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往圣继绝学

——《经学研究》辑刊与中国大陆经学研究

作者：干春松、陈壁生

来源：“萬卷樓圖書公司”微信公众号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大陆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应的是，大陆的学术研究也稳步推进，在人文学科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经学研究的重新开展。从二○○四年各种民间「读经热」的兴起，到《论语》热、国学院的开办，乃至民间祠堂的兴建、旧城的重修，传统文化在大陆社会的各个层面，自发地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在更加宽广、纵深的层面上理解中国文明，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一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就表现为经学研究的重新开展。

有鉴于此，我们在二○一二年开始筹办「经学研究」辑刊，并出版第一辑「经学的新开展」，旨在以专刊的形式，推进中国经学研究的发展。

一、宗旨

《经学研究》辑刊的宗旨，主要是在文明背景中，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理解经学。经学曾经长久地塑造了中华文明。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中说：

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李源澄：〈经学通论〉，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二辑第二册，台北市：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页4、5）

民国时期，经由「整理国故」运动，现代学科得以建立。通过现代分科之学理解中国传统，本来符合现代国家社会建立的要求，学术的分科，也有助于具体问题的精细化研究。然而，问题主要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将中西问题理解为古今问题，将「中国」视为古代。由此建立起来的文、史、哲，强调「史」的梳理，而缺乏「学」的探索。当「中国」变成「古代」，传统便丧失意义。以十三经为核心的经典，被分割到不同的学科之中，不但不能成为社会重建有效的资源，而且仅仅被视为有待系统化整理的史料。那些古典的大书，一旦被视为史料，古人的智慧便随之被湮没。

近十多年来大陆经学研究的兴盛，不光表现在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一些社会学科，像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重视经学的资源，这意味着这种重视的背后，有共同的关注，而这一关注，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文明。虽然，研究者的立场、学科、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对文明、文化的态度也许完全相反，但是，经学对认识中国文明的意义，则获得了比较普遍的共识。

二、方法

近十多年来，大陆的经学研究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路径。其中主要有几个方向：

第一，文献学方向。对现代人而言，经书首先是古典文献，因此，从文献的角度理解版本、考证文字、梳理目录，仍然是经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尤其是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注、唐疏研究上，目前的研究在很多领域有重要的突破，对今天阅读注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二，历史学方向。中国经过了古今之变，经学天然成为历史，史学研究的突破，是在汉唐史研究中，开始意识到经学对这段历史的影响，并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定位。

第三，学术史方向。把经学理解为学术史，是「整理国故」运动以来的主要做法，其中，汉代经学、清代朴学的研究尤为突出。

《经学研究》辑刊对经学的理解，主要采取的是义理的角度。传统的「义理」学，相当于现代学术中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说，「经学研究」辑刊的特征，是在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中，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理解经学，因此，也特别重视经学的「义理」部分，无论是文献、历史，还是学术史，都服务于义理的发明。中国最早的哲学通史著作，即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言及哲学的范围时说：「吾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4）其六艺即六经，九流即诸子。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吾人观上所述哲学之内容，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48）正因如此，冯先生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处理清代哲学的时候，除了讲清初的颜、李、戴东原，便是一章「清代之今文经学」，梳理康有为、谭嗣同、廖平的哲学思想。

我们认为，面对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今天的经学研究，既不可能假装生活在古典的经学时代，只要通过注疏便可以发明经义，也不可能假装生活在西方社会，只要模仿西方学术便能弘扬古学。今天的经学研究，包括了对经部的文献研究，但不能止于经部文献研究；包括了对经学的历史研究，但不能止于经学史研究；包括了经典的解释学研究，但不能止于解释史研究。经学的生命力，蕴藏在洞察古今之后的义理创造之中。从董仲舒，到郑玄，到朱子，每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正是这些学彻天人，既精通古经，又深知时变的解经家，既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也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孔子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中国来说，经学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但是，经学的生命力，及其回应一个变动时代的问题的能力，则需要经学研究者去证明，古代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三、内容

《经学研究》作为辑刊，其出版形式，每一辑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主题论文。主题论文是每一辑的重点，由三篇以上同主题论文构成。并且，每一辑的主题论文，专题的题名同时也是本期的书名。例如第一辑「经学的新开展」的主题论文，包括了曾亦的〈《春秋》决狱与儒家经义的现实性诉求〉、刘伟的〈经学何谓——关于经学的本质与界限追问的尝试〉、陈壁生的〈经学的新开展〉三篇论文，集中讨论经学的定义以及为何这个时代需要重新开始经学研究。第二辑「经学与建国」的主题论文，包括干春松的〈再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曾亦的〈论康有为之国教论〉、唐文明的〈政治自觉、教化自觉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三篇论文，集中讨论晚清时期从经学角度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解。第三辑「《孝经》的人伦与政治」的主题论文，包括陈壁生的〈《孝经》的「至德」与「要道」〉、李秋莎的〈由《孝经刊误》看朱子圣经标准的特质〉、刘增光的〈《孝经》「严父配天」义与嘉靖帝明堂配享改制〉、宫志翀的〈以《孝经》会通六艺——曹元弼重建经学的方式〉四篇论文，集中讨论《孝经》学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

主题论文专辑的优势，是能够就某一重要问题，进行集中的组稿，同主题文章，由于作者背景不同，角度有别，因此，往往能够更进一步深化对主题的认识。而这种做法的困难，是主编对主题的确定。对我们来说，每一辑主题的确定，都不是随机、任意的，而是集中表现我们对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经学的理解。在我们看来，经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深藏在高文典册中的古典知识，而且更因为它对理解中国文明、理解我们的现实处境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因如此，专题讨论更加能够从义理角度表现基本的问题意识与经学可能的回应。

