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四时五行与琅琊徐福”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谢永鑫

来源：主办方供稿

          原载于 《许昌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有删节

［摘要］阴阳四时五行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原创性与本根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原始学说之一。在首届“四时五行与琅琊徐福”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尚书·洪范》五行说的解读以及战国、秦、汉、唐、宋等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五行思想的系统性与变迁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五行思想的起源，有天道说、洪范说、经学义理说三种。关于五行思想的系统性，可以把五行说分为天上之五行、地上之五行、人之五行三个子系统，或者分为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天道五行与人道五行。不同于近现代学者把五行学说视为迷信思想，当代中国学者应正本清源，把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好、发展好、应用好，这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

2020年12月12-13日，首届“四时五行”与琅琊徐福问题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行。会议由中国海洋大学、青岛黄海学院、琅琊康成书院等联合举办，青岛黄海学院承办。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5篇，来自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现场研讨，中国社会科学网、社会科学报网（上海）、《大众日报》等予以了跟踪报道。

阴阳学说与四时五行学说或总称“阴阳五行”说是古代中国最有势力的宇宙观，迄今仍在东亚民间生活中广泛存在。自1935年《古史辨》第五册率先开启了“阴阳五行”说的专题性现代学术研究，阴阳五行说的源起或来源真相问题迄今在人文社科领域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该问题仍是文史学界治中国学说史、思想史、观念史的一大疑难点。会议中，学者们围绕阴阳与四时五行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创见，现将会议论文及讨论要点综述如下。

一、对阴阳五行说起源的新探究

关于阴阳五行的本义。曲阜师范大学林桂榛研究员《阴阳五行说的源起及衍化考》一文中指出：何谓阴阳？阴阳繁体作陰陽。其实阴阳实本作“侌昜”。“侌”本义乃水汽汇集，聚多成云，云遮为暗；“昜”本义为日升光照。何谓五行？其“五”是时数五，起源于十、五分周天一岁；其“行”是天道行，是描述十月制历法下的天行时令或天行节气，金木水火土不自行而天行。总之，五行本是天文历数概念而非材质概念，原指太阳黄道分度分时而干支月日交替往复，与阴阳、四时、八正等同构，属于天文天象学的天道论。华夏先哲仰观天象运行，发现随着天宇的斗转星移而大气的寒暑燥湿相应地发生时令性、节气性变化，此即“顺天行气”之义。甲骨文“易”字形字义为云蔽日而雨落，应训为“变天”，故有变化、容易等义。《周易》哲学的精髓为日地天体等运行的天道，“《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复旦大学邓志峰教授《思孟五行说新论》一文指出，从经学义理方面讲，《周易》的根本进路是通过观象的方式来理解生命宇宙的种种变化，由一爻的太极与宇宙的幽暗相形而形成三画坎卦，是所谓一；由一阳之裂变而生六画坎卦，而有三画之离卦，是所谓“一生二”。《易》贵三五，所谓三即是两仪加上太极，所谓五即是四象加上太极。太极、两仪皆蕴含于四象之中，所谓阴阳即是两仪，代表了生命系统内在生克的两个方面。五行系统对应着生命宇宙的内在结构，其真实含义是生命系统的耦合与坎陷。阴阳五行观念的彻悟把观象思维发展到极致。这在积极意义上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依归；在消极意义上五行观念的庸俗化则影响了知性思维的拓展。

关于五行思想的起源。山西师范大学谢耀亭教授以《“五行说”完成的历史考察》为题指出，五行体系初步建立于商代晚期，与先民的时空观密切相关。殷人“四方”的空间观念已经非常成熟，并且与原始崇拜、原始信仰联系在一起。而“四方”中就蕴涵着“五方”与“四时”的观念。商代晚期把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作为相关联的因素加以思考，五行体系的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五行体系的完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有三大子系统及二次重大的整合。三大子系统分别为地上之五行、天上之五行及人之五行。二次重大整合为地上之五行与天上之五行的整合，及整合后的体系与人之五行的再次整合。

邯郸学院吕庙军教授在题为《清华简所见四时五行思想研究》的发言中指出，近年发现的清华简《五行》中，五帝各率五行进行五祀，从五祀中引出五帝、五味、五行，可能反映了在战国时期楚地五行说已经成为该时期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清华简《帝在啻门》还提出了“六时”，即春夏秋冬四时加上昼、夜，并将其列在农事之首，视作天道。

