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

——见之行事：在现实与历史之间

作者：杨朝明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七月十九日丙午

          耶稣2021年8月26日

作者简介

杨朝明，尼山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摘要

要理解《公冶长》与前几篇的呼应关系。上一篇谈到人首先要自觉，通过自觉而觉他，才能把握真正的自己，这一篇通过具体的人来谈这样的问题。要综合理解各章，把握各章精神，通过文本的表与里、名与实，在始与终、进与退的意义之间，去感知生命的温度，理解生命的意义。《公冶长》全篇28章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14章谈孔子弟子，好像一个整体；后十四章谈历史人物，最后又回到孔子弟子，实际是有孔子四教文、行、忠、信的逻辑顺序。就像孔子作《春秋》不欲“载之空言”而“见之行事”那样，这一篇结合具体人物、具体事实，阐发为人处世之理。本章谈历史是为了谈现实，往后看是为了往前看，是为观照当下。在走进《论语》的每一篇章时，都既要见树木，又要见森林。只有看到《论语》的整体、全体，才可能更接近《论语》编者的用意。

各位同道，下午好！现在我们读到第五篇《公冶长》篇。《论语》作为一部书，我们一定要把它的每一章与全篇、全书联系起来看。看每章分属哪一篇，最终又都归属到《论语》中的哪个位置。关于这一篇，我谈三个问题：

一、要理解《公冶长》与前几篇的呼应关系

我们知道，孔子往往“即物穷理”而不空谈义理，注重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就像孔子作《春秋》不欲“载之空言”，希望“见之行事”那样，《公冶长》这一篇便结合具体人物、具体事实，阐发为人处世之理。

我们曾说，我们一定要把《论语》放在一个文明之中。第一篇《学而》是在总体上讲修身做人，由《学而》在《论语》中的位置，由《论语》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来看，应当把它从文明的高度进行观照。《论语》是经典中的经典，宋代后出现了“四书”，“四书”的地位高于“五经”，而四书中最重要的还是《论语》。先读懂《论语》，再理解别的经典可能更好一些。今天读《论语》的第五篇，就要联系到前四篇。第五篇《论语》记录孔子评价弟子与其他时期、其他国家还有鲁国的人物。我们不禁会问：《论语》的编者为什么要把这些材料放在《公冶长》第五呢？

《公冶长》和前四篇有内在的关联，是相互联系的，可以理解为对前四编的一个总结、落地。第一篇《学而》总体上谈如何修身做人；第二篇《为政》谈如何管理社会；第三篇《八佾》谈君子应循礼而动；第四篇《里仁》篇谈如何成就仁德，前四篇的逻辑联系还是很明确的。《论语》前四篇的逻辑叙事，虽然也谈到了许多具体的人，但是说理性更强。到了第五篇《公冶长》，《论语》的编者就通过具体的人来讲述如何成就仁德，这是理论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此篇先后出场了一系列古今人物，编者就是想通过这些人物表现《论语》的主旨。所以，大家读《论语》的时候，要先进到文本中去，把《论语》搞清楚。搞清楚文本后，便会发现，看起来《公冶长》是在谈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问题，实际却暗含深意。

作为一个人，首先必须有做人的自觉，没有自制、自修、自省，就无法真正“自觉”。一个人因“自觉”而自在，因自觉而“觉他”，从而“以明德引领风尚”，引领世人，引领社会，这才是合格的为政者、在上位者。儒家之所以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用意在于突出君、父、夫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对他们提出更高要求。因为误解太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需要有耐心。在中国古代，士和贵族有地位、有身份，既然地位高、身份显，就应该有境界、有德性。他们先自觉，主动担当。读《仪礼》，会发现许多古礼前都冠以“士”，比如士冠礼、士婚礼、士相见礼、士丧礼等。为什么是“士”？其实意义悠远，许多人对礼乐文化缺乏了解，甚至鄙夷礼仪，因为他不知道礼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礼记•丧服四制》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了解礼的产生及其本质，就会生发敬意与敬畏。《论语》恰是培养士君子的管理学，所以我们要尽力学习，认真研究，尽力走近《论语》的思想与义理之中，从复杂文本中抽象出其中的精神意义。

