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讲述中国哲学与“世界性百家争鸣”

来源：“岳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九月十三日己亥

          耶稣2021年10月18日

9月12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简称“高研院”）成立。作为高研院成立系列活动之一，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处、湖南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岳麓书院讲坛之“人文大家谈传统文化”专题系列讲座。9月25日，特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先生在线开讲“中国哲学与‘世界性百家争鸣’”，在线听众累计达40万人次。

讲座开始，杨教授就提出，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乃是以世界哲学的历史衍化为其前提。步入近代以后，随着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开始彼此相遇，并逐渐形成实质性的关联。在此背景下，哲学建构以及哲学的论争即使发生于中国，也开始具有世界的意义。历史地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既呈现世界性的意义，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而如何更为深入、更为自觉地通过参与这种争鸣以发展自身，则是中国哲学进一步演进所面对的问题。接着，杨教授从“中国现代哲学：融入世界哲学与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世界意义的进一步展现”“历史展望：更深入地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一、中国现代哲学：融入世界哲学与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杨教授指出，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与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首先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展开为科学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的交锋。论战发端于人生观，由此又进而涉及社会文化的其他领域，以张君劢为主的玄学派侧重于科学与哲学的划界，而丁文江领衔的科学派则更多地肯定了科学与哲学的相关性。外在地看，此论争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似乎与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多少关联。然而，作为中西哲学已经相遇之后展开的哲学论争，科玄论战已折射了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变迁。事实上，科玄之战尽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但它所折射的，却是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一背景，使之不同于地域性的学派争鸣而具有了世界意义：就实质的层面而言，科玄论战可以视为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论争在现代中国的延伸。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论争属近代以来世界性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面。除了思想论战，20世纪初中国哲学界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体系性思想建构的出现。一是熊十力提出的“新唯识论”体系，二是梁漱溟构建的意志主义的哲学系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上承儒学思想，并吸纳了佛学的观念，似乎呈现某种传统的形态，但它同时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影响并在理论上对近代以来的哲学问题作了回应，从而，已属广义的现代哲学。梁漱溟的哲学源于儒学（特别是明代王学），但同时融入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若干观念，包括叔本华的意志主义思想。二者的思想虽然形成于20世纪初的中国，但它们不同于传统哲学而呈现现代形态，并至少在具有现代形态这一点上，并非完全隔绝于世界哲学。他们的哲学建构已非囿于以往的传统而展现出世界性的意义。同时，他们还对广义的西方思想和西方文化提出了种种批评，这是中西之间或东西之间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以东方学术批评西方的科学文明，既关乎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互动，也涉及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争鸣。

20世纪的30、40年代，冯友兰、金岳霖等中国哲学家在哲学之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形成了新的哲学系统。以冯友兰而言，其“新理学”体系上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程朱学派，同时又吸纳了西方现代的新实在论以及广义的实证主义，从而有别于以往的“理学”。金岳霖在哲学理论方面与现代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呈现某种同步性，其超越或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便体现了这一点。他还对形而上学（玄学）作了区分，并认为对形而上学的不同形态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二人同样对西方哲学提出了批评。相对于熊十力、梁漱溟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冯友兰、金岳霖的看法无疑更深入地体现了新的哲学视域，而其中展现的哲学立场，则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哲学论辩：尽管冯友兰和金岳霖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发表其相关论点，但不仅这种哲学观念蕴含世界的意义，而且相关的批评也针对世界性的哲学趋向，并可以纳入与之相应的哲学争鸣。

