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政教思想的内在理路

作者：李会军（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郭嵩焘：《使西纪程》，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

内容摘要：郭嵩焘是晚清知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一名颇有现代观念的传统士大夫。无论为官从政，还是为师从教，他都具有强烈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和一体化的政教关怀。

作为对晚清政教危机的积极回应，他一方面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教思想，试图从传统智慧中寻求经国怀远之略，另一方面又勤于考求西学和西政，试图从西方经验中寻求富强文明之道。

郭氏的政教思想呈现了前后相连又有所区别的两个阶段：一是出使之前提出的“朝廷政教为本”说；二是出使之后提出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

可以说，正是基于“道一心同”的哲学基础和一脉相承的思想理路，郭嵩焘协调了士大夫亦官亦师的双重身份，融通了中西两种政教文化，实现了其政教思想两个阶段的有机联结和质的飞跃，初步形成了一种既有内在张力又辨证统一的“政教相维”的思想形态。

关键词：郭嵩焘；政教思想；身份意识；思想渊源；内在理路

郭嵩焘（1818－1891年）是晚清知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政教为本”被学者们认为是郭嵩焘向西方学习的三个“为本”思想之一，颇受重视，但其具体指涉和形成过程却常被忽略。因此，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

一、郭氏双重身份与政教关怀

郭嵩焘的一生，在“仕”与“隐”两条道路上交错行进，往来反复，其中一以贯之的则是坚持士大夫的出处之义。他具有明确的士大夫身份意识，“风气之嚣陵，人心之浇薄，其源皆在士大夫，则亦吾辈之咎也。”

他认为，士大夫是人心风俗之源：“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耨，取给一身而无所歉。……天地广大，涂辙纷歧，要归于守正，为益于人而已。”

士大夫无论仕隐进退，还是为学从教，都要介然守正，有益于人。就其推行厘金政策而言，郭嵩焘思想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强烈的士大夫身份意识；而从他晚年力主废除厘金政策来看，郭嵩焘实为颇能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传统士大夫。

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二重角色，他们常把从政从教视为本业。郭嵩焘亦是如此。他明确提出了“为政莫先善教”的观点，表达了政教一体化的关怀。实际上，他的政治实践亦有鲜明的教化意识。

咸丰八年（1858年），郭嵩焘被荐值南书房。他认为，君子犯义、小人犯刑，都是失去先王之教的缘故。同治元年闰八月，郭嵩焘接苏松粮道印，为上海“广方言馆”拟定章程十四条，努力推进教育改革。

同治二年九月，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由先儒“读书在能变化气质”引申出“当官行政在能挽回风俗人心”的观点。后来，裴荫森在《湘阴县图志序》中对郭氏的教化之功大为称赞：“巡抚广东，期年而教化大孚，讼衰盗逸，殊方海国，慑不敢骄。”

光绪二年十月，郭嵩焘受命大清钦差大臣出使英国，成为中国首位驻外公使。在任期内，郭嵩焘以礼部左侍郎的身份上书请求将王夫之从祀文庙，以式士林。他更对出使人员制定了“五戒”的工作纪律和行为规范，实为“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祖。”可见，郭氏在从政期间颇为关注“政教”中的“教”这一维度。

另一方面，郭嵩焘的社会教化活动也不乏政治关怀。光绪五年，郭嵩焘出使归来，在湘倡复湘水校经堂，以陶成人才。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思贤讲舍正式开馆，郭嵩焘担任主讲，阐述了其将为学、立身、接人、应务融为一体的办学宗旨。其时有肄业生21人，后有3人科举中式。

（清末鸦片的泛滥）

郭嵩焘还提议成立禁烟公社，力图通过联合同道，教导子弟，阐明义理，使人恪守恭敬之心。禁烟立学亦可期教化之效，“笙叔亦乞取思贤讲舍学规、禁烟公社讲约，意求阐扬此义，以启佑永定之隶学籍者，以期稍裨于教化。用此为心，是亦司学职者之一义也。”