刚才立林和衍华都谈了“道器之辨”问题，其实这也是人的格局与境界问题。形而上、形而下是统一的，道与器是一个“一”，“道器不二”。道器关系，是抽象和具体，是一个整体。从金文看，作为会意字的“道”很生动，不难悟出：作为抽象的概念，道就是人生的信仰和价值；从具象的角度，道就是人之行走的方向性问题。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何为“闻道”？上次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里说的是境界，给人的印象很深刻。不同境界的人“闻道”会有各不同表现。那么，下士闻道，何以大笑？因为他是下士。正因为他是下士，才很难真正理解道。他如果不笑，道也许就不会像老子说的那样“道可道，非常道”，虽然“道不远人”，未必人人知道。孔子一生求道，毕生求道，他心中的道是治国平天下，他有对“道”的执着，所以才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孔子的格局。由此，我们想到王国维先生的“高格”说。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如果没有境界，不可能成为仁人志士。人的修为足够之后，才能逐渐领会这一点。《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也是境界问题，读《论语》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境界。

再看《公冶长》这一篇，它通过商朝末年以来的伯夷、叔齐等贤人、通过春秋时人以及孔门弟子来表达何为有格局的人。就像到孔庙中去瞻拜，我们看到大成殿以及两庑的那些圣贤，看到那些先贤先儒，也会生发出许多思考，会思考这些人为什么会受到尊敬，为什么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在《公冶长》中，《论语》编者借孔子之言，罗列了许多人物，通过他们进行评论，这实际是谈德性、谈人格和境界。人不自觉，如何觉他？有了仁德，才有觉他能力。《论语》的编者也一定寄予了希望，希望通过《公冶长》使人们理解他们，从而生发自觉，进而使更多的人得到醒觉，就是通过自己的自觉让更多的生命之花绽放。提升境界，把握自己，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内心。

二、要综合理解各章，把握内在精神

世上人物千千万，每个人秉性不同，环境有别，喜好各异，因而接人待物、为人处世的表现也因人而异。这正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所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人毕竟应有特定的遵循，《成之闻之》说得好：“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必须认同基本的人伦，都应尊道顺德。对“大常”或“天常”的认知不同，格局就不一样。

怎么样才能感知到生命的温度？怎么样才能自觉“觉他”？在生命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公冶长》各章大都谈孔子弟子、各国人物，通过不同具体人物的特定事迹，来表达为人处世的原则。要综合理解各章，把握全篇精神，就需要我们走进其中的每一章，通过文本的表与里（或隐与显）、有些章节的名与实，或在做人的始与终之间，或在某些人物的进与退之间，去感知生命的温度，理解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一）在表与里之间。表与里，就是隐和显，或者表象与实质。学《论语》大家都会注意到，其中每一篇的第一章都很重要，都不要等闲视之。

本篇首章谈公冶长，他可是孔子的女婿，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什么样的人，做父母的一定是“用心”的，正因为如此，才值得特别注意。公冶长“在缧绁之中”，这是一种“表”，普通人人会认为，公冶长坐监狱，一定不是好人。但孔子却看到了“里”，看到了“虽在累绁之中，非其罪也”。

接下来的第二章谈南容，这是谈孔子为侄女择偶。即使按照我们一般人的俗见，侄女与女儿一样，孔子也会同样用心。南容的特点是什么？是无论邦有道、无道，他都能够做得很好。尤其“邦无道”时，他能“免于刑戮”。南容与公冶长，一个得“免”，一个未“免”，在表象背后，谈的都是做人，谈做人的表象与本质。什么样的人才能“免于刑戮”？“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是一种方式，是一种智慧。邦有道，不用选择，踏踏实实做事就是了。而面对“邦无道”的局面，有仁德的人如何出处进退，这是孔子经常谈论的话题。《卫灵公》第七章记孔子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的态度也很明确，对史鱼仅称“直哉”，而称赞蘧伯玉为“君子”。本篇第二十一章记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对宁武子、南容能够审时度势表示赞许，表明他注重权变。孔子主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能够依时而动，审时度势来决定自己出仕与否。

关于南容，《论语·先进》也说到了他：“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哥哥孟皮，或者先孔子而去世，所以孔子替侄女主婚。这一篇把公冶长。南容安排在前两章，可谓用心。南容把“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几句诗反复诵读。这句诗的意思是：白色玉石上的污点可以磨掉，言语中的错误却无法收回，所以说话一定要小心谨慎。他在国家无道、政治黑暗时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处理得比较合理。

至于《公冶长》如何获刑，本章虽未明说，但孔子已说得很清楚——“非其罪也”。我们认识问题、认识人的时候要学会“耳目役心”，要从现象出发看本质，就会领悟更多道理。所以，对于我们最喜欢、最亲近的人，一定提醒他“就有道”，“见贤思齐”，远离小人。

