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第40辑内容简介、目录及摘要

书名：《原道》第40辑

主编：陈明  朱汉民

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版

【内容简介】

本辑儒学研究栏目广涉穀梁传正论、荀子法思想、上古观礼论、春秋王鲁说、北宋稽古学、晚明治道论、晚清公羊学，以及明代书院、魏源理学、苏南义庄等基本命题，不乏新意和推进。百家论道栏目从道家与佛家、政治学与民族学等他者视角，观照清初图书易学、康有为政治思想、儒家博爱观、英语世界书院等交叉议题，互鉴互明所在多有。处士横议栏目围绕正名、平、天理与国法等经典范畴进行跨学科议论，颇有现实关切

【目录】

【摘要】

1.《易经·序卦》探微

郭继民，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内容摘要：《易经·序卦》虽非孔子所作，但却大致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其证据既可从孔子对《易经》的态度获悉，又可从《系辞》中的相关论述中知晓。易经《序卦》虽短短三四百字，然却意蕴丰厚，言小旨远，颇值得研究。它不仅通过确定卦之排列顺序定下“儒家易”的调子并置于一尊，而且还通过体用、象数等解易之方法，将六十四卦诠释为一个有机整体。客观地讲，后人对卦序的解释近乎完备，然而，卦之排序逻辑依据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今人对卦序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究，有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言之，有学者从哲学（义理）的维度切入，有学者从象数的立场涉及，亦有学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索。然总体观之，诸种探索皆不能单独地说明六十四卦排列之奥秘。研究《序卦》，应将象数、义理及“历史的辩证之方法”（哲学）结合起来考量，方不至于偏颇。

关键词：易经；序卦；孔子；儒家易；历史的辩证

2.《礼记·祭统》孝道观的神圣意蕴

孙忠厚，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祭祀是指人神相接的仪式和行为。《礼记·祭统》将祭祀规定为事亲之道，对祭祀孝亲作了创新性的阐述。这种阐述在逻辑理路上分两步。其一，《祭统》提出祭祀十义，在肯定祭祀“见鬼神之道”的宗教性意义之外，着重突出祭祀活动的人伦意义。其二，从祭祀的人伦意义出发，《祭统》在祭礼与心志相统一的礼学基础上，将祭祀规定为事亲之道。祭祀事亲要求孝子致力于斋戒来修整身心，力求实现诚敬的精神状态，从而获得“交神明”的神圣体验。祭祀事亲蕴含的孝顺精神，借助于祭祀的神圣场域，呈现出广泛的社会教化功能。结合宗教学理论发现，祭祀事亲兼具宗教神圣性和人文化成性。从祭祀事亲的思想线索看，儒家经典实有不可化约的神圣维度。发掘儒家经典的宗教性意义，既切合经典的本意，又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儒家式的安心立命之道。

关键词：《祭统》；祭祀；孝道；神圣；教化

3.《论语》“善人”解释的“德位之争”

时婧，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内容摘要：《论语》中的“善人”应当以“位”为基础还是以“德”为基础展开解释，历代分歧很大。此种“德位之争”实际上反映的是历代注家在由凡入圣的思想路径上的不同看法。以郑玄、刘宝楠为代表的重位派注重以圣王法度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推行政教，化民成俗，因此将“善人”定位为为政教化的在位者形象。皇侃、朱熹为代表的重德派则认为相较于外在礼法而言，内圣建构更加紧要，因此在“善人”的解释上侧重于个体内在人格境界的探索。将这两种解释的思想内核置于儒家思想的体系当中，分别对应的是重礼和重仁取向。礼和仁是“互为体用、内外并进和多向发展”的关系，这两种解释路径亦是如此。探讨经典解释的具体问题时，须明晰其解释的内在理路，同时将其置于儒家思想的脉络中进行哲学分析，唯此方能对注疏背后的思想观念有相对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善人；德位；《论语》；解释；仁礼关系