第二是经学史问题。经学史问题相对比较分散，《经学研究》辑刊的特点，是对经学史问题的研究，不但注重文献基础，同时注重思想性。同时，我们不论在学术理念上，还是在办刊理念上，都反对狭隘的门户之见，包括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等等。这些门户之见事实上都是学术史问题，而不是今天经学新开展中的问题。

第三是经典文献的整理，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稀见经部文献的整理。在晚清民国时期，因为经学日渐式微，部分老师宿儒的著作，流行极少，今人难以寻觅，甚至部分著述仍然是手抄本，深藏于各地图书馆或民间。《经学研究》辑刊注重这类文献的整理。例如，《经学研究》第二辑发表了吕明烜整理的程大璋著《王制通论》，此书是《王制》解释史上最晚的一部，篇幅不长，但对理解《王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此书长期深藏于程大璋弟子邬庆时所编的《邬氏家集》中，通过我们的整理出版，使程大璋之学，能够有更好的流传。又如，《经学研究》第四辑发表了郜喆、祝浩涵整理的吉城两部《春秋》学著作：〈谷梁范注家法考〉与〈左氏郑义述〉，吉城的著述，当时并未刊刻，只有手写本。我们联系到吉城的孙子吉家林先生，请他提供吉城著述的电子版，从电子版整理成书。

四、特色

《经学研究》辑刊除了努力接承传统义理之学之外，另一特点是注重对经学文献、人物与思想的梳理。

例如，《经学研究》第一辑发表了郑奎所作〈邵绍轩主人王树荣年谱初编〉，第一次对王树荣先生（1873-1952）进行了全面的介绍。郑奎写到：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经学逐渐衰落，经学家和继续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渐少，至于春秋公羊学的学人和著作更是屈指可数。在《民国时期经学丛书》中，有一套共计七种十八卷的春秋公羊学大著——《邵绍轩丛书》，显得弥足珍贵和独特。此丛书著者王树荣极少被那时的学者和文章提及，翻阅一些书目和资料也鲜有记载。能够写出如此一部公羊学著作，著者必定具有深厚的经学背景，非一般人所能为也，那么王树荣为大学教授，或是民间学者？其人生经历和学术背景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也许就是司马迁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吧。虽然有关他的记载相当缺乏，但遍查目录书、索隐、字典等各种资料，王树荣大致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让人吃惊的是，王树荣本职乃为一名从事法律工作的检察长和政府官员，撰写《邵绍轩丛书》只能算作他的副业。他与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既是师生，又是亲戚，关系极为密切，在经学方面受经学家崔适影响较大，还与鲁迅、朱孝臧等学者有过交往。而且，他还在史学、法学、诗词、族谱等方面皆有著作或文章留存，比如《元秘史润文》、《刚斋吟草漫录》、《小湖王氏族谱》，对如今的学术研究依然具有价值。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及其著作淹没在历史中，不禁让人深感痛惜，在人大国学院陈壁生老师的一再鼓励下编此年谱，以便更多有识之士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其人其书。非常有幸，年谱得到年谱主人孙女——王务荆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干春松、陈壁生编：《经学的新开展》，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王树荣的《邵绍轩丛书》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基本上没有被利用。而其生平，也几乎完全没有整理。通过郑奎的努力，使王树荣一生的基本情况与著述内容，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经学研究》第四辑封面

《经学研究》第四辑〈曹元弼的生平与学术〉，是对曹元弼先生（1867-1953）生平与思想研究的专刊。曹元弼，号叔彦，晚号复礼老人，今江苏苏州人，为清代经学之殿军，但自曹元弼去世以后七、八十年间，只有王欣夫、沈文倬几篇文章对其人其学有所涉及，直到近十年来，随着学界对经学的重视，曹元弼的著作也开始被阅读、整理。有鉴于此，我们编辑了曹元弼的生平和学术研究专刊，专刊前言写到：

叔彦先生之学，王欣夫〈吴县曹先生行状〉概之曰：「先生说经，一以高密郑氏为宗，而亦兼采程、朱二子，平质通达，与番禺陈氏为近。而著书二百余卷，总三百余万言，则又过之。同县吴文安公尝谓吾苏二百六十年前后得两人焉，昆山则有亭林先生，吴县则为吾叔彦先生，振纲常，扶名教，为宇宙间特立独行之真儒。识者谓为千古之公论。」然自民元以来，经学科废，斯文坠地，先生耿介孤忠，没于人世，先生名山大著，湮在尘灰，于今忽忽百祀矣。大凡麟经坠地，《诗》、《书》火劫，宗庙丘墟，大典废绝之世，必有仁人志士，以一身性命，念念不绝，万千日夜，生死相守，叔彦先生者，可谓百年来经学之神州托命人也。（干春松、陈壁生编：《曹元弼的生平与学术》，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这一辑发表了宫志翀所编的十万字长文〈曹元弼学术年谱〉，李科的〈顾炎武对曹元弼 之影响略论〉、廖娟的〈晚清经师曹元弼的《易》学三书〉等论文。另外，还整理了曹元弼所著的《礼经大义》、《经学通义开宗》。

「经学研究」辑刊出版之后，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其旨不在制造学术热点，而在夯实学术根基，我们期待，能够通过辑刊的出版，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的经学研究。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壁生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