二、对《尚书·洪范》五行说的新解读

《洪范》篇是最早涉及五行的文献，系商代作品且成书不晚于战国。《洪范》是汉代尚书学的中心，五行畴又是洪范九畴的核心。所以《洪范》五行说是探讨五行思想的重要环节。

清华大学丁四新教授以《再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为题指出，在《洪范》九畴之中，因为五行是整个生活世界和政治世界，乃至整个物质世界的基础，所以被列为初始畴，居于基础位置。何谓“五行”，《洪范》的“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者，此处的“行”应当训为“施用”、“施行”，“五行”即五种可以施用、施行的基本材质。《洪范》“五行”自身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次序，尽管这个次序是潜在的。其中，水一、土五的数序及其数字的象征化（“五”代表土，“一”代表水）很可能在周初已经存在了。而其他三行也很可能在西周已经完成了其数序化和象征化。通过数序化和象征化，五行即成为君王掌握世界的根本思维法则。《洪范》以水、土分居五行次序之首尾，从数序和位置上突出了此二行的重要性。

浙江师范大学王锟教授在《五行学说的内涵、矛盾调和及其现代启示》指出，“行”的古义就是“行走”、“运行”，五行的“行”，不是表示水、火那样实体化的物体，而是指“水之润下”等活动。也就是说，五行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而是指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五种过程和活动事件，它是动态的概念，而不是静止的概念。从内容上看，五行观念包含着相生循环与相克循环两个独立又相关的系统。五行相生系统的产生，与我国先民很早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相关。《洪范》篇提到的五行即是劳动者灌溉田园、燃火、裁木、冶铸和种植五谷的劳动。

就此问题，谢耀亭《“五行说”完成的历史考察》一文指出：地上的五行源于“六府”。“府”有聚集财物之意，“材”也有物之意。“六府”中除去谷之五项，也称之为“五材。”材有用的意思，行也有用的意思。因此，“材”与“行”可以互用。发端于商代晚期的五数崇拜，在西周时期得到了大力发展。由于周人与后稷的特殊关系，加之对“五”数的崇拜，西周伊始便把“谷”从“六府”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了固定的“五行”内容，《洪范》最早阐述了五行的性质。

林桂榛《阴阳五行说的源起及衍化考》则认为：在《洪范》篇中“五行”一词出现三次，其中“汩陈其五行”中的“五”字疑为衍字。而《洪范》下文讲金木水火土五材的“五行”两词必是朴素的五材观念，绝非秦汉新五行论意义上的泛五行观念。金木水火土必是原始五材说，黄道历数“五”才是原始五行说，“五材”说经喜占星或喜言灾异的粗陋星象家采取而侵入天文学系统，遂成了金木水火土天道论，并由历数常数“五”及言天道而散布到其他领域或概念。五材与五行完全是异质的，金木水火土完全是材质概念，五行完全是历数概念。

三、对战国时期五行思想的再反思

在战国时期，阴阳家、纵横家纷纷登场，阴阳五行思想进入多元发展阶段。思孟五行说尤其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以《邹衍四时教令思想考索》为题指出，邹衍除了以五行相胜说为理论基础，首创了著名的五德始终的历史哲学之外，还以五行相生说为理论基础，传承了四时教令的政治哲学。这主要体现在已佚《邹子》一书中的《主运》篇中，其具体内容一是“五行相次转用事”，即春夏秋冬四时所行之政教禁令。一是“随方面为服”，即四时所用之方物服色。邹衍以天道规范人事，把五行相胜与相生说分别应用于历史与政治领域，所以成为阴阳五行思想的集大成者。

四川大学彭华教授在《纵横家：“变动阴阳”——〈鬼谷子〉说阴阳》的论文中指出，《老子》中的“阴阳”主要用于天道，《易传》中“阴阳”已遍及天地人“三才”之道，纵横家的阴阳观深受《老子》、《易传》哲学的影响，其“阴阳”观集中于人道一端，希望通过人为的努力以期“变动阴阳”，最终实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他们把这种促阴转阳的努力称之为“捭阖”，其方式方法即称之为“捭阖之术”，并且认为“捭阖”体现的是“天地之道”。

东北师范大学荆雨教授在《阴阳—刑德：〈黄帝四经〉之政治哲学建构原则》发言中指出，帛书《黄帝四经》以阴阳理论奠立刑德并用的思维根据，并系统论说“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的政治施行顺序。这种政治哲学体现了黄老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因阴阳之大顺”的思想特质。该书把天地自然现象作为国家政治行为的根据，反映出我国政治理性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

关于思孟五行说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在《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一文指出，思孟学派的存在是确实可信的。荀子对于思孟“五行”，既批评其内容，又肯定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诸德的意义，其深层的理论结构是一个天人关系或性与天道的问题。荀子批评思孟五行说，其实是以天人之分批评思孟的天人合一。《五行》以“四行”、“五行”言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仅从修养论的角度谈。《孟子》将天或天道作为价值的本原、善的本原。完全将天命内在化为人性的规定，以性善论为中介将天道、人道联为一体。荀子则排除了儒家天道观念中那种道德价值本原的意义，把“天道”完全还原为一种纯粹自然、自然规律的观念。

