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王安石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21-07-15 17:37:20
标签:王安石、理想主义者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重新发现宋朝》《中国的自由传统》《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等。

王安石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五月三十日戊午

          耶稣2021年7月9日

 

 

 

王安石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复古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运动吗?

 

确实有不少人将王安石视为“古典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动必称先王”的政治主张也给人一种古典理想主义的印象。比如研究者发现,王安石在嘉祐三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四十余处提到‘先王’,分别有‘先王之政’‘先王之道’‘先王之意’‘先王之时’‘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法’‘先王之事’‘先王之取人’‘先王之制国’等多种表述形式”。与神宗皇帝第一次会面,王安石便告诉神宗“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尧、舜,即先王也。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还特别注重古老的《周礼》一书,多次引用《周礼》的记载反驳保守派的批评,研究者认为《周礼》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古典蓝本”。

 

如果王安石是所谓的古典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变法是根据《周礼》展开的实验,那么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王安石就是一个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王安石变法就是一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运动。

 

然而,王安石已经说明了:“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显然不是教条主义。他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之所以特别强调以先王、《周礼》为法,与其说是将《周礼》奉为圭臬,倒不如说是为了阐释变法的合法性,恰如清人所指出:“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也持类似意见:“王安石之所以提出‘法先王之政’的口号,只不过想在这个口号的掩护之下,达到他‘改易更革’北宋王朝长期行用的一些传统法令规章,使其能适应现实需要的那个目的而已”。

 

在崇信“祖宗之法”的宋代,变法所要面对的清议压力可想而知,王安石并不敢公然宣扬“祖宗之法不足守”,哪怕他内心认同这一说法;但变法意味着需要突破“祖宗之法”的束缚,那么最好的办法其实并不是直接反对“祖宗之法”,而是塑造出一个比“祖宗之法”更高阶的宪制权威,用它来为变法提供合法性,这个更高阶的宪制权威便是“先王之法”、“先王之意”,用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对宋代“祖宗之法”的研究中已点破了这个命题:与司马光要求“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王”不同,“王安石则以‘先王之法度’作为效法的目标,这虽然不是公开否定宋初以来的‘祖宗法度’,至少也表露出强烈希望超越本朝习行故事的倾向”。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也不是按照哪一部古老经典的记载复制出来的,这一点与王莽改制完全不一样。这里我想引用日本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的看法:“王安石的新法在数不胜数的各个方面都有开展,一改从前的惯例。这些新法当然不是王安石个人想出来的,每项改革都有各自的提案者,其中很多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民间人士。他们根据经验提出改良方案并进言,王安石认真听取意见,上与天子、下与官僚谈话,深思熟虑之后作出决断。这是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杰出之处。”

 

 

 

新法当然也不是哪一个提案者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毋宁说,那是变法团队根据实践经验总结而来的,比如“青苗法”来自王安石早年任职鄞县、李参担任陕西转运使时的试验;“募役法”也是仁宗朝一些地方试行过的做法;还有“市易法”,在王安石设立在京市易务之前,王韶已经在边地实行多时。其他新法同样如此。宫崎市定认为王安石“并不为描绘遥远未来的虚空影像所吸引,而是始终直视现实,究明其中的不平衡,匡正其中的不合理,将政治引入合理化轨道。他从儒教经典中选出号称记载周公所定政府机构的《周礼》,为之添加新注释,名曰《周官新义》。这并不是描写遥不可及的远去的理想国,而是认为,在任何时候,古代的政治原理只要付诸实践,都可成为行动的典范。他的政治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合理主义。”这个评论是很有创见的。

 

当然在王安石的诗文中确实可以找到不少具有复古基调的篇章,比如他的《发廪》诗写道:“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但这种“复古”论调不过是宋代士大夫主张“回向三代”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实际上,“复古”往往只是一个名目而已,绝不是真要恢复古人之政,王安石自谓“愿见井地平”,但执政后也没有恢复上古的井田制,恰恰相反,他承认井田不可复。有时候,“复古”还是走向近代化的旗号,就如我们在世界近代史上所看到的,西欧的“文艺复兴”正是告别中世纪的肇始,日本的“王政复古”亦是明治维新的前奏,晚清的戊戌变法恰好也是以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为先声。对王安石变法的“法先王”之谓,亦可作如是观。黄仁宇称“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这并非故作惊人语。

 

所以,与其说王安石是理想主义的,不如说他是经验主义的;与其说王安石变法是复古主义的,不如说它是现代主义的。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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