（二）在名与实之间。第三章谈孔子的弟子宓子贱，孔子为什么说“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恩师郭克煜先生籍贯是孔子为中都宰的山东汶上，先生在我们撰著的《鲁国史》的《后记》中，提到老家常常见到的对联：“家居鲁邦多君子，地接尼山近圣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深。鲁为“君子之邦”在后世非常有名，在孔子看来，宓子贱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啊！鲁国如果没有君子，他哪里会有这样的品德呢？

在宓子贱的“君子”之名下，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鲁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宓子贱本人的实际情况。按照文本的理解，这一章应该是既赞扬宓子贱之德，又称赞鲁国多仁人君子。朱熹《论语集注》就这样认为，说：“子贱盖能尊贤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叹其贤，而又言若鲁无君子，则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见鲁之多贤也。”黄式三《论语后案》也基本同意这一看法，他说：“鲁至昭、定以后，治化日替。有夫子之教，诸君子聚于一门，子贱所取，正圣门诸贤敬业乐群之益。言鲁者……亦见习俗移人，贤者不免。苟独学孤陋，将无以自进于道德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记载，宓子贱曾任单父宰，他治理单父，能仁民、举贤，提倡孝悌，故身不下堂，鸣琴而治。常以贤者为师，终成君子之德。

关于宓子贱，《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有一个记载，涉及到与他人的比较，很能说明问题：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与宓子贱偕仕。孔子往过孔篾，而问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龙，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亲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之道阙也。其所亡者三，即谓此也。”孔子不悦。

往过子贱，问如孔篾。对曰：“自来仕者无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笃也。”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则子贱焉取此。”

这里的记载与《论语》相比较，可以看得出来二者是同源的。孔子问宓子贱和孔蔑同一个问题：“自从政以来，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宓子贱和孔蔑所得所失正好相反。所得、所失，是他们心中计较不计较、豁达不豁达、乐观不乐观的问题。宓子贱希望把自己普通的岗位当成修炼的道场，在磨练中成长；但是孔蔑却认为这是一种消耗，与宓子贱正好相反。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典型的中国人的品质就是温良，且只有中国的诗书礼乐才能培养出如此温良的精神品格来，君子品格应该就具有这样的一种温良的特性。宓子贱应该就是这样的君子，《孔子家语•问玉》和《礼记·经解》都记载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诗书礼乐教化出华夏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民族性格，这和其他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由宓子贱“君子”之名而究其实，鲁国有特殊的文化氛围，史称“周礼尽在鲁矣”，这里为儒学产生与兴盛之地。鲁国产生了君子之学，也产生了像宓子贱这样的君子。

刚才大家都很关心子贡的地位及其评价。孔子说“吾有四友”，即颜子、子贡、子路和子张。可以说，子贡既谦虚又自信，一方面，他认为自己“闻一知二”，颜回“闻一知十”，自己与颜回相差很多。另一方面，子贡又觉得自己已然把握了“恕道”，但孔子却说“非尔所及也”。子贡虽然没能像颜回那样“优入圣域”，但毫无疑问子贡很优秀，子贡在孔庙位列十二哲。子贡颇具时代感，或者具有现实主义色彩，他为人简洁、直爽、明快，例如，他希望孔子告诉他一个字，自己可以终身奉行。这就是子贡！

（三）在始与终之间。儒家讲“始者尽情，忠者尽义”。人往往先从情感出发，去表达喜怒哀乐，但修养的目的就是最终要达到“和”。养成仁德的过程，实际上是由情入理，从始到终的一个过程，仁德就是终极目标。

孔子主张或倡导积极的人生，希望士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虽然人们不一定能达到仁的境界，但应当追求近仁。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申枨则引出了“无欲则刚”的话题。人有欲就不刚，当然这种欲是个人私欲。刚与正、刚与直都是相连的，一个人真的刚正，没有私心，会很坦率、就会坦荡荡。《论语》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第五篇这一章说申枨，但值得所有的人反思，在修仁德的过程中，能不能在人心道心之间、天理人欲之间进行有效权衡。只有克制人欲，遵循天理，才能理直气壮，无欲则刚。这一章要求克服私欲，这是攸关人生走向的大问题。《中庸》说“知远之近”，“远”就是理想的我、远处的我，“近”就是感性的我、当下的我。虽然当下还没有到达远方，但我懂得克制私欲，由近到远，由始而终，无欲则刚。

