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教堂之争，两个“残疾人”的战争
    作者：刘国鹏
    来源：《世界博览》杂志2011第9期
    
    
    
    　　现代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共存，这一点基督教和儒家学者均应清醒认识。
    
    　　自2010年12月22日两岸10名儒家学者联合发表《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以下简称《意见书》)之后，儒家龙兴之地一—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一事遂掀起阵阵“网啸”。
    
    　　有好事者，几拔高其为新千年的儒耶“文明冲突”，或将其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相提并论。
    
    　　在中华文化圣地建大教堂的话题因时间流逝和快节奏已被许多人淡忘，但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文明对话、儒家文化重建、基督教本色化、宗教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宗教管理和认同等问题，无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具有长期有效性和深刻价值。
    
    　　《意见书》的签署和网上联合署名行动，折射出儒家之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复苏。
    
    　　在当下中国，儒家、基督教同为弱势群体，一个“魂不附体”，一个被斥为“外来宗教”，因此，笔者曾将此次事件比作“两个残疾人”之间的战争。
    
    　　基督教因为中国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沦丧而因祸得福，使其大范围快速传播。但其“本色化”远未完成，而在传播心态和方式上保留了历史上始终一贯的咄咄逼人、唯我独尊姿态。
    
    　　如今，儒教有了觉醒意识，它虽沦为“游魂”，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非但没有退场，反而极力寻找新的依附体系，随时准备“借壳上市”。
    
    　　儒家学者对基督教的心怀不满，非自今日。从历史上看，儒家士大夫对佛、道二教的攻击和打压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佛教完全中国化之后，其方式略有改变而已。这一常态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儒教自身的排他性特质，而这一特质的塑造，很可能与权力体制的结盟和互渗，终至血肉相连不无关系。而伊斯兰教之能幸免于难，并非归功于历史上儒教的宽容，而是其一贯边缘化的文明地位和角色使然。
    
    　　然基督教则远未如此幸运。从罗马天主教的“礼仪之争”，近代历史上的种种“教难”，到1949年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艰难传播，除了基督教仗西方殖民势力欺辱国人这一耳熟能详的政治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也与其难于突破儒教所依赖的宗、法制度有关。
    
    　　而随着私塾、科举制度、帝制命运的终结，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意识形态的大规模破坏，基督教可以说终于摆脱了儒教在历史上设置的种种障碍，导致其传播一日千里。
    
    　　不过，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文化中保留一席之地，完全融人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文化的血中血、肉中肉，则必须加速其在中国的“本色化”转型。这一转型自20世纪20年代起步，迄今尚未完成。
    
    　　试想，如果曲阜的“圣三一国际礼拜堂”的建筑风格舍哥特式，转而采取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那么，人们在心理上的抵制态度是否会大大减弱呢?此外，如果有一天，基督教能够像佛教一样，变得含蓄而隐忍，成为中国人思想和生活中的内在构成成分，那么，不但儒家学者、一般大众，甚至执政者对基督宗教的不信任态度也将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儒教学者对具有“外来气质”的基督教的极度反感和不信任，折射出其对儒家文化复兴乏术的深度忧虑。而儒家文化的真正复兴，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则是能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有效抵抗基督教的更为可行的方法。但是，就目前众多以匡扶儒家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开出的复兴药方来看，无沦是儒教国教化，还是走建制道路的民间宗教化(如孔教、德教等)，均缺少可行性。
    
    　　儒教失去了皇权的保护和宗法制度的支撑，以及科举制度所提供的在教育和政治领域当中的垄断性经营，加之缺乏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经验，很可能会面临被其他宗教或社会思想运动所吸收要、从而失去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可悲命运。
    
    　　但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建设又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共存。
    
    　　基督教能为儒家的复兴和更有效地适应、融入现代社会提供制度和思想资源，而儒家文化则可以与基督教在很多共同价值上达成共识，从而为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精神、心理和道德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