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教无类”思想浅谈

作者：王钰（《孔学纵横》编辑部副主任）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第45期

“有教无类”，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一种教育观点，也是孔子原创的教学思想内容。教育，不分类别，不管什么人都应该受到教育。在教育面前，不分贫贱富贵，各个阶层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体现了孔子的平等教育思想。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影响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表明了孔子思想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不易与伟大，有着巨大的贡献，也具有着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

一、“有教无类”的思想来源

“有教无类”，出自《论语·卫灵公》。在西周时期，贵族、富豪人家、达官贵人等阶层的孩子才能享受到教育，教育被贵族、奴隶主所垄断，贵贱尊卑之分有着严格的界限，教育集中在了上层阶级的“学在官府”，教育不可能有平等而言。所谓“类”，即按地位、贵贱、庶鄙等划分，奴隶或贫民的孩子按“类”不可能进学堂受教。而孔子“有教无类”正是改变了这种等级森严的不平等教育体制，打破了等级界限，教育才从贵族阶层走向民间，普及于平民，除了出身贵族的子弟可以受教育外，其他各阶级、阶层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孔子的教育对象、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他办教育，反映了当时文化下移的社会现实，“学在官府”的局面得到大大改变，对受教育者一视同仁。不管地位贵贱，不分种族、氏族，都可以到他门下就学，人人都能争取入“仕”。“学而优则仕”从民间普及，人人成才。孔子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以私人身份招徒讲学，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家”学校，开创了中国古代私学的先河，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大转折，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思想。但做出这种设想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对当时贵族的“官府学堂”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触撞。

对于“有教无类”，有学者理解为：一是作为人是有类别的，比如有贵、有贱、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的、有恶行的，但通过教育，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要做到“有教则无类”；二是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地域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是前提，“类”是结果。

在《论语·述而》中，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为篇名；“脩”，字义上讲是高，长的意思，可引申为遥远，美好的祝愿之意。所谓“束脩”，是一束干肉，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也作为弟子用来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在古代拜师求学时要送老师一点礼物，这是古时的一种礼节。孔子创办的“私学”，求学者虽是送来一束干肉，是很轻薄的一点见面礼，但孔子认为，只要学生拿着一束干肉来做见面礼的，就不应因为其家庭困难而拒收，也不应因为只有一束干肉而不教诲其道理，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诲。微不足道的见面礼，实际上也是求学者的诚心和学习的一种心意，也是求学者尊师的一种“标志”。当然，“束脩”，以后成为一种代名词，尊师不一定是为了“束脩”。孔子不以自身利益的多寡而放弃教诲学生。“人之不教，何弃之有？”表明了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有教无类”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这种不分贫贱、富贵，坚持教育平等的社会理念的大无畏精神。孔子注重言传身教，他曾表明自己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是尽心尽力、毫无隐瞒，将自己的一切知识传给弟子的。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这段话意思是说，你们大家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不教的吗？我没有什么隐瞒不教你们的，我没有一点儿不向你们公开的，这是我孔丘的为人。由此可知，孔子一是树立了身教的职业道德；二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对每个学生都没有隐瞒不教的；三是把学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让学生亲自去体验和感悟。所以，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历代学子皆称其为“万世师表”。

二、“有教无类”思想的基本内容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教育的大同世界，他的“有教无类”的理想与目标明显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教人学到知识，与孟子所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同样的道理，是让人们提高文化素质；二是教人懂得伦理道德怎样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去，从而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风范与良好社会风气。这两个目标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因而“有教无类”的思想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改变普遍教育制度的一种形式。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格物、致知而达到修身的理想最高境界，这就要求受教育者积极提高个人修养，并为家庭、社会做好贡献，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教育对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孔子要求学生“博学而强识”

春秋时代，教育与学术由贵族、官府垄断为“官学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思想，创办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成为教育改革的新起点。儒家选编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依据，如《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并将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育培养的目标是“成仁”；教育的对象是“有教无类”；教育的原则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教育的方法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也”的循次渐进的启发式；教育的态度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举一反三”，由量变到质变的诱导式。总之，要求学生以成才为目的。

孔子要求学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孔子认为对“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的上智、下愚与中人的差别教育，重点要掌握“因材施教”，对不同特点的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和不同的对待，只要“类”的区别方法得当，符合教育对象的实际，就能有针对性地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发展进步。