湖南科技大学张晚林教授以《郭店楚简〈五行〉》篇之心论》为题指出，郭店楚简《五行》篇专门论述了心之主宰与动力之开辟。“德之五行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意志或心的五种律动安然出之，就是德，就是天道；但若不是依此而行，而是只能做到仁义礼智，那么，这只是世俗的善行，故是人道。《五行》区分德之行与一般的行，就是让人在德之行而至于圣中通达于天道。圣，就是心自作主宰，或意志完全自律自动，而没有任何感官欲望的纷扰。此时，性、心、天道三者俱为纯理性的存在，是同质的。而此心、性属于人生命中的动力源，正是此动力源，为人通达天道开辟了道路。

林桂榛《阴阳五行说的源起及衍化考》认为，《荀子》批判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原因在于，荀子通晓天文，持自然天道论，主张伦理上“天人相分”。所以，对于思孟五行将伦理与自然沟通合并，将伦理及德性上升、附会到天道，将道德形而上学化，以德行牵强配天行天道的努力，他持批判的态度。邓志峰则指出，荀子执着于知性进路，对于通过观象与反观的德性方式体认天人一体的生命境界是无法契入的。他对思孟五行的批评是一种外在的批评。

谢耀亭《“五行说”完成的历史考察》指出，人之五行，造说者为子思。原始五行说是通过其体系解决人世间的各种问题，它在春秋后期成为社会公有思想资源。子思比类原始五行说而创立人之五行，以解决人成德的问题。郭店简《五行》侧重对“德之行”的论述，对天道的追求成为其主体思想。郭店简《五行》在具体内容上看不到明显的借鉴、运用原始五行的痕迹。在理论上沟通仁义礼智信（圣）与金木水火土之间联系的，很可能是战国晚期的邹衍。汉代儒者通过不懈的探索与完善将人之五行纳入原始五行的体系，完成了五行说的又一次转变。

四、对汉代五行说的新研讨

汉代是传统阴阳五行思想的完成时期，宋明理学在开启时也继承了汉儒的五行说。如何解读与评价汉宋时期的五行学说，是分判当今学者五行学说的分水岭。

邓志峰《思孟五行说新论》指出，经学以天人关系为通达宇宙实相的基本架构。经学有天道与人道的判分。所谓天道，乃是指宇宙之统体，兼有超越与创生义。所谓人道，乃是理解这个浑然一体的宇宙，如何通过万物而显现出种种相用。经学以德性之学为大宗，德性自始即是在天体万物之一体中体认自我，由对于这个宇宙大生命的自我反观即表现为自我之德性的自觉，由反观自身而形成德性论。经学的德性论存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天道层次的对自然生命之德的观照，由此形成天德；一个是人道层次的对于人类生命之德的反观，由此形成性德。性德是沟通天人的桥梁。在德性论意义上先秦有两类五行观，一是《五行篇》中的“仁义礼智圣”，一是“仁义礼智信”五常说，五常可统于仁、或统于智、或统于信。信者定也，故可通于勇。所以，五常与三达德“交徧互摄”。而三达德其实就是两仪（勇、知）加上太极（仁），是阴阳观的体现。由三达德到三种五常说（五行说）的流行，实际上正是阴阳五行观念在德性领域得到贯彻的体现。

北京大学吴飞教授《〈春秋繁露〉的五行说与中和论》指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系统整合阴阳、五行、四时，以五行相生涵摄五行相胜，使五行学说相当完备。贯穿《春秋繁露》五行说的是中和思想。董仲舒中和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中央土，二中二和，天人时中。具体而言：中央土象征天道运行中正其性命的生命主体。土代表了性命之主体；二中是指冬至、夏至，在二中可见阴、阳的纯粹本性，二和是指春分、秋分，二和是阴阳运动的理想状态。所谓天人时中，是说个体无论治理天下还是养生全身，关键都在于致中和。而中和并非折衷与调和，而是要在变动不居的生活把握时机，做到恰到好处，才能体察天地之中和与生生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蜜林研究员《〈洪范五行传〉新论》指出，《洪范五行传》是一篇阐释《洪范》的重要文献，其作者应该是夏侯始昌。受到董仲舒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该书把《洪范》的“五行”、“五事”、“皇极”等与“灾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套以“六”为标准的阴阳五行系统。其思想体系对于后来尚书学、诗学、礼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博士《郑玄的六天说与阴阳五行》认为，郑玄将阴阳五行纳入对于天的理解当中，他将阴阳五行与五天帝、昊天上帝相结合，形成一个对于天的系统理解。在郑玄的思想中，天的意涵是多层一体的，清虚无形之昊天上帝即是其体，而此体因为其清虚无形所以需要将其德功具体表现在五天帝之上，五天帝之德功又表现在更具体的阴阳五行之上。构建出了一个一体多层的天的结构。

