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快乐

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当代法国画家贝尔纳·布菲（Bernard Buffet）的《圣母怜子图》（Pietá）, 1945

我——或他或她或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我的病人只是在某个行为是不希望出现的或者令人讨厌（两者并非一回事）的时候，才会提出这个问题，这再自然不过，当一切运行正常时，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轮到我说话时，我问，“在你看来，令人满意的解释是什么呢？到了什么时候你会说‘啊，我明白了’。”

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的提问有些不公平，自然界的任何东西都还没有一个终极的解释，更何况人的行为呢？总有无限回归，因而终极的、总体上满意的解释总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不过，在我的医生工作中，偶尔我的确能够找到怪异行为的还算比较满意的解释，如当医院里的老病号开始出现反常的尴尬行为甚至暴力行为时，我发现其血液中的钠含量水平偏低。

恢复正常就是此人的行为恢复到正常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相信我已经“解释”了他从前的不正常行为。但是，他的血液中的钠含量水平最初为什么会下降呢？当他的行为怪异时，他的幻觉为什么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他对钠含量水平低做出这种反应，而钠含量水平相似的其他人没有这种反应呢？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我觉得已经充分解释了他的行为，除非认定对这种事了解越多越好，否则不需要观察更多了。

当然，如果和病人要求给出解释的另外一种现象相比，钠含量水平低能做出部分解释的现象就简单多了。虽然我们事先都知道，我们对人类行为根源的探索注定要失败，但作为人——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进行这种探索。我们渴望知道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

我们大部分人特别痴迷于人类行为的那些极端案例，尤其是在罪恶方面的案例，虽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就算我们理解了它，我们的认识也并不会取得多大进步。不过，无论我们取得的进步多么小，还是会持续不断做出这种努力（至少我假设很多其他人在这方面像我一样。）为此，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本书，虽然我其实并不期待能从中学到多少新东西。那本书是塞尔日·德·波利尼（Serge de Sampigny）最近在法国出版的《在冲锋队员的头脑里》。

作者算不上作家，更准确地说是电视纪录片制作人。他写的这本书是记录他拍摄电视纪录片的尝试，他采访了其研究团队能够追踪到的纳粹冲锋队还活着的队员，中间夹杂着在第三帝国时期拍摄的电影片段。

我对电视世界一窍不通，我家里没有电视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与这个媒介的有限几次接触并没有让我觉得它多么鼓舞人心。已故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其《娱乐至死》闻名天下——译注）说过，媒介本身天生就有琐碎化的作用，我不敢肯定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但就算他可能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却是正确的。电视上的讨论——至少我自己参加过的讨论——-在过去这些年已经变得越来越徒劳无益，因为制作人认定观众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他们对逻辑推理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因此分配给嘉宾提出论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大部分讨论已经变成系列性的断言，要么接受，要么抛弃，观点之间甚至未必有相关的关系。人人都有一个他下决心提出的根本观点，根本不考虑此刻提出这个观点是否合适。重复和无视他人说过的话就是最高形式的反驳。

在本书的开头，塞尔日·德·波利尼回顾了他的经历，这个经历与我将近30年前的经历非常类似。他描述了向法国主要电视频道推介其纪录片却没有取得成功的故事。那些负责委托纪录片思想的人认为他采访从前的纳粹冲锋队员可能刺激或者鼓励新纳粹主义或者冒犯死亡集中营幸存者及其后代，从而引发其痛苦的记忆，或者他们宣称是这样认为的。（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很难区分什么是真实信念，什么是人们愿意相信或认为他们应该相信的观念）在我看来，第一类担忧似乎说明电视供应商对电视观众极度蔑视：你真的相信，对若干长寿老人的采访就能刺激和鼓励新纳粹主义达到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程度吗？委托人对观众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又是怎么看的呢？让小孩子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极端暴力的场景，他们对于这将产生的持久心理影响怎么没有任何顾虑不安和担忧呢？

30年前，我应两位电影制片人的邀请担任危地马拉电影的顾问，他们打算制作有关最近在该国的生活体验的电影。这部电影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小说并不算特别好，若从电影放映角度来说效果可能不错。该计划后来并没有真正实施，但我眼中的这两位可敬的制片人非常敬业，他们不受这个圈子的人常见的对公众居高临下态度的影响（我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是真正的的理想主义者，不过用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相信观众不仅仅是痴迷于廉价的情感反应，他们能够和应该对思想问题感兴趣。两人问我对有趣的电视连续剧的看法。

到了这时，我才短暂考虑这个计划。但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很快就提出了针对下台的——或被赶下台的独裁者进行采访的一系列访谈建议。那时，一些前独裁者都是很怪异的和爱出风头的家伙如中非皇帝博卡萨（Bokassa）和乌干达前总统伊迪·阿明（Idi Amin）、海地前总统绰号小医生（Baby Doc）的小杜瓦利埃还活着，还有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Pinochet）和埃塞俄比亚前总统马里亚姆（Mengistu），他们肯定有一些有意思的话要说，就算他们的想法平庸之极，但他们的寻常乏味本身也应该非常有意思。

