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如何通？“道”该怎么讲？

——读刘强先生《四书通讲》

作者：汪进超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九月廿九日乙卯

          耶稣2021年11月3日

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新著《四书通讲》近期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上市未及两月，便两度加印，印数达15000册，在读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该书的特色在于立足“四书”，旁及“五经”，系统而细密地阐发儒家之“道”。作者以现实关怀追绎儒学脉络，使“道”在日用常行间显现其生命力，又以儒家思想观照当下社会，试图在时代的“迷途”中指出那扇“道”的“窄门”。可以说，这本兼具学术性、思想性与通识性的“四书学”著作，既是一位人文学者“问道”心路的真实写照，是儒家经典现代阐释的一次有益尝试，同时又可视为儒家思想在遭受百年批判后“一阳来复”于当代中国的一抹“缩影”。

一

宋代之前，儒学重心在“五经”。学者欲明经义，须以训诂考据为先。汉唐千余年间，各家注疏层出不穷，解经之作汗牛充栋，故士人治学，有皓首穷经之功。逮至宋朝，批判旧注而另立新说之学风盛行，学者亦苦于经注繁杂，欲探求更为易简的义理之门。南宋朱子踵武前贤，为《大学》“格物致知”章作“补传”，分《中庸》为三十三章并为之注解，以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又蒐集前人注释而编订《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于淳熙九年（1182）将四种著述并为一集刊刻于婺州，是为《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视“四书”为进入“五经”的阶梯，并倾注毕生精力进行校订原文、修改注释的工作，进而建构了有着深厚思想性的“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钱穆著：《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1页）的学术体系。这一体系的建构，“不仅是其‘私淑诸人’‘尚友古人’的伟大结晶，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宗教心灵的古老民族，在人文价值和理性精神上的义理释放和哲学突破”（《四书通讲·尾声》）。虽然此后由于庆元党禁等原因，朱子思想曾一度遭受打压，其“四书”学亦成为反对者攻讦的对象。但在朱子后学的努力下，“四书”学逐渐受到学者及官方的重视。元代延佑二年（1315），入主中原的蒙古政权规定士人以《四书章句集注》作经问。自此以后，“四书”便一直被作为科举取士的必考书目，朱子的《章句集注》也成为官方指定的权威注解。至此，儒学研究逐渐进入“四书”时代：“降至清代，‘四书’几乎演变成为科举的学问，虽然其间或有消长，但‘四书’学无疑成为宋代以后经学的主要范围，特别元明时期围绕经书的议题，绝大多数都是花费在‘四书’之上的。”（[日]佐野公治著，张文朝、庄兵译：《四书学史的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11页）

然而，在废除科举及“新文化运动”掀起反帝反封建思潮后，儒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运。其间虽赖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等“新儒家”的坚守，使儒学统绪不至断绝，但在“新青年”们的激烈攻击和各种思想与主义的“挤压”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藉以取士的“四书五经”，也难以避免地成为“痰盂”和“箭垛”，虚伪迂腐、禁锢思想、阻碍生产力等非议与谩骂何曾断绝！不过，罔顾事实的狂热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暴露出其背后的逻辑谬误。应当意识到，是统治集团选择了儒学作为巩固其集权专制的工具，而非儒学滋生了专制与暴政。刘强先生指出：“很多人带着这样的误解去看待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却完全无视儒学被毁弃之后的最近百余年，功利主义、官僚主义、权威主义等不仅没有在现实中消失，甚至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四书通讲·自序》）确如其言，现实的结果是对那些武断抨击的最佳回应。实际上，“正是专制的政权使儒家的天下为公、民贵君轻这样的政治理念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并不断被歪曲。而儒家的经世思想则一直保持着对于权力的制约”（干春松著：《儒学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2页）。在承载着儒学经义的“四书五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后，我们却惊愕地发现：“我们常常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就把责任‘诿过’给了祖宗和传统，殊不知，现实的种种弊病，正有很大一部分恰是毁弃了祖宗和传统所使然。”（《四书通讲·自序》）时至今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盲目摒弃传统的做法，意欲重新认识儒家思想。但历史的隔阂、观念的割裂，乃至是语言文字的距离，都成为横亘于儒家经典及其蕴含的思想与当代人之间的重重阻碍。因此，如何解读儒家经典，“激活”古圣先贤思想，更重要的，如何凝聚更广的“学缘”，使“道”彰显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于价值体系重建之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目前儒学研究者的责任与使命。而这本尝试着“破译”与“解析”那来自远古的“道”的声音，努力地勾勒出那“隐而未显或者显而未彰的‘道脉’”的《四书通讲》，所体现出的正是一位当代学者对“人能弘道”“道不远人”的信念的坚守与践履。