二、世界意义的进一步展现

杨教授认为，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哲学的演化依然没有离开世界哲学的背景。相对于前一时期，哲学的变迁出现了新的格局。中西哲学中的不同分支、不同人物、不同问题，在不同层面上都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具体考察和多样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在哲学的各个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属于不同哲学传统。中西哲学之分以地域为根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涉及学派的差异，然而，三种传统在中国的相遇，却包含独特的意蕴。三者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果，无疑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的主流哲学往往主要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加以理解，而不愿承认其哲学上的原创意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成果，基本上在西方主流哲学的视野之外。在杨教授看来，忽视多元的哲学智慧，似乎也导致了西方主流哲学的贫乏化、狭隘化。比较而言，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性的同时，又兼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并以三者为哲学建构的资源，这对于进一步的哲学思考，无疑可以提供更宽广的背景。马克思主义之取得主导地位，辩证法受到了空前的推崇，不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得到了关注。然而，在实质的层面，知性思维的方式却往往大行其道。各种形式的划界，成为重要的思想景观。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哲学界，辩证法的形式下，又蕴含着实质的知性思维，后者与主流的西方哲学又呈现相通性。这样，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尽管没有直接参与西方哲学的论争，但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以上哲学趋向却以相拒而又相融的方式，展现了其世界意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哲学领域出现了不同的现象。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逐渐走向沉寂的西方哲学再次复兴并渗入哲学的各个领域。西方的不同学派，包括主流的现象学、分析哲学，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哲学领域，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以此为前提，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论争以更深入地走向真理性认识，也成为可能。然而，随着不同思潮、学派、观点的蜂拥而至，各言其理，互不相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世界范围内的以上思想景观也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于中国。杨教授指出，这里可以注意到多样性和相对化的分别，多样性与相对化的交错和不同走向，既呈现于世界范围内的哲学领域，也先后出现于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的中国哲学界，在这方面，现代的中国哲学同样融入了世界性的哲学之流。

紧接着杨教授强调，与以上现象相关的，是一致与百虑的关系。比较而言，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中国哲学的演化更多地呈现“百虑”的趋向，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对“一致”的追求成为更为主导的方面。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近代以来世界哲学的演化。

三、历史展望：更深入地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在杨教授看来，从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哲学的演进过程，不难看出，与前现代的哲学变迁仅仅限于自身传统不同，中国的现代哲学已融入世界，其不同的哲学趋向既折射了中国之外更广视域中哲学的分化发展，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哲学论辩，由此展现了世界性的意义。中国的现代哲学已超越了地域性而走向世界哲学。作为以往从未出现过的历史现象，这种“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无疑向我们提出了需要正视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现代的哲学变迁，已从不同方面对此开始加以回应，更为自觉地参与这种争鸣，则是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

20世纪的下半叶，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并由此进一步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彼此互动。这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确立自身主导地位的同时，也曾出现某种教条化趋向，在参与世界性争鸣的过程中，如何使马克思主义超越教条化、抽象性，无疑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这种超越的内在指向，在于回归具体性。

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演变，同时蕴含多样性与相对化的不同趋向。参与世界性的争鸣既需要避免定于一尊的独断论，也应与“怎么多行”的相对主义保持距离。承认多样性，扬弃相对主义，是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需要坚持的立场。

杨教授指出，以上的学术立场，内含一致与百虑的统一。从世界范围看，不同的哲学传统总是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而特定的历史、文化，又往往赋予各个哲学传统以特殊的形态，在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既需要关注和认同哲学的普遍性规定，也应当承认不同哲学系统的个性特点，这一意义上的认同与承认，伴随着哲学的争鸣过程，一致与百虑统一的背后，便是对认同与承认的双重确认。

最后，杨教授强调，以具体化扬弃抽象性和教条化、以多样性扬弃相对化、肯定一致与百虑的交融，主要侧重于观念之域的思维进路。由此，应当基于对现实的多方面考察，进一步通过切实的建设性工作，提供解决或回应相关问题的系统思考。在此意义上，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切实的建设性研究，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建设性的思考中走向世界、发展自身，是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题中之义。与世界性百家争鸣以建设性的研究为前提相应，争鸣本身并不是终极的目的。争鸣本身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今天参加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也并不仅仅以不同思想传统、不同文化立场之间的对话和交锋为指向，而是同时表现为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过程。

提问互动环节，杨教授教授对网友提出问题给予了细致而深入解答，令人受益匪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