林桂榛《阴阳五行说的源起及衍化考》认为，汉代的“三纲五常”最初是由天道领域的历数概念引入人道领域并赋予德性内涵后成为人间德数或伦次，此正如后孟子的邹衍之流以五材生克之德入天道五行说以阐述天道主运、五德终始说，这些都是鸠占鹊巢而“五行”含义日益被附增且其本义渐湮的思想学说史之典型。

江南大学包佳道副教授《试析周敦颐的五行说》指出，周敦颐之所以成为道学奠基者，是因为他通过阴阳五行说讲性理。在周敦颐看来，五行与阴阳结合就是太极，五行就是阴阳在运动变化当中积累成的沟通天地万物的五种质、性。宋明理学的核心观念就在于一方面研讨形而上的太极与形而下的阴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阐明阴阳五行与礼乐行政的关系。整体上讲，周敦颐的五行说贯通性命，体用一体，把易学、道家道教都涵盖在其中，为儒家政教和修身做了一个铺垫，这样就既跟佛道争夺地盘，又把汉唐儒学涵盖其中，为整个道学的奠基作了重要的工作。

五、综论“四时五行”说

曲阜师范大学姚春鹏教授在《本源论、认识论、方法论——五行学说的三层意涵》发言中指出，五行学说形成过程漫长而复杂，至周敦颐最后完成。成熟的五行学说的基本内涵是以四时（五时）五方为骨架的。四时、五方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时空条件，是五行学说不可分割的基本内容。成熟的五行说，不是指物质性的“五材”，而是指五种功能状态，具有无限生化能力的五种气，五行之气。五行与气、阴阳相结合，就形成了一套关于天地万物的演化图式，以解释天地万物以及社会人事，成为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成熟、完整的五行学说，都具有气、阴阳、五行的纵向生成机制以及四时五行的横向时空内涵。这一五行学说既是关于宇宙本体的本源论，也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机能结构学说。这一本源论哲学确立后，就引发了以探究各个领域具体五行及其相互关系的五行认识论；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以指导生产生活实践为目的的五行实践方法论。

王锟《五行学说的内涵、矛盾调和及其现代启示》指出，由于农业生产与季节、方位关系密切，五行相生系统便与四时、四方较早结合，形成了五行与四时四方相配的秩序框架，后来又加上五色、五音、五物，便扩展为《吕氏春秋》中的五行体统。五行相克循环的产生独立于五行相生循环，它可能源于工匠在手工生产中认识到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对抗克制的过程。五行相生反映了万物的自然化育，五行相克反映的是与自然相对的人工系统，五行相克经常见于解释政治的胜败兴替。五行主要是指五行相生系统，即由五行领衔并由四季、四方来配备的自然系统，这是五行秩序图中最基本的部分。后来通过扩展又加上了人工的部分，如五音、五脏、五物、五性、五帝等，最终形成了囊括宇宙一切的秩序框架。五行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自动自发的有机系统，在相生循环的同时也有不和谐、相克的面向。人作为能动者，要遵循五行生克致化的原理，促进相生、减少相克，才能实现和谐。

整体上看。关于五行思想的起源问题，有天道说、洪范说、经学义理说三种。三种观点都有其文本依据与论证，也有其有效的解释领域，所以。三种起源说必然会长期共存，并且只有在合理吸收而不是简单否定对方观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推进对五行起源说的研究。

关于如何解读阴阳五行思想的系统性问题，谢耀亭把五行说区分为天上之五行、地上之五行、人之五行三个子系统，王锟把五行说区分为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邓志峰从经学德性论的角度把五行区分为天道五行与人道五行，姚春鹏认为五行学说是具有时空蕴含的既有生化功能又有秩序结构的本源论哲学。这些说法各有其优长，并且可以相互融通。

总之，从这次会议的成果可以看出，不同于近现代学者基于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而把五行学说视为迷信思想，现在的学者们对于五行学说，一方面秉持科学精神，立足于证据讨论问题，另一方面又具备同情之了解，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客观辩证地讨论问题。这恰如中国孔子基金会彭彦华研究员在会议发言《齐鲁文化对东北亚的文化辐射力及其启示》所说：“阴阳五行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原创性与本根性，是中华文化的原动力之一。”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疏“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句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新时代里，中国哲学研究者有责任珍惜阴阳四时五行思想，把它发展好，应用好。

【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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