4.《孟子》《荀子》引《论语》考论

陈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历史学博士。

内容摘要：作为儒学在战国时期的两座高峰，孟子、荀子同尊孔学而各有效力，对孔子言论的梳理与诠释尤为措意。在考察战国时期《论语》文本的传衍情形时，《孟子》《荀子》中的相关引述与诠释无疑是最为基础的文献。《孟子》注重发挥《论语》中的道德训诫，推衍仁义之说，阐释道统与治道，高扬儒家的政治理想。《荀子》侧重汲取《论语》中论学、论知的思想资源，显示出重知与重行的思想取向。从儒家的述作原则来看，《孟子》《荀子》对《论语》的引述、化用、推阐，均出于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意在构筑孔子遗说与自身学理的关联。总结梳理这些零星散见的引述，既可反映孟、荀两家在理解孔子言论时各具深造自得之处，亦可呈现两家在论仁、释礼、议政中共通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更可说明两家在阐释孔学与建构义理的过程中其实有着共同的文本依循。

关键词：孔子；《论语》；《孟子》；《荀子》；孟荀同尊

5.《荀子》文化演化思想发微——兼论礼义起源问题

马兆仁（Jordan Martin），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作为自然主义者的荀子，其思想之核心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存在何以可能，亦即人类何以“能群”。荀子的答案是“分义”以“制群”，即以“分义”制约群内争夺，扩大合作规模。作为人类所独享的文化积淀（文化科技），“分义”可以制约两疑之心导致的群内争夺，由此断开从“无分则争”到“弱则不能胜物”的恶性因果链条，提升群内合作的效率和规模。文化演化论是个极具价值且迄今为止尚未具体应用于《荀子》的诠释范式。文化演化思想之雏形可见于《荀子》多篇内容。以此范式为诠释工具，本文以符合荀子学说及唯物主义主旨之方式，解决礼义起源问题。具体而言，礼义是一种“文化科技”，正因其经由文化选择这么一个毫无塑造者的“塑造”过程而形成，故而在探究其源起之际，无需诉诸颇受中外学界诟病的“先王恶其乱而制礼义”的托古解释。

关键词：荀子；明分使群；礼义起源；文化演化；文化科技

6.师与圣：武氏祠画像石与东汉孔子形象塑造

孙石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内容摘要：孔子造像历史悠远，是承载传统艺术和文化思想的特殊图像符号。嘉祥县东汉武氏祠出土的孔子画像石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在孔子造像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武氏祠孔子画像石反映了子见老子、孔子问师、孔子击磬和孔门弟子等经典情境，均围绕着教育主题，凸显着“师”的身份。其中的孔子形象与后世各类图像中高达、威严且处于中心的孔子面貌大有不同。这与东汉时期儒家伦理新发展密切相关。武氏祠孔子画像石依托文献记载，配合经典阐释，通过图像表彰了孔子嘉言懿行，塑造了孔子“师”与“圣”的光辉形象，成为孔子形象神圣化的重要一环，是彼时儒学和儒教精神的生动诠释。武氏祠画像石中的孔子形象，以艺术图式的方式向后世传递了东汉儒学的精神理念，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理想和追求，为我们进入东汉儒学和儒教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关键词：武氏祠；孔子画像石；师；圣；儒家伦理

7.道学的团体化：宋儒结党，明儒结社

衷鑫恣，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儒家有一个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之外的结社传统，从孔子携门人周游列国，俨然流亡团体，到东汉太学生以名节相尚酿成党锢，再到宋明道学讲学成风开宗立派，道学团体化之记载不绝于史。宋儒欧阳修公然提出君子有党论，以服务现实政治。至朱子，已惯于以“吾党”“吾徒”号召志同道合的道学同仁。朱子之丧，即便遭遇政治高压，仍有千人会葬。宋代党争频繁，元祐党禁、绍兴党禁、庆元党禁，道学集团一再被打击。明儒继续书院讲学活动，规模、频率更上层楼，会讲递进为讲会。东林讲学，士林活跃，为当权的阉党所不容。王阳明一门小心避开政治，有结社无结党，谈心性不谈朝政。程朱之徒着儒服深衣自为标志，而阳明之徒力避衣冠之异俗。虽如此，阳明一门下沉于民间弘道路线，至颜钧、何心隐等侠者出，无党心却成党势，权臣如严嵩辈仍然忌惮之。