孔子还主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学则思”，学习与思考不能相互偏离，是巩固知识并将其转化吸收的有效途径。孔子倡导不管贵贱，都应相互学习，相互辅助，取长补短，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他承认：“性相近，习相远也。”人与人之间本性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环境不同，才使得人们有了差距，这表述了孔子注重后天教育的思想，这也是他“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孔子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有着很迫切的要求，唯恐其来不及或赶不上，对自身学习到的内容又生怕会失去，求知欲望很强。如“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这句话对勤奋好学者来说，是至老不衰的求学精神的一种写照。对照孔子的这句话，相较于学生面对的知识海洋，其所学所知就如同沧海一粟。要想不断地充实自己，就要有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的学习精神，就要像子夏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般，广泛地学习并坚定自己的志向。孔子教育学生要多读书，而且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含量，才能“博学而强识”，才能把学到的知识熟识于胸，运用到实践中去，才有“仁”在其中，这也就是“谓之君子”。

（二）孔子要求学生要“格物、致知”的“做人”，做“君子”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贫而无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是孔子对待现实生活的要求和态度。

主张“有教无类”者，要培养“君子”，“君子务本”。那么“本”在何处？《大学》开宗明义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做人”？如何提高道德风范？如何净化人的心灵？如何完善人格？如何力求达到“做人”，做“君子”的最终目标？教育的功能就在于此了。

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强调“做人”的功能效应，就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与孟子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一脉相承的。孔子将仁、义、礼、智称为“四体”。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还围绕“仁”和“义”为中心，提出了“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五行”（即恭、宽、信、敏、惠）和“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孔子的教育学说使儒家的道德价值目标指向现实生活，并确定了基本的道德秩序和“做人”的道德观念。道德使人完善，这种完善的理想，也不是完全对现实存在的简单描述、概括，而是对现实存在的抽象和超越。人，作为主体性存在，不同于其他一切事物，其有着自我意识，其行为受自我意识支配，并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正因为人有对自我的意识，其行为才有自觉性、主动性。孔子的教育方法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将“君子无所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庸之道”等作为重要问题，对受教育者加以正确引导、规劝、规训，使其转化思想，磨练性格，通过“反复思考”，改变态度，改变思想认识，最终获得自控与自我约束能力，由此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形式。在封建社会，宗族有“诫条”“家约”“家训”“律法”等，民间有“乡约乡规”，《三字经》等，都强调勤操事业，正己修身，遵法度，莫胡为。诸葛亮有《诫子书》，南北朝时期有《颜氏家训》，后世有《弟子规》等，都是要营造一种懂道理、好理解的良好思想道德规范。“有教无类”还着重解决人们思想上存在的“高压线”问题，注重解决人们行为上的“动机”问题，通过理解哪些问题是违背道德原则的准则问题，让每个受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都要“如履薄冰”，“惟恐惟惶”；小心谨慎，认真做“君子”，“不做小人”；要“君子坦荡荡”，不做“小人常戚戚”；要做“君子怀德”，不做“小人怀惠”。即使监狱里的犯人也要通过“有教无类”，化“恶性”为“善性”，既“改造人，又造就人”。由此看来，孔子在“教”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做人的“仁”，有“仁”，才有“知耻”“羞恶”之心。正如孟子所说的“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不仁之人”明知道自己厌恶潮湿的水洼之地，但也要去居住，这是主动求“祸”，就会堕落为“小人”。如何对待“小人”？如何对待低级趣味的“人”？不是不管，而是要“有教无类”，并要“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即使犯过罪的“恶人”，也要采取“以人为本”，“格物、致知”的循次渐进的反复教育。同时，对“过而不改，是谓之过矣”的人，也就是对有过错也不加以改正的人，也不能放弃，而是要以“长善救人”的态度去帮助教育他。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对本性的觉悟，对人的本性的完善。人，对于自己的罪错，在自己内心产生厌恶心理，称之为“惭”，在他人面前感到羞恶则称为“愧”，“惭愧”就是对自己罪错的羞恶之心，是一种内心的愤怒，是对自己行为的自觉难过和内疚。所以要通过“磨炼”心性，让人注意自己的行为，才能达到“不可为”“不必为”“不敢为”“不能违”的警示教育效果。孔子对公冶长的态度就是一例。笔者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对累教不改的犯罪者的“教育、挽救”，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方法论。犯人，既是犯罪者，又是个性的“人”，有可教育转化的属性，不能老戴“近视镜”看待问题，要一分为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这是“有教无类”的践行验证观。