二

近年来，儒学虽远未回到其应有的位置，但令人欣慰的是，坊间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就“四书”研究而言，新近著述多是对其中某一种进行单独注解，以《论语》新注尤众。这固然是对经典诠释传统的延续以及儒学传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表明了在经过激烈的“批孔反儒”之后，人们又开始重视原典析读，尝试在对先秦儒学的现代诠释中重新认识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但这种单一的注解与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不免造成了儒学整体思想脉络的割裂。如此以来，由朱子建立的“四书”义理系统及“道统”诸说难以彰明，南宋至清代数百年间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思想资源也有孤立散乱之虞。基于是忧，刘强先生在完成《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9月版）五年之后，又将酝酿已久的通讲“四书”的构想付诸笔端。如其所言，写作此书的重要目的便是“重新梳理贯穿于‘四书’中的‘日用常行之道’”（《四书通讲·后记》）。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洵非易事，作者需要面临与解决的是“四书”学中的重要难题，即“四书”如何“通”？以及“道”该怎么“讲”？换言之，在“四书”体系内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各有其独立性，历来注解也多是在“四书”原有框架下进行注解与阐释，故而欲打破文本原貌以重新梳理“四书”的思想理路，需要深厚的学养与较高的理论运用能力。此外，正如《中庸》所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如何在自我体察的基础上讲述“费而隐”的“道”，避免“过”与“不及”诸弊，绝非易事。就此而言，“通讲四书”的工作，看似简单寻常，实则非经一番精研覃思而莫办。这本三十余万字的《四书通讲》，诚可谓作者苦心、诚心乃至道心的结晶。

首先，与以往“或问”“大全”“辑录”等“四书”注解体例不同，《四书通讲》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原有篇章进行重新整合，提炼归纳出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中庸、治平、齐家、教育、交友等十三个主题，又细分为学道、孝道等十八个子目。作者分门别类地引述“四书”中的相关内容，在孔、曾、思、孟“四圣”思想的相互参照下，对不同主题条目进行严谨的辨析论证。如第四讲“忠恕之道”中，作者为了论证“‘终身行之’唯有‘恕’”的观点，先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引出孔门关于“忠恕”的讨论，而后以《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应答表明“恕道”是人的“底线伦理”，接着又依次选取《大学》传十一章“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中庸》第十三章“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尽心上》之“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等相关论述，以印证“恕道”之渊源有自，且较“忠道”更为重要。在这种渐次的引述与阐释中，作者对于“恕道”的讨论也逐渐深化，进而在“求仁莫近”的话语逻辑下搭建起“恕”与“仁”的意义桥梁，充分彰明其伦理价值。可以看出，这种“以义类聚”的主题讨论并非是简单的语料堆积，而是在把握不同主题思想脉络基础上的融会贯通，义理的阐发正是在这种融会贯通中得以实现。

其次，《四书通讲》以“道”贯通十三个不同的主题，也体现了作者对“四书”如何“通”，“道”该怎么“讲”的思考。孔子曾言：“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朱子解释曰：“尝譬之‘一’便如一条索，那贯底物事便如许多散钱，须是积得这许多散钱了，却将那一条索来串穿，这便是‘一贯’。”（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39页）实际上，为学、修身、孝悌等不同主题便如朱子所说的“散钱”，而那条串穿这些“散钱”的“索”则非“道”莫属。故而《四书通讲》的十三个主题后都缀以“道”字，表明了作者对于“道”贯穿于日用常行中的理解。这样的处理也使得不同主题间形成“既可独立支持，又能相互勾连，彼此贯通，同时也有一个逻辑上的先后次第和首尾呼应的内在联系”的整体，以“道”贯之，恰如“索”贯“散钱”，进而“产生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格式塔’效应”（《四书通讲·自序》）。作者也将这种结构比作一座园子，“回环往复，义脉相通，可瞻前顾后，可左顾右盼”（《四书通讲·本书读法》）。此即所谓“四书”之“通”。而以“道”联结不同主题的过程，也正是“道”得以呈现的绝佳途径。实际上，我们几乎无法单独地就“道”论“道”，这是由“道”的本体特征决定的。王船山言“道者器之道”，以及熊十力“体用不二”之说也无非是就“道”的这一特征而言的。《四书通讲》的十三个主题，十八个子目，涉及个人到社会的种种关系，涵括了修、齐、治、平等诸多层面，使“道”显现于日用常行中。这种以“道”贯通不同主题，又在不同主题的辨析中彰明“道体”的范式，很好地阐释了“四书”所承载的即体即用之“道”，较为出色地实现了“四书”的“通讲”。

除讲论“道体”外，本书的结构编排也表明了作者在“历时”维度上对“道统”或曰“道脉”的关注。作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序：道的“窄门”》从“四书”的历史内涵及文化意义等方面带出朱子“道统”之说，而《尾声：道脉永传》则遥应《自序》，在收束十三种“日用常行之道”的同时，细致地梳理了“道脉”传递的内在理路与历史进程。如此一来，孔、曾、思、孟被放置于尧舜以至程、朱、陆、王的思想传统中，“四书”也重新回归到儒家经典序列中。在如此宏大而深厚的背景下，“四书”广阔的义理空间得以展现，而“道”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也得以释放。