关键词：理学；道学团体；党锢；朱子；阳明

8.道统的宗教化：王启元儒教思想研究

张晓斌，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教师。

内容摘要：在宗教思想的发展中，任何宗教都会建构和论证自己的思想来源和道德保证，如基督教的“上帝”，道教的“道”，伊斯兰教的“真主”等。在儒教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其思想源头，即“天”。明末时期，士大夫王启元面对土生土长的道教、外来的释教以及天主教的冲击，溯源儒家“十三经”，以《六经》为“圣经”，将儒教道统溯源到天以进行宗教化阐释，在《清署经谈》一书中建构了自己的儒教思想体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把王启元在该书中的论述分为道统论和政统论，其中道统论的内容就是王启元的儒教思想。在王启元的儒教思想体系中，天是思想源头和道德保证，孔子作为儒教教主建立了儒教思想体系以尊君；王启元还参照天主教建立了圣经体系、使徒传承与圣祀模式。在王启元的儒教思想体系中，《中庸》居于沟通天道与人道的“中天”地位。

关键词：儒教；道统；天；孔子；中庸；王启元

9.收原与设教：明清民间宗教与孔圣信仰建构

左金众，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谢耀亭，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以“收原”为目的的无生老母信仰是一种民间宗教，在明清底层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明清儒学的世俗化与神学化，是在对民间宗教的整合中完成的。“劫变”世界观与“真空”本体论，是民间宗教中孔圣信仰的思想根源。民间宗教的出世特性，使孔圣信仰在神灵谱系、本体论和目的论中并未占据核心地位；但教化实践的现世性，又使民间宗教极力强调“三教归儒”与儒教“世间第一”的地位。民间宗教推崇孔圣的核心表现，即是对孔子形象的塑造，使孔圣兼具人、圣、神、仙、佛五种性质，涉及儒、释、道、民间宗教四大领域，是社会底层民众对孔圣信仰的独特表达和精神追求。在“救劫”观下形成的孔子“救赎”思想，最终促使儒学完成了“神道设教”的宗教神学化进程。儒家的宗教神学化与世俗化，对民间宗教起到行为调控、心理调试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民间宗教；无生老母；孔圣信仰；三教归儒

10.无声之声：明末清初政统与儒教中的女学

傅湘龙，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内容摘要：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出现了繁盛发展，作家大胆跨越闺门，参与丰富多彩的艺文交游，留存作品数量颇为可观。同时，诸多文人士大夫围绕传统女性教育以及女性是否可以表现才学、染指诗文等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孙奇逢等斥责女子适情逞才，跨越闺门，严重危及了伦理道德底线。冯梦龙、李渔义则正辞严地申明女子之才学乃德性之基础。面对有关传统女性才与德关系的辩论，清顺治年间刊印的《御定内则衍义》旗帜鲜明地标举纲目“好学著书”，推扬德才兼备的女性的文辞创作，认为其感发情志、雅正可观，具有不朽之价值。琅琊儒士王相汇辑的《女四书》也为女学的推广做出了贡献。至康熙年间，许多女性的文学作品收录于《御定宋金元明四朝诗》等，获得宫廷的认可、彰表与刊行，宣告了女性的道德教育与著书属文能相融相和、相得益彰的立场。

关键词：明末清初；政统；儒教；女学

11.从天命到性命：唐宋命论演变初探

李文文，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唐宋命论的演变，是研究唐宋思想文化演变的新面向。基于学术史的比较研究，可得出一条从“天命论”到“性命论”的唐宋命论演变脉络。首先，王通主张修人事以掌握天命，指出“知命则申之以《易》”，为之后的唐宋思想家论命指明了大方向和经典依据。接着，李翱以“尽性命之道”的方式，把命的问题内化为“复性”问题，尝试以“性与天道合”的方式来解决命的问题。张载沿着李翱的思路，从本体论层面论证了“性与天道合一”的可能性，为解决命的问题提供了本体论依据，通过穷理尽性真正地把天命问题转变为性命问题。唐宋命论演变的实质是天人思想的演变。随着唐宋思想家们对人之为人的本性之确证，他们逐渐消解了不确定性的天命对人的主宰，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和精神，从而奠定了理学的精神基调，彰显了儒家的人文理性精神。