（四）在进与退之间。面对邦有道与无道，南容可以说是知进退的人。能做到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可不容易。在进与退之间到底如何把握，却不是那么容易明晰的。当进不进，当退不退，都不合中道。做到执守信念、守死善道是很难的。比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章，看似孔子消极避世，实际这是一种行道的方式。按照孔子的境界，实在无法行道，他也不愿与浊世同流合污。在这里，我们理解的重点不应是“浮于海”，而应是“道不行”。如果社会黑暗混乱的话，我们去哪才能避得开呢？

孔子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这是对颜回知进退、明行藏的高度肯定。还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说的都是进与退的问题。读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时，我们会想到，天下有道的时候“丘不与易”；那么，天下无道，面对这一片混乱，还能和他们一起吗？当然不能！“鸟兽不可与同群”其实就是如此，它表达的是孔子行道的决心。佛家六祖慧能有句话：“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东方人造了罪、做了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渡，那么西方人造了罪、做了孽又去哪里求渡呢？所以，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极乐世界。……这还是“依于仁”的问题，自己心中要有仁或者“里于仁”“宅于仁”才是最重要的。

修养仁德的前提是自知，就像《大学》“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一个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不了解，他能了解自己吗？我们了解自己，就会主动修己。在进与退之间，当真正面对“鸟兽不可与同群”时，应当如何？如果周围的人都不好，那么能否将他们改变，能否把他们变成好人呢？这就是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孔子这样的用世思想就非常明确。

很多人依据此章认为孔子有归隐之心，那么孔子有没有归隐心？我以为当然没有！孔子和老子有区别，老子跟你说不明白，他就不和你说了；孔子则似乎不厌其烦，因为他有一腔关怀，所以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也许有人会疑惑：知其不可为何还为？孔子格局和境界也许就体现在这里！孔子眼中的“不可”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可，他是激励人们守死善道。如果真的天下无道，宁愿“乘桴浮于海”，也不与无道之世同流合污。

以上所谓“表与里”“名与实”“始与终”“进与退”，只是言说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表述方式未必恰当，也可能不一定合适。

第三，试看《公冶长》全篇的结构

《公冶长》共28章，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前14章和后14章似乎有明显的界限。这就是说，《公冶长》全篇28章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14章谈孔子弟子，好像一个整体；后十四章谈历史人物，最后又回到孔子弟子，也是相对的一个整体。这里谈历史人物是为了看现实世界，历史研究的往后看，恰恰都是为了往前看，都是为了看当下。如果仔细分析观察，后面这部分似乎是有孔子“四教”之文、行、忠、信的逻辑顺序。

本篇后半部分谈孔子教化天下。第十五章谈“文”，其中有“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之问。后面谈“忠”、谈“信”、谈“忠信”，虽然并不是截然清晰，但是基本上是按照文、行、忠、信的逻辑。文、行、忠、信是孔子的教育的方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怎样理解其中的至善？善固然好，但不等于至善。行大道，才至善。孔子为了至善，才谈大学之教、大学之道。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文、行、忠、信是层层递进的。文，是人文，是求道，就是学习经天纬地。行，学了以后就去做，于是学习行动路线，学习行动法则。孔子给了弟子们行动的法则，例如孔子说“行笃敬”。忠，无论是学还是行，都不能半途而废，而是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例如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信，有诸己之谓信，心中始终有圣道的指引。立下了人格，心中有道，于是“强立而不反”，于是就充实、广大而美好。孔子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说“君子怀刑（型）”“君子怀德”。

学文而后行，学文就要行，学而优则仕。学文、实行，然后忠、信。人们常常将“忠”与“信”连言，也可以分开说。八德之中，孝、悌而后忠、信，也可以说，忠、信是孝、悌基础上的外推，是爱敬精神的推延。孝是对父母，悌是对兄姊；忠是对他人，信是对友人。忠，做应当做的事，走应该走的路。忠不要仅近局限于理解为忠君、尽忠，那样的话就狭隘了。信，牵扯到与人交往的原则，应该言而有信，应当“信诚而与人无害”。由孝悌到忠信，由家而外，走向社会与政治交往，这里有一个外推的过程。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贤贤易色”就是寻找佳偶，“事父母”是孝敬双亲，“事君”是工作尽职，“与朋友交”是社会交往。从泛言的意义上，这就是孝悌忠信的问题。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何为学？何为好学呢？联系“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和“士志于道”章，不难发现“志于学”就是“志于道”。本篇最后的“十室之邑”章，“忠信”与“好学”再次出现。忠信之人有的是，但是真正志于道的人却寥寥无几。子贡也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上次我们也讨论了“闻”的意思，“闻”就是感知到。刚才我们引《道德经》的“上士闻道”“中士闻道”“下士闻道”，孔子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否如此对号，孔子是上士、中士还是下士呢？儒家把人分为五类：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孔子对自我要求“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对道的执着。那么，孔子又当划归为哪类人呢？我们感叹：夫子既圣矣！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为什么第五篇最后落脚在这一章？其实，孔子文、行、忠、信之学，层层递进，最后的目标还是学，学就是道。孔子追求的善，至善也；孔子之言所闻之道，至道也。