兴教化、育人才，本是学官的职责所在。可见，郭嵩焘的社会教化活动对“政教”中的“政”这一维度亦有所关照。

王兴国先生曾提到，郭嵩焘长期的闲居时间，使他更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清醒认识晚清吏治腐败的真实情形。应该说，郭嵩焘的确是以士大夫批判性的眼光，认清了晚清中国吏治腐败、纪纲法度松弛、人心风俗败坏的严重问题。这一切，对于郭嵩焘来说，都意味着“失养失教”的政教困境。

“宋儒苏文忠公之言：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所以长短，在风俗之厚薄，而不系乎富与贫。若是者，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

民众极度贫弱，是为“失养”；社会道德沦丧和风俗败坏，是为“失教”。郭嵩焘对晚清“失养失教”的政教危机深为忧虑。

二、郭氏两种政教思想的渊源

置身于“万国梯航成创局”的时代，郭嵩焘研经考史，试图从传统智慧中寻求经国怀远之略，又广求博取西学西政，试图从西方经验中寻求富强之道。

（一）传统渊源：中国传统政教思想

先秦儒家的民本、德治、礼法诸说，构成了郭嵩焘政教思想的底色。他认为，孔子以斯文为己任，是为了守护“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他将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观点作了新的诠释：“人心所归向即是助”。

他重视孟子关于先王之教道的观点，“孟子曰：‘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举世昏然，不以为意，由失其教故也。”他也重视荀子的礼法思想：“荀卿有言：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

郭嵩焘继承了宋明理学的修养论、制度论。郭嵩焘注重政治人才“知耻”的品格：“周子云：‘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朝廷之上，销磨人才久矣，得一知耻者，其庶矣乎。”

（张载）

郭氏以张载的“大心观”自律，“张子言：‘人苟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益。’有限之心，只可求有限之事。欲致博大之事，必以博大之心求之。所谓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者也。”

他又认同张载的“变化气质”说和重视道德修养之社会条件的观点。他赞同朱子的德刑观：“朱子亦言：为政以宽为本，大体规模当如此。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惰戏豫之时，不作威而自严也。但其意一本爱人耳。施之政事，纪纲法度亦自截然而不可犯。今之所谓宽者，乃纵驰，非宽也。”

郭嵩焘从概念范畴到理论方法都继承了王船山“理势合一”的社会进化原理和公天下利天下的制度论。

郭嵩焘继承了道咸经世实学的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他接续了龚自珍从“人心世俗”出发来振兴王运挽救衰世的改革思路。魏源强调变的理念，认识到西洋水战火器是中国的必师之技，其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更是绿营水师的对治之药，“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

郭嵩焘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循习西洋政教、师夷以致富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曾国藩理学经世的学术志趣、忠信笃敬的驭夷之道、取法西洋的自强之策等，对郭嵩焘都颇有影响。

（二）近代渊源：西方政教文化

郭嵩焘将西方政治理解为中国的经世之学，“经济之学，洋语曰波里地科尔（Political）”。他颇能接受西方的政治观，其笔下的“外政”“商政”“路政”“船政”“邮政”“矿政”等，显然已突破了传统“吏治”观。总之，凡属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内政外交事务，都是政治的题中之义。

郭嵩焘考察研究了英国政治体制。光绪二年十二月廿六日，郭嵩焘首次到英国上议院旁听会议，深感英国法律之威严。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他受邀赴下议院旁听议会辩论，赞赏其自由与秩序。十一月十八日，郭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英国议会制的历史源流。

（英国议院）

他又追溯了英国议会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两党制、民选市长制、律师制度等，从而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君民相维是英国的立国之本。他在出使前就模糊意识到了西洋立国之本在于朝廷政教，至此，“政教”之“政”的实质内涵可以进一步明确下来，这就是君民相维的民主政治体制。

他还注意到了西方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如他对西方两党制有所认识：两党辩驳既能直抒胸臆，务实去虚，又能坚持多数原则，可谓用意至美。他对“所用必贤”的英国选官制度大为赞赏。他还考察研究了劳动改造制度、律师制度、陪审制度、监狱制度等司法制度，对西方法治社会很是向往。