关键词：命论；天命；性命；王通；李翱；张载

12.儒本术末：真德秀的术数观

王逸之，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真德秀的命运思想思想与程朱理学密切相关。命运是术数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和术数一直共同关注的焦点。探究真德秀的命运思想，亦即论证其术数观。他所秉持“以儒为本”的命运思想，直接造就了“以儒为本”的术数观。当儒家“顺天安命”的思想，与术数中趋利避害的“算命”、“改命”的立场相冲突时。他比较儒家与术数的知命之法，将儒家所言之命视为“本”，术数所论之命当作“末”，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术数。他以一种通儒的态度去正视“小道”（术数），肯定术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末”之价值。但他之所以认同术数“末”的价值，不仅因为术数之“末”的道理与儒家之“本”的道理是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术数本于儒学。真德秀的“儒本术末”的术数观，是建立在正视“小道”的基础上，欲以儒之“本”来兼容术之“末”。

关键词：真德秀；儒学；命运；术数；本末

13.以道致君：程俱“经筵讲义”研究

王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内容摘要：程俱为宋高宗讲《论语》《孟子》而作的“经筵讲义”，学界鲜有研究。由于经筵讲义是宋代帝王之学的产物，承载着宋代士大夫通过儒家经典教育提升人君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能力的功能，因而程俱在经筵讲学时，通过经义诠释寄寓了其以仁政王道、施之于当。制器创物、慎始思终，选贤授能、以礼相待，以仁存心、惠泽百姓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略。程俱在经筵讲义中的经义诠释与书生之学重在分章析句不同，具有从人君角度出发，阐发经义，启迪君心；联系实际，针砭时政，劝诫君主；引经据典，参之故事，生动可感等特点，呈现了宋代士大夫通过经典诠释，力图以道致君，用学术影响政治，为君臣在治国理念与思想意识上达成某种共识，拓展参政议政渠道提供了重要平台，从而为研究宋代君臣共治天下格局形成与士大夫政治风貌，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

关键词：程俱；《论语》；《孟子》；经筵讲义；士大夫

14.元代朱子后学经学著述整理之特色

徐公喜，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二级教授。

内容摘要：元代朱子后学经学整理注释著述成就非凡，特点鲜明。南北朱子后学普遍开展经学整理著述研究并形成区域特色,北方朱子学派以许衡、刘因学派为代表，又形成了西域儒学群体，对朱子四书多有贡献；南方浙东、徽州、江西地区朱子学发达，引领学术。元代经学体系经历了由宋时“四书重于五经”转向元时“四书五经并重”，但并非达到了重四书轻五经的程度。朱子经学整理集释是以“羽翼朱子”为目的，既“唯朱是宗”，求朱子之真，又博采众说，以发明朱子之义。元代对朱子经学整理集释以实用性为导向，力求科举化、简约化与教材化，北方儒士更为注重纯正教育，使用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朱子学派经典文献，而南方更关注基层教育活动，为科举服务编著成为重点。元儒坚持朱子经学诠释基本原则与方法，进一步汇通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之方。

关键词：元代；朱子后学；经学著述；汉学；宋学

15.论朱廷立的思想特色及其家礼实践

吴兆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内容摘要：朱廷立是心学家王阳明亲传弟子，服膺其明亲一体、政学合一之论。作为早期楚中王门代表，朱廷立不事讲学，反对虚谈良知本体，主张实修实践，属于阳明后学中的渐修工夫论派。朱廷立以致良知之学为身心兼修、政学相即的有用实学，强调以礼治心，重视以礼化俗。恰逢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利用乡约、官学和立法推动《家礼》下行。朱廷立以乡约为基层礼仪教化组织，并在诸暨刊行《婚丧条约》，以法辅礼，以礼变俗。其后朱廷立任两淮巡盐御史，惩戒扬州商人婚丧论财奢侈陋俗之余，命扬州府学诸生演行四礼，以礼范俗。朱廷立又编刊《家礼节要》，损约朱子《家礼》和丘濬《家礼仪节》，以具体行礼仪节程式为主要内容，以简要易从和适于时宜为重要特色，近乎一本简明四礼礼仪手册，集中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学古为官的儒臣推动礼学社会化的努力。