孔子还强调“善”的功能效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儒家强调：“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为善”的表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孝”“悌”看作道德的根本，认为一个人能够遵守“孝”“悌”之道，那么他就能与人友好相处，这个人在外犯上作乱，胡作非为的可能性就很小。所以，把“孝悌”作为善端，把“仁心”作为“君子成人之美”，就可推及“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的“爱人”思想。

儒家以孔子为楷模，要求人们做事要“三思”而“后行”，“敏事，慎言”，主张“礼”“和”“中庸”“三纲五常”和“温、良、恭、俭、让”。

孔子的“有教无类”形成了一整套儒家的理论体系。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中，前五个环节指明了个人道德修养的过程和方法，后三个环节则是这一修养实践的完成。这说明儒家把“有教无类”的个人教育的完善与社会的完善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共性与个性的联系，其既有偶然性与必然性，又有量变到质变，“有教无类”的目的强调的是要以道德兼天下，而不是仅仅独善其身，其设计的理论学说方案是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并作为一种“做人”的理论准绳而去教育实践。

三、“有教无类”有着调控社会秩序的功能

《论语》是孔子思想的真切体现。感悟孔子思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意义。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尤其是“有教无类”思想，是孔子总结了许多教育实践和社会上的不平等教育结构，才提出的自己的主张和原则。“有教无类”思想为以后的“无类”教育实践奠定了基础。其博大精深的历史价值同样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宝贵思想遗产。在今天看来，实行全民普及教育是理所当然的，是必须的，可在孔子的时代，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时变革，这种“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教育对象的改变，必将受到底层人民的36孔学论衡广泛拥护和爱戴，无疑开创了平民百姓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先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亲自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私学”。正因为“有教无类”的“开门”办学的思想，他才有了“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的学生队伍。孔子提出人必须受教育，人必须学习，才能掌握知识和礼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念终始典于学”（《尚书·兑命》）。

孟子少年家贫，孟子拜孔子的嫡孙子思为师，潜心攻读孔子的儒家学说。孟子主张“王道仁政”学说，在强调个人品德修养方面提出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主张。孟子还提出继承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体系，要求无论哪类求学者都要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方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因为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才出现了贫困家庭出身的孟子这样的“亚圣先师”。汉代董仲舒说“教，政之本也”。他认为：“有教无类”与社会秩序管理有关联。这说明教育与政治存在相互作用，政治是与普遍教育有关联的，有教育就有政治管理，是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社会成员的调控，是通过必要手段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调整和控制，其表现为人们遵循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活动和过程。同时，“有教无类”在当今社会中，作为一种调控、维系社会管理的作用杠杆（如司法部门），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从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到普及全民教育、学文化以及九年义务教育，都是“有教无类”的具体形式体现。教育战线上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对“后进生”采取不抛弃，不嫌弃的教学方法，也是“有教无类”的表现形式。不随便开除学生，使其流入社会，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笔者在监狱工作期间深有体会，笔者对各类犯罪分子的教育也实行“因人施教”，区别对待，对顽危犯、累犯、惯犯也采取“举一反三”的教育转化方法，“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古人认为：善于作战的人，不能仅凭武力，也不能轻易被激怒；用兵的人，不该采取攻势的时候就不要进攻作战，应“以攻心为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不迁怒，不急躁，善于“克己”，才能“复礼”。监狱的“有教无类”教育，将犯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改造的；二类是比较好的、中游的；三类是顽危犯。并不因为一些“三类型”的顽危犯而放弃教育改造工作，而要做耐心细致的转化工作。同时监狱教育有相当一部分犯人还报上了电视广播大学、成人自学高考、函授大学等，有的犯人拿到了大学、大专文凭，出监后重新再就业，化腐朽为神奇。这些都说明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是非常正确的，“有教无类”也是管理社会的有力手段和必要措施。

以上情况说明，“有教无类”的“教”，不仅是公众的、普及的，也是“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目的有三个方面：首先就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地增长；其二就是挽救人的过失；其三才是学到文化知识，不学下愚之人。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儒家倡导以教兴国，“有教无类”，是“教化，国家之急务也”的真实体现。“有教无类”使各类受教育者知所趋向，确立了行为的基本原则，提高了民族素质，促进了社会发展以及振兴了国家。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