郭嵩焘颇能接受万国公法及其法理观念。光绪二年二月，郭嵩焘约京师同文馆教习丁韪良讨论《星轺指掌》译稿，郭氏称赞该书第四十九节、五十节“尤多见道之言”。

是年底，郭嵩焘与外籍随员马格里论及“西洋交兵，不杀俘虏”，郭氏以为“即此足见西洋列国敦信明义之近古也”。这是肯定万国公法对于战争行为的规定具有合理性，接近于“三代”理想政治。

在光绪四年八月到九月间，郭氏先后研读了屠威斯的《公法论》和费利摩的《万国交涉公法论》，大致掌握了公法的源流派别，分期分类以及各国公法学者的“立言之旨”。

期间，他又在伦敦旁听了公法会讨论法兰克福大会所议条款，不由感慨道：“其议论之公平，规模之整肃，使人为之神远……虽使三代至今存可也。”这就将万国公法视为三代之礼的现实依托了。

同理，郭嵩焘也将西方学校制度视作三代学校制度的现实存在。在他看来，西方实行“学仕两途相倚”的学校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入仕从政，也能以所学自谋生计，颇为符合“三代”政教理想。

郭嵩焘通过对西方各项政教制度的考察和思考，从而获得了对西方政教文明的总体性认识，即西方近代文明是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学校制度、社会风俗等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联为一体的整体性结构。

“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默查文意，“世”是泛指世界各国，“政治教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性原则，只是居于世界一隅的近代西方国家更为“政教修明”。无疑，中国本来具有“政治教化”的优良传统，这就是郭嵩焘即使身处异国仍念兹在兹的“三代礼乐政教”。

概言之，郭嵩焘从“政治教化”的传统政教理念出发，通过对西方政治体制及其具体制度的现实考察和理性思考，逐步认识到了西方民主、法治、科学、教育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三、“以政教为本”思想的分期

本文认为，郭嵩焘“以政教为本”思想具有两个前后相连又有所区别的发展阶段。一是出使之前提出的“朝廷政教为本”说；二是出使之后提出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

（一）“朝廷政教为本”说

光绪元年，郭嵩焘上奏朝廷，“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这就是学界所概括的“以政教为本”“政教为本”或“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

从目前出版的《郭嵩焘全集》来看，“朝廷政教”的提法，有且只有这一次。那么，怎样理解郭嵩焘所说的西洋立国之本在于朝廷政教呢？从文本语境来看，郭嵩焘超出了总理衙门原定的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六条之议的讨论范围，标举了“朝廷政教为本”说。

（总理衙门）

换言之，郭嵩焘将总理衙门提议的练兵、制器、造船、理财统统归之于立国之末，而将朝廷政教作为立国之本。郭嵩焘认为，中国的自强之本是“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

按照他在该折中提出的“推求中外情势所以异同”的思想方法和论证逻辑，西洋朝廷正是中国朝廷的映照，而西洋政教正可作为中国政教的参照。因此，对于郭嵩焘关于西洋立国本于朝廷政教的独特言说，可从他对中国政教和西洋政教的基本观点来解读。

就中国政教而言，郭嵩焘中年闲赋时期的读书阅世，使他对晚清吏治腐败颇有观察和思考。咸丰年间，他曾与何伯英谈到：“天下受敝之由，必官吏先失其职。”其后，郭嵩焘向咸丰皇帝提出了以吏治为本的施政纲领。

同治年间，郭氏权抚广东“以整饬戎行为攘除寇盗之实，仍以讲求吏治以肃清祸乱之源。”光绪初年，他在海防之议中仍坚持己见：“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驰，民气郁塞，盗贼横行。”

在人心风俗方面，郭嵩焘在咸丰年间就表现了对社会人心无从维系的深深忧虑，“江浙风气，靡荡偷惰，重以浮诈，人自为心，无礼让联属维系之意，极为可虑。”同治年间，郭氏认识到社会风俗因为吏治败坏而日趋颓废，“至于吏治，败坏已极，风俗益因之而波靡。”在掌教城南书院时，他对士林风习之坏乱、湘人造谣诽谤之能事，多有领教。