三

王阳明尝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如其所言，对于“四书”的阅读与阐释，也应当以“求自信”为首要鹄的。就此而论，《四书通讲》可谓是一位当代学者对于“道”的自我确证的实录。作者自陈：“作为一个年轻时深受反传统思想影响的曾经的‘新青年’，我不过是碰巧在人到中年时，通过谦卑的阅读和思考，隐约听到了来自远古的‘道’的声音，然后斗胆将这声音再做‘破译’和‘解析’，分享给有缘的读者罢了。”（《四书通讲·自序》）作者曾有“尚幸中年始欲仁”之句，这不仅是与“四书”结缘，与先贤“为友”之际的感慨，更是其内心在久浸经典之后所产生的某种确信。故而《四书通讲》中的大多数讨论，实际上首先是作者与自己的“对谈”。从详尽的字词训诂到严谨的义理阐释，都表现出一种谦卑而诚敬的心态。如第六讲“义权之道”，作者为了探究“义”的本义与真义，先后从《说文解字》《释名》《春秋繁露》《孟子》《新书》《礼记》等典籍中征引例证，以作字源学的训诂考论，进而总结出“仪”“宜”“我”“理”“礼”“节”等阐释，在不同含义的相互参照中，标举“义者，宜也”之说。这种“小学”考据虽稍显枯燥，甚至在一些以义理为重的学者眼中不值一提，但从字词考据出发的文意解读与义理阐释，自然更为厚重，也更令人信服。正如程子所说：“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读论语孟子法》）可以说，作者在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中对“道”的自信与自证，使得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本“证道”之书。

此外，《四书通讲》又可视为一本“辩道”之书，这源于该书所体现出的批判性。在“求自信”的同时，作者又俨然成为一位“辩者”，随时“辩难”，处处“反驳”。如讨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作者对杨伯峻“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的翻译提出异议并逐字辩驳，进而得出“专在偏激反向的一端用力，就会有害了”的新解。在谈论儒家“民本”思想时，作者又批驳以鲁迅诸人“孔子思想为统治者服务”的观点：“这种只给文字做神奇的‘阶级分析’，完全不顾古汉语修辞本有‘错综’之法的思路，固然毫不费力地把孔子划到了奴隶主的帮凶一边，却也把好好的学问思想给讲歪了，把宅心仁厚的圣贤给抹黑了！”作者还从“四书”及“五经”中大量征引论据，有力地论证了孔、孟等人的“民本”“仁政”思想……此种驳论在书中随处可见。针对“五四”以来对于“四书”及儒家之“道”的俗见、误见与偏见，作者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并通过考据、论证及逻辑推理等方式一一辩驳，提出自己的见解。也正是在这种不同观念的博弈与张力中，经典的本义得以彰显。故而作者虽处处“树敌”，却又“左右逢源”：引林语堂《苏东坡传》讨论“学缘”，引《老子》以证圣贤之“知不足”与“自视阙然”，援马克思·韦伯之言探讨“性善”，乃至引《旧约》“孝敬父母”之诫以论“孝悌”……凡此种种，皆可见儒家思想本来蕴涵的某种普适性价值。

当然，作为一本当代的“四书”阐释著作，《四书通讲》亦是一本现实之书。作者谨遵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教诲，在“沿波探源”以阐明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将其置于当下社会进行审视，以期抉发“道”的现实意义。故而其于“治平之道”之后论述“齐家之道”，看似与《大学》“修齐治平”之次第相龃龉，然若稍加研读，便能发现其用心所在。盖“齐家”所指，本为先秦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贵族之家，即顾颉刚所谓“具有左右国之政治之力量者”，故而《大学》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理论在当时有其重要意义。《四书通讲》于探究“齐家”之前讨论“治平”，正是其现实性与当代性的体现。此外，在对“证父攘羊”这一公案的讨论中，作者力证“亲亲互隐”之“直”，并以其反思当代刑法，倡赞“容隐权”与“沉默权”的必要性。这些将儒家思想置于当下社会进行思考的做法，既体现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也是其以“时”“中”等原则理解“道”的例证。如其所言：“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试着做一张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的答卷。一方面‘复盘’那些被‘篡改’的经典阐释系统，一方面尝试‘激活’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文明基因，‘赋予’其新的意义和价值。”（《四书通讲·治平之道》）

朱子曾批评时人解经的不正之风，说：“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朱子语类·卷十一》）时至今日，其言犹振聋发聩，引人深省。实际上，那未尝有一息停歇的“道”何曾“远人”，其隐而不张，晦而不明，乃是人自远之。当下社会，依然有不少人徘徊于观念、价值乃至信仰的分岔路口而不知所往。故而如何做好经典的当代阐释，拉近“道”与人的距离，进而在不经意间指明“道”的方向，找到那扇“道的窄门”，无疑是值得深入且长久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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