我当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现在仍然这样想。两位制片人请我提出采访提纲，我欣然同意。我将用不带情感色彩地准医生方式采访这些从前的独裁者，如果他们自己阐述当然更好。我认为，这些采访或许有某种永久性的历史价值，因为有些独裁者已经上了年纪，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太久了，他们一旦离世，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电影制片人热情满满：他们马上看到了该系列片的要点，但他们需要说服电视公司（因为他们需要资金支持）接受其主张，但这个过程磨蚀了他们的满腔热情，直到最后他们彻底死了这条心。其中一个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异常清晰。

我们被召唤前往一个公司的办公室开会，两位制片人对这种事很有经验，届时将由他们提出建议（负责讲解）。我们在约定时间之前就赶到了现场，以便确保不让重要人物等得太久。

出乎意外的是，我们自己却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被人引领到一个女士的办公室，此人大概二三十岁的样子，她就是我们约好要见的领导。当我们进入她的办公室的时候，她背对着我们，正在打电话。她应该是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因为肯定是她吩咐手下把我们领进来的。我当时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她似乎故意拖长打电话的时间就是让我们等她，以此来向我们显示她有多么重要。

最后，她从坐着的转椅上转过身来看着我们。她一开口说出的话让人永远也忘不了。

她问到，“你们是谁？到这里干什么？”

她长得很标致，不过有些冷若冰霜。面对她的粗鲁无礼，我感到十分吃惊。如果按照我的个性，我本来可能直接走了出去，但是，出于对两位聪明能干、有修养又有幽默感的电影制片人的忠诚，我实在不愿意把他们的机会给搅黄了，就强忍住没有发脾气。他们事后告诉我，这种待遇，他们见得多了，如果要做成任何事，就得再三忍受这种窝囊气。

她当然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到这里干什么：是她自己提出的约定啊。但是，其中一位制片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好像提出这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再正常不过。

圣经上说，柔和的回答能消除愤怒，但它不能赶走傲慢自大和权力的任性。

她说，“好吧，请讲。”

两位制片人仔细解释了计划，虽然她已经很清楚内容。他们的陈述终于结束了，

这位神一样的权威开了尊口。我不知道她在该公司的等级体系中处于多高的地位：我猜测她是有权说“不”，却没有权说“是”的那种人。就好像她对此事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思考一样，她双手交叉，十指合拢，做出就像教堂屋顶那样的姿势，接着说，

“我担忧你们是在为独裁者提供发言的平台啊。”

我的火气一下子爆发了，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腾地站了起来。

我说，“女士，我对英国公众的愚蠢有百分之百的尊重，但是，即便英国公众也无需被告知把孩子吃掉是错误的。”说完之后，我扬长而去。

两位制片人跟了出来。做了这事之后，我立刻就后悔了。我认为我把他们的项目搞砸了，但他们笑了。他们显然明白不大可能获得这样的委托了，无论其陈述讲得多么好。他们的这种态度算是允许我愤怒地回击。

从她的言行中你或许可以猜测电视上播出的东西都是些什么货色，肯定不是永不消失的经典而是狗屁不如的垃圾。其实，“我真的很担忧，”而那个婊子唯一担忧的不过是她的官位而已。

两位制片人告诉我，他们已经习惯于她的这种对待，就像爆炸就是拆弹专家面临的风险一样，那就是他们工作的风险。他们还向我提及电视公司很有可能喜欢这个主意，但或许想委托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想找一个比我更适合上电视的人物：点子并没有版权啊。但实际上，这个系列片最终没有弄成，现在想做也已经来不及了。

我之所以生气有几个原因：首先，站在这两位制片人的角度看，他们不应该得到如此慢待。其次，主管电视的人的想象力竟然如此缺乏（当时，因特网还没有出现）。我下决心再也不与电视世界有任何瓜葛了，虽然此后，我实际上曾经简短地上过几次电视。

但是，那次体验还是很宝贵的。它让我获得了一种深刻的见解，让我看清了当官的在封杀创造性和想象力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做这种事的权力可以说是当官的对自己缺乏独到见解的安慰和奖赏。这让我的思路返回到有关纳粹冲锋队的那本书上。作者成功地采访了他能够找到的若干仍然活着的冲锋队员，这些人都非常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一点引人注目，若用冲锋队的口号，“忠诚就是我们的荣誉”（意思是忠诚服从命令），他们的快乐就在于执行命令时拥有绝对权力。他们既强大无比，又毫无权力。在本质上，他们是野心勃勃的无足轻重者，因为在等级差异体系中的晋升，不过是靠牺牲自我确立方向和真正的成就所换来的东西，单单官位的晋升就足以让人自甘堕落了。

作为无足轻重者本身并没有任何过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无足轻重者，或者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但是，野心勃勃是让无足轻重者成为危险人物的关键因素。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著有《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肯尼思·弗朗西斯（Kenneth Francis）合著）和本刊编辑的《悲伤及其他故事》。

译自：The Pleasure of Apparatchiks 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90906&sec_id=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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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的迷津——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快乐《豆瓣》201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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