于伦敦的教育慈善团体——哲学基金会。他也在一所私立走读混校海格特学校（Highgate School）讲授哲学和宗教。最新著作是《潘多拉之书：帮助你心灵迷失的401个哲学问题》。

译自：Are Philosophers Monsters? By David Birch

 https://www.philosophersmag.com/essays/254-are-philosophers-mon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