关键词：阳明后学；朱廷立；《家礼节要》；礼学社会化

16.崇实黜虚：冯从吾“异端”观析论

胡长海，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内容摘要：针对阳明后学的空疏学风以及淡化儒家实然伦理的流弊，冯从吾致力于厘清儒学与“异端”的差异，强调凸显儒家实然伦理以挽救心学弊端。具体而言，冯从吾认为丢过“理”字谈心便是“异端”，指出“异端”与儒家论心上的对立，彰显心学实然伦理内涵；同时，冯从吾厘清儒家与“异端”论“无”的差异，强调儒家论“无”乃是无私欲而有人伦，“异端”论“无”乃是无人伦而有私欲；针对阳明后学与佛老虚化伦理导致的人欲放纵，冯从吾从人伦之“性”角度凸显儒家伦理，批判佛老与告子以自然论“性”；最后，冯从吾重视躬行践履，强调科举与理学、做官与做人的内在统一。冯从吾“异端”观针对阳明学流弊的空疏学风，彰显实然伦理，批驳“异端”虚空与放纵欲望，体现了明中后期学术转向与儒学“异端”观的演变，凸显其注重实理实行的学术特征。

关键词：冯从吾；异端观；实理；私欲；举业

17.船山与宋学关联的再探讨

杨超，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内容摘要：学界围绕船山与宋学的关联问题争讼已久，诸多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均有可取之处。然细考之，已有之论或为宋以来道统框架所限定，或为现代学科分类壁垒所制约，进而在宋明理学史的框架中，将船山与宋学之关联归结为兼尊理气之学以斥心学说，宗气学而拒理学、心学说，宗气学、理学分期说，融通或反叛道学说等四种主要观点。以今观之，船山虽然依旧有着道统的排他意识，但亦有较强的同情精神，其不仅于程朱陆王内圣为主旨的身心之学中有所创获，且于东坡词章之学，王荆公、陈同甫的治道等学说中，亦有颇多受益。先前诸说多局限于对船山与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内圣之道关联的探讨，缺乏对船山与内圣一脉的外王取向，以及船山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关联的考察，故无法客观地厘清船山的学术旨趣，也未能全面地呈现宋学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王夫之；宋学；思想渊源；内圣外王

18.李世熊对“盛衰之大原”的探索

张宇，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文学博士。

内容摘要：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的探索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核心部分，甲申国变后，明遗民更是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探索，君臣伦理和八股取士则是他们探索的重点。李世熊是明末清初福建汀州府的文学领袖，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对君臣伦理和八股取士的思索上，其思索的路径可概括为“议政事，论风俗，思人才，正学术”。在君臣伦理探索上，李世熊“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提出了“朋友论”政治构想，倡导君臣之间如朋友一般，以义相合，以信相交，这一主张在君主专制日益走向极端化的明代有着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在八股取士的探索上，李世熊“思人才，正学术”，提出了以“六经为根柢”和加强学官制度的改革方案。李世熊对君臣伦理和八股取士的探索，既是个人思想的精华，也是时代思潮的反映。

关键词：李世熊；君臣观；科举制；实学思潮

19.魏晋士人的“身名俱泰”论

曾小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身名关系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在魏晋名士的思考中，名包括三种主要意涵：功德之名、名教之名与隐逸放达之名。在魏晋士大夫贵身保身、去名存身与追求功名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中，石崇得益于金谷之会中的生命体验，实践着儒家治世的理想，追求“身名俱泰”，强调保身贵身与追求儒家名教功名并立，体现了其对儒家重名教与道家贵身思想的双重追求。魏晋名士“身名俱泰”论的提出有其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背景：王导、谢安，作为风流名士的领袖，是身名俱泰思想观念的真正践行者；阮籍、嵇康、陶渊明等名士也各自对身名俱泰这一命题作出回应，共同反映了魏晋士人团体对身名追求的内在冲突。石崇“身名俱泰”论的提出及魏晋士人对此的回应，为名教自然之辩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理论与思想上准备，是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辩达成“名教即自然”的前奏。

关键词：魏晋；身名俱泰；石崇；陶渊明

20.文祥《密陈大计疏》与清末政治革新

梁宇，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清朝同治光绪之交，宗室名臣文祥向皇帝、太后上《密陈大计疏》，引用《尚书》中的“谋及卿士”和“谋及庶人”典故，首倡代议制度，对清朝“乾纲独断”的祖制家法提出了委婉质疑，但碍于形势，仍表示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随着政局的变化及内忧外患的日益加深，晚清君主、卿士与庶民的三元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三者都希望通过政治革新来救亡图存，连慈禧太后也“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以设议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新至此出现转机，但仍需由执政者在君主、卿士与庶民之间凝聚共识。戊戌变法因君主不能畅行其志，也未“谋及卿士”而失败。清末新政期间，掌权的亲贵集团在立宪模式、军政、度支等重大问题上，与朝廷重臣及立宪派的分歧都不可调和，从而尽失士庶之心，最终造成朝政失序与亡国之祸。