如果将《公冶长》篇分为上半篇和下半篇，以上分析的就是下半篇。

上半篇的第十三章“夫子之言性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管我们能不能闻，实际上编者已经在作上半篇的收尾了。到了第十四章，“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这一章很有意思。子路踏踏实实地跟着孔子学，然后踏踏实实地践行。学而精，然后实践，子路学了就用，实践的同时又恐怕学到新的“知”，不是不想学，而是怕实践不好，担心不能践行。子路踏踏实实践行的方式是可爱的、率真的，是可敬的，可爱的背后是可敬。

上半篇谈孔子弟子，下半篇谈孔文子、子产、晏平仲、陈文子、伯夷、叔齐等历史人物。孔子品评历史，他作《春秋》时，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作《春秋》，是见之行事，而不载之空言，这与本篇情况相通。《春秋》中反映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诉说了孔子的褒贬善恶，这与“下半篇”评论历史人物的道理是一样的。

《论语》的编者把孔子弟子安排在前，历史人物安排在后，意在说完现实说历史。但是有意思的是，到了第二十五章的时候，《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出现了。左丘明与孔子关系很密切，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同其好恶。一些资料显示，当年孔子去东周见老子，是与左丘明同去的。本篇接下来是“各言尔志”章，这里谈了孔子的理想。刚才有朋友提到“农山言志”“四子侍座”“厄于陈蔡”，和“各言尔志”章是相通的，本章就是孔子的社会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什么是“安”？我师兄郭沂曾经讲“安”的重要性。我认为“老者安之”的“安”，代表老人安享晚年。请大家想想，哪些人可以安享晚年？一定是年老了有社会保障，生活有着落，孩子符合自己的期待，子孝孙贤，这样的老人一定能安。那么，怎样的社会、怎样的家族、怎样的社区、怎样的子孙才能使老者“安”呢？“朋友信之”的“信”非常重要。治国三大事“足食，足兵，民信之”，为何孔子最后宁“去兵”“去食”也要留住“信”？试想，如果朋友都不相信你，那么你做事一定有问题。当我们说某个人城府很深，那么这个人或者就一定有问题；大家都知道你的城府很深，那么你的城府也许已经不深了。所以“朋友信之”，一定是朋友之间温良相处，朋友信的是“我”，“我”让朋友信，这是相互的。“少者怀之”，什么是“怀”，孔子说“君子怀德”“君子怀刑”，君子心中怀抱德性，怀抱做人的标准。“少者怀之”就是年轻人要志于学，志于道，怀抱人生方向与理想。这就是孔子的理想，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有道之世。这十二个字描述的范围十分宽泛。

在《公冶长》的倒数第二章，“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谈到了最后的落脚点，即“自讼”。人修行在我，要内自省，在心中培养仁德。为什么《论语》的编者会将“吾日三省吾身”章安排在《学而》篇，这里又列“自讼”章？不管“三省”还是“自讼”，都是内省。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这一篇的用意以及内在关联，就不难看清楚了。

刚才提到了一个“直”的问题。“直”字可以参考出土楚简中的“德”字，上为“直”下为“心”，从字形看，它上面部分很像“十目所视”。直心就是心要直，心直就有德。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因为正直，才会越来越好。但为什么不正不直的人也没有出问题呢？那不过是侥幸或者幸免而已。那么问题来了：人是靠侥幸活着，还是靠正直活着呢？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政者，正也”，直也是正的意思。当然，如果细化分析，“直”可以有很多理解，但是这里的理解不宜太具象，要稍微抽象一些。在涉及到这类问题时，请大家一定不要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抽象的整体，也许才能更接近《论语》编者的用意。如果把《论语》每篇看作一篇论文，每一句话都可以看成准备好的材料。对这些材料要先消化，然后去抽象加工出对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的认识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善到至善，要靠道的引领。虽然目标不一定能达到，但人生不能没有目标，否则就会迷茫，就会迷失自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经典，《论语》可以提供给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范本。希望诸君心向仁德，即使“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