所以，郭嵩焘在光绪元年的这次海防之议中又强调：“求人才，尤以挽回积习为先。朝廷念念以培养人才为心，邪正公私较然不能掩，则士大夫之精神自振，而吏治之功效亦必月异而岁不同。”据此，以整顿吏治、挽回积习、培养人才、提振士风为主要内容的“朝廷政教”才是晚清中国的自强之本。

就西洋政教而言，在出使西洋之前，郭嵩焘对此了解并不太多。他在咸丰六年的上海之行中，对西洋兵船、巨炮等西方器物有所了解。期间，他结识了“著书甚勤”的麦都事（W.H Medhurst）、“专攻数学”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学问尤粹”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又称赞洋人印刷书报“务为巧妙如此”。

此后，郭嵩焘颇为留意洋务和西学。但就目前所见的郭嵩焘日记、书信、奏稿等材料来看，他在光绪元年之前并未留下对西洋政教情况的明确记载。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

或许是得益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申报》等书籍报刊，接触罗伯逊、丁韪良、赫德等西方人士和冯桂芬、王韬等新学人士，他在该折中对西洋政教之源作了一个概括性说明：“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

这一洞见，令人惊奇，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如，他于同治元年目睹了英国与日本的通商条约，以为足增中国之愧。又如，他于同治二年接受了船主干勾荡的照片一张，并纵观所藏仪器、舆图。

再如，他于光绪元年拜会了英国总税务司赫德、英国公使威妥玛、传教士丁韪良等人。可见，郭嵩焘对西洋军政、律法、船政、工艺人才及其学养，是有所接触和认识的。

（二）“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

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时明确提出了“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的思想观点。更完整的说法是：“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这是将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两者共同作为国家富强之本。

应该说，光绪二年底，郭嵩焘出使海外，是其思想形成的重大契机。郭嵩焘出使英国抱有“专务考求其制度规模可以取法者”的制度意识，故能以政治家之眼光来考察西方政教文明。

在西洋政治方面，郭嵩焘从现实与历史的结合上广泛考察了以政党制度、自由选举、法治原则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他以“公天下”“利天下”“政教相维”等儒家政治理念来把握西方近代文明的根本精神：

（宪章运动）

国家的根本政治观念是“公天下”，君民相维是“公天下”的政治体制；各项具体制度都按照“利天下”的政治原则来设计，如行政制度务求便民，经济制度利国利民等；他还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上下相维之道”。

在社会教化方面，郭嵩焘出使英国之初，还曾劝说英国人理雅格要从“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来看待中国圣人之教的长处。然而，在实际地了解西方政教之后，他发现中国的仁义礼智信都不及西方。

西洋政治文教、科技制造等，无一不是源自于学术和学校。近代西方学术的根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西方学仕两途相倚的学校制度也远胜于中国科举制统制之下的学校制度。

如果将政教风俗作为一个文明国度的衡量标准，那么，郭嵩焘也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观，将西方看作是有教化的，而中国只是“半教化”的。因此，晚清中国要顺应天下大势，本末兼顾、循序渐进地学习西方，变法自强。这些思想的确立和定型，都是缘于郭嵩焘出使西国的人生机遇。

综上，郭嵩焘的“以政教为本”思想呈现出既前后相继又有明显差别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朝廷政教为本”说，已经具有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的思想内涵。

同治年间，郭嵩焘认识到纪纲法度事关国家治乱安危，“吾谓朝廷所以驾御天下，督抚所以驾御官民，一州一县所以驾御数十百万生民，无他，纪纲法度而已矣。今尽坏其纪纲法度，求以立国，难哉。”“自古世治则正气必昌，世乱则戾气先积。在官为纪纲法度，在民为风俗人心，皆可以察其阴阳消长之机，以知治乱之本。”以纪纲法度和风俗人心为立国之本的思想观点，已经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第二阶段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吸收了西方政教风俗的合理成分，因而至少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

一是“朝廷”置换成了“国家”，使该说更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蕴涵。“中国国家”的习惯性用法，或明或暗流露了西洋国家的背景存在。

