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青苗法”存在严重的摊派行为吗？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四月廿三日壬午

          耶稣2021年6月3日

（电视剧中的王安石）

北宋熙宁三年春，朝野上下声势最大的大合奏，就是旧党中人对“青苗法”的抗议、非议，我们去看赵汝愚辑录的《宋朝诸臣奏议》（这部选集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就如《联邦党人文集》之于美国），自卷一百十一至一百十四收录的奏议，基本上都是反对“青苗法”之议，上奏时间为熙宁三年正月至五月，主要集中在二三月。

其时，“青苗法”刚刚在诸路推行，假设它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此时此刻，这个严重后果还未产生，那么旧党为什么如此坚决、激烈反对“青苗法”呢？大约有几个原因：

其一，“青苗法”的本质是政府放贷取息，这种做法被认为违背了圣贤之道，范镇干脆将“青苗法”蔑称为“盗跖之法”。

其二，一部分士大夫根据历史经验与逻辑推理，预测“青苗法”将会产生严重后患，如司马光说：“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其三，“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扰民”、“抑配”的问题，比如按知杭州郑獬的说法，两浙路诸州乡民都不愿请领青苗钱，但提举官一入境，各州县很快将青苗钱支俵出去，这不是为迎合提举官而强民所难吗？

第一条理由属于价值偏好，很难辩出一个是非黑白出来；第二条理由属于想象，不足为凭；惟第三条理由属于事实性判断，可以证实，或者证伪。

我们先来探究一个问题：杭、常、润、苏、秀诸州乡户真的就如郑獬所言，“无一人愿请”青苗钱吗？恰好在郑獬上疏之前，前秀州判官因为得到孙觉举荐，赴阙朝觐。李定先去拜见知谏院李常，李常问他：“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

李定说：“皆便之，无不善者。”

李常告诉他：“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

随后李定又拜见王安石，将他与李常见面的情形说了出来：“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

按李定的说法，青苗法乃是便民的良法，深受南方之民的欢迎。与郑獬说辞正好完全相反。到底谁撒谎呢？

我曾一度以为是李定撒了谎，因为李定这个人留在宋史上的声名不大好，是后来陷害苏轼的小人之一，而且他有编造青苗法便民的谎言以讨王安石欢心的可能性。但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是郑獬撒了谎。

证据之一：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钱，并自劾违旨”，在自劾的奏状中，陈舜俞说：“然臣体问，方今小民匮乏，十室八九，应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胜计？”按陈舜俞的考察，越州山阴县的乡民听说官放青苗钱，不召而至，都想借贷。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陈舜俞上状自劾后，“躁忿弃官，居嘉禾白牛村，自称白牛居士”，过了一段时间，却上书“称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

证据之二：“青苗法”刚推行之时，知南康军鲁有开任满回京，宰相问他：“江南新法如何？”鲁有开说：“新法行，未见其患，其在他日也。”鲁有开也是反对“青苗法”的士大夫，认定“青苗法”必有后患，但他还是承认目前“青苗法”未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叫毕仲游的士子写了一篇《青苗议》：“自散青苗以来，非请即纳，非纳即请，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毕仲游是反对青苗法的保守派，但他的观察可以说明“青苗法”受欢迎的程度，申领青苗钱的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

所以，我们认为，李定称“青苗法”在南方施行后，“皆便之，无不善者”，即使有夸大事实的成分，但可信度还是要远远大于郑獬的谎言。

既然农民如此热切、积极请贷青苗钱，“不召而至”，“憧憧来往于州县”，官府为什么还要搞强行摊派？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郊农村）

从“青苗法”的利率水平来看，也不大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摊派行为，因为青苗钱年息二分，利率比民间贷款低得多，以上户的经济条件，也许不需要借贷，但他们如果借到青苗钱，也完全可以以更高一点的利息转贷出去。

事实上，按旧党中人吕陶对“青苗法”弊病的揭发，青苗钱的支俵确已出现“诡名冒请”的问题。为什么要“诡名冒请”？徽宗朝时有臣僚解释：“访闻形势之家法不当给，而迩来诸路诡名冒请者亦众，盖欲复行称贷，取过厚之息，以困贫弱。”形势户先诡名冒请青苗钱，然后转贷给贫弱之户，从中赚取利息差。“冒请”与“抑配”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行为，如果有人“冒请”，又何必“抑配”？

让我再举一个实例：熙宁三年，河北缘边安抚都监王光祖面奏神宗：“昨巡历至广信、安肃军，闻散青苗钱官吏多不听民自相团保，乃令上户均保下等贫民，亦有直以一村约度人数自配给者，可更广察访施行。”神宗因此诏河北缘边安抚司体量。安抚司调查后回奏：“二军并取民情愿在外结成保甲赴县，未尝抑勒，亦无以逐村计口支散者。”神宗又令王光祖“具析以闻”，即与河北缘边安抚司进行书面质证。最终王光祖因奏对不实而受处分，神宗又下诏“特放罪”。当时保守派对“青苗法”抑配问题的指控，多是这类不实传言。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不存在摊派行为，局部的摊派现象应该是有的，因为提举官为追求政绩，务要多支散青苗钱；而为便于日后收回本息，官方又倾向于将钱贷给有偿还能力的上户，上户往往又不需要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抑配上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必高估抑配的严重性，宋朝台谏官指控青苗钱的俵散“不以民之贫富，一例抑配”，无疑是夸大其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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