关键词：政治革新；卿士；庶民；密陈大计疏；文祥

21.湖南维新运动中的精英分化和政治冲突

黄锦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由于士绅群体从合作走向分化，晚清湖南维新运动发生了“新旧之争”的政治冲突并走向失败。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梳理和对群体属性的比较分析，本文对前述“新旧之争”的起因提出了两种解释：权力分配失衡与儒家知识体系冲突。本文认为：一方面，政治冲突是在掌握社会权力的保守派本土中上层士绅与缺乏社会合法性的激进派外来中下层士绅之间展开的，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失衡是冲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权力冲突的背后蕴含了深层的思想与价值冲突。“新旧之争”展现了政治意识形态更浓厚的湖湘儒学传统与理性化色彩更重的岭南儒学传统的冲突。此外，针对两种解释的关联，文章进一步提出：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儒家知识体系既体现了文化价值，又是权力和秩序的基础和象征，两种解释是相互补充的，知识对抗解释更具时代性。

关键词：湖南维新运动；士绅群体；精英分化；政治冲突

22.托古改制与破旧立新之间的法理言说——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评介

周东平，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梳理中国近代法理学研究概况，考订中国古代法理学研究先驱王振先的生平及其《中国古代法理学》的出版情况。在此基础上，介绍该书定义法理学概念，梳理中国古代法理的起源，揭示道、儒、墨诸家对法的态度，推崇并提炼法家法思想之要点，以及附论法家人物之变法改革等主要内容。进而剖析该书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古代与西方法律价值取向之间的“误解”，对法家思想等的“武断”理解，“过誉”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法治精神等不足之处。本文认为，作为近代中国具有开创性的“法理学”作品，《中国古代法理学》突出“法理”，反映着一种刚接触西方法理并以之叙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模式，时代烙印俱在。时至今日，我们尤其应从王振先的人生阅历、理论抱负与理解方式，以及民国初年的时局，去理解其托古改制、救亡图存、破旧立新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王振先 中国古代法理学 法理学 托古改制

23.传统天下观的近代转化与中国话语建构

李美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内容摘要：随着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话语建构意义重大也正方兴未艾。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须在面向世界的同时立足中国视角，着力发掘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内蕴，进行现代融通发展，以奠定当代中国话语建构中的民族文化自信根基。天下观，是传统中国诸多核心观念在近代不断遭遇西方思想冲击中展开创造性转化的典型代表。它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剧烈冲击下被批判甚至解构，但其诸多核心内蕴或隐或显地被融入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概念形成和话语建构中，为之提供了文化认同根基、世界主义情怀和圆融现实路径。这一复杂艰难的近代转化历程，展现了中国传统随时代脉搏跳动而创造性发扬承继的内蕴和发展理路，对我们今天全面认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以推动其现代性创造发展和建构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传统天下观；文化内核；世界情怀；现实路径；中国话语建构

24.开启“现代中国”的思想时刻

翟晗，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2020年春夏之交，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先生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由九州出版社付梓上架。我与“一页”的出版人范新商量，邀请到目前国内几位有学术代表性的法政学者，就王人博先生的新书组织了一场时间安排松散的在线与谈。与时下流行的一般线上会议不同，这场基于微信群的学术与谈活动实际进行的周期几近整月，在七月底才完成所有实质与谈。每当一位学者发布稿件，微信群就有王人博先生或长或短的回复，偶尔也有其他与谈嘉宾参与的讨论。时值北京疫情抬头，无法组织线下活动，我们还专门出了一个吹风海报，文案即援王人博先生书中所言：“因为相隔，反而连成了一体”。待到金秋时节，世事稍显和缓，部分与谈稿件先是借“雅理读书”（yalipub）微信公众号首发于网络，进而蒙《原道》编辑部美意刊布于学林，也是一桩雅事。