二是按照“上而纪纲法度，下而风俗人心”的总体思路，该说更有借鉴西方上下相维之道或政教相维之道的意义。如西方军事实力强大，其实跟“上下一心”的政教风俗密不可分。“中土用兵与泰西异，泰西用兵，教之有其本，习之有其程，君臣上下，并心一力，以讲武为事，风俗成而人心亦定矣，是以其兵练而愈精。”

三是“纪纲法度”多少渗透了西方“治民以法”的民主法治观念。他颇为关注西方国家的纪纲法度，“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

四是“中国人心风俗”总有西方“政教风俗”的参照系之存在。他在出使期间听闻中国留学生的不端行为，“益伤中国人心风俗之敝，殆不复可挽救。”归国后，他仍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中国人心风俗”的字眼。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华书局2013年版）

如他论晚清官场的官官相卫现象，“人心止各顾其私谊，无为大局起见者，此中国人心风俗所以日趋于偏私偷薄而不复可挽救也。”又如，他对一味推卸责任的官场习气极为愤慨：“盖中国人心风俗之敝极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能与持久乎？可为痛哭！”

郭嵩焘的人心风俗论，蕴含着借鉴西方优良道德的现代意义，开启了人心风俗改革建设或谓国民性改造的先声。

四、郭氏政教思想的形成理路

郭嵩焘政教思想的形成与其人生阅历有密切关系。第一，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的确为郭嵩焘的政教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出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的短暂时期，他广泛涉及到军政、盐政、漕政、狱政等传统政治领域，也初步涉及了外交、船政、邮政等近代政治领域。

第二，担任朝廷命官，为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提供了平台和机会。如出任两淮盐运使实行盐政改革，出任福建按察使整顿狱政等。

第三，研经读史、考求西学的学术活动和从教办学的生活体验，为其持续关注学校教育、社会风俗问题，丰富完善政教思想提供了内在动力与理论支撑。

第四，首任公使的独特经历，在许多方面推动了他的思想产生质的飞跃。如深化了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认识，抓住了西方政教文明的根本，批判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等。

融通中西政教文化为郭嵩焘政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学理基础。一方面，郭嵩焘凭借深厚的中学根底，顺利接受了近代西方以民主、法治、科学、教育为核心的政教文明，同时又理性批判了西方的民气过甚、两党争权、奢侈浪费之风等。

（洋务运动）

另一方面，郭嵩焘在西方经验的映照下，更坚定了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政教相维的整体文明观，同时又深刻反思了中国传统政教思想和制度的弊端，触及了晚清政治改革的敏感话题。

郭嵩焘政教思想的形成有其一脉相承、前后发展的思想理路。一方面，出使英法是郭嵩焘政教思想演进的重要契机。郭嵩焘对英法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政教文明的现实观照和历史溯源，为其政教思想的深化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历史依据。

另一方面，郭嵩焘对晚清吏治、纪纲法度、人心风俗等“朝廷政教”问题的持续关注，为其后提出“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提供了思想前提。后者又因渗入西方现代性色彩而极大提升了前者的思想内涵和现代价值。

合而观之，贯穿其中的则是郭嵩焘“道一心同”的道论哲学和思想逻辑。郭嵩焘毕生追求的王道，本是“礼乐刑政……其道一也”的政教文明体。因此，郭嵩焘无论为官从政，还是为师从教，都具有一体化的政教关怀。

“道一”的追求调谐了他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双重身份，或官或师的单一社会身份从未让他放弃亦官亦师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及其价值构建和政治治理的双重责任。

与此同时，郭嵩焘秉持“天下之人心亦同”的道德哲学理念，承认西人具有与国人相同的人心乃至人性，又顺利接引了西方民主、法治、科学等政教观念，成为其时最具现代意识的士大夫。相应地，郭嵩焘出使前的“朝廷政教为本”说，最终发展成为出使后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实现了政教思想的质的飞跃。

总之，正是基于“道一心同”的哲学基础和连贯发展的思想理路，郭嵩焘以独特方式协调了他亦官亦师的双重身份，融通了中西两种政教文化，实现了其政教思想两个阶段的有机联结和质的飞跃，从而初步形成了一种既有内在张力又辨证统一的“政教相维”的思想形态。

本文系2017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湖湘哲学视域下郭嵩焘的哲学精神研究”（17YBA3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