25.1840年以来的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王人博先生在新著《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指出，“历史本身是一种复合性存在，它永远都不会以清晰的二元对立的两极呈现出来”，“对一部复杂的中国现代史来说，使用任何一个二元对立结构的分析框架都不太合适”。不仅是“任何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都不太合适，将任何一个概念、进路、理论、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绝对化，都是对历史的盲人摸象，其结论都是对历史的人为切割。1840年以来的中国在哪里？是什么？答案只能通过对档案、人物、事件、物件的阐释来呈现，而这个阐释的过程，又不得不借助于外来的概念、理论，乃至主义。这是后人理解历史的困境，也是理解历史的不得不然。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个鲜活的实践。

26.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沉思

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传统中国知识人的学问人生，追求“会通”的境界。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这样，诗人“读书之乐何所在，数点梅花天地心”也是这样。牟宗三总结为“通孔的智慧”，意谓透过个体生命理解十方世界，徜徉宇宙天地，诠释世道人心。然而，现代学术体制应了庄子那句话，“道术为天下裂”，治学者被囚禁于所谓职业化与技术化的智力牢笼，不但文字与人格高度分裂，知识、性情与见识也渐行渐远。而中国法学因其高度的知识碎片化与技术化，更走上了背离“会通”与“绵延”一途，以部门法和实在法的名义，向“区隔”与“断裂”迈进。作为一种法学意识形态，“部门法”意识完成了对整全知识的区隔，“实在法”意识则加剧了系统与意义世界的断裂。在主流的法教义学思考框架里，法律知识及运用是没有时间意识的存在的，不需要追问知识的根源，只需根据此在（此时此地）职业共同体的惯习进行妥当操作，成为“未完成的理论协议”——法学在现代化的同时也完成了法学研究者的机械化与客体化。

27.破解中国近代史的密码

泮伟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一本很难用通常学科分化的逻辑去定位的作品。作者本身的专业是宪法学，但无论是从书名、谈论的主题还是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本书的抱负显然远远超越了法学学科的视野，而是深入到对中国1840年以来整个思想史的纵深处进行思考，所见及所思，都是涉及到古今中西交汇、碰撞和融合的大问题、大事件和大人物。

28.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余成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何炳棣先生说，治学当“选第一流的题目，做第一流的学问”。在八股学术和体制学术甚嚣尘上的当下，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为我们树立了学术作为志业的标杆。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想象和重新发明的历史。当代中国本身就是现代史和革命史的产物。正如作者所言，1840年之后，中国被强行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体系，而且是作为一个不受尊重的国家而存在，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人不得不艰难进行自己的建国思考和建国探索。“挑战—回应”从而构成中国近代史的核心线索。近代中国的变法压力主要不是内生的，而首先源自西方的挑战和压力。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被强行嫁接于天下体系，基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的再造，始终面临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的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

29.把“中国”作为宪法方法

李忠夏，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在我看来，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这体现了作者治宪法的一贯思想——要理解中国宪法，必先要“理解中国”。读王人博先生的著作，需要尽可能从体系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理解是双向的：一方面，要从一篇篇具体而微的文章中发现其中的体系化线索；另一方面，只有从体系的视角，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每一篇文章所要表达的内涵。这是一种诠释学上的循环。我的本职是研究宪法，所以读《1840年以来的中国》，还是尽可能跟现行宪法联系到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的宪法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以及应该树立何种“宪法观”。

30.解读“中国性”的三个层次

黄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讲师，政治学博士。

内容提要：我的专业背景是政治学，但我一直是当代中国法理法史争论和王人博先生等法学家的阅读者，对推动中国法治化的法学学术共同体抱有超越学科的敬仰。而在法学共同体中，我又对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以下简称《1840》）这样从历史解读法治、以经验深化文本的作品，抱有更高的敬仰。

就我的理解而言，在当前由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构成的“法政学界”（排除那些非学术性的投机者）中，已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既要发展法治、民主、立宪等普遍性的现代价值和制度，又要将其对接到儒家文化、强政府、熟人社会等特殊性的“中国性”基础上。用《1840》中的话来说，就是，“普遍性的成立深植于特殊性的具体实践中，而不是普遍性取代了具体性”。相对于民初革命党人、改革初年知识界过于理想的普遍主义范式，以及清末士大夫、当代中国模式论者过于保守的特殊主义范式，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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