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作者：毛丽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1期

摘    要：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经、开义利之辩，强调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对儒家道统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张栻； 道统思想； 仁说； 周敦颐； 二程；

关于“道统”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冯友兰、张立文、汤一介等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关于“治统”与“道统”的讨论【1】。改革开放以后，有关道统、道统思想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学界肯定朱熹对儒家道统思想体系建立的贡献，但对张栻的道统思想却着墨不多，其在道统史上的地位多为朱熹遮蔽。近年来学界对张栻的相关研究已有进展，在论及宋代道统论、朱熹道统论及相关研究时兼及张栻。如美国汉学家田浩关注到张栻在南宋道学史上的地位。【2】德国学者苏费翔认为12世纪开始用于学术传统的“道统”，李流谦在写给张栻的父亲张浚的一封信中使用了“道统”一词，并考据这一用法在1164年（张浚逝世）之前，比朱熹用“道统”一词的时间更早。【3】胡杰也通过对陈平甫与张栻交流的研究，考证陈平甫与张栻交流提出“道统”的时间比朱熹更早【4】。陈逢源在论及朱熹与张栻融通“静”“敬”，辨析“中和”“仁说”，完成学脉联结【5】。目前从儒家道统传承的维度对张栻研究还不够，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探讨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贡献。

一、道统之道：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

自孔孟始，儒家思想中便有了道统意识。自从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论说道统者都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儒家道统之道而言，“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孔子提倡仁，孟子提出仁义之道，主张仁政，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唐代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到宋代，仁说也是儒家道统的核心。张栻对儒家道统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对儒家道统思想核心内涵的论说。在张栻的思想体系中，仁说也是核心。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说：“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张栻所言“传斯道”显然是传儒家圣人之道，“至于孔子，述作大备，遂启万世无穷之传。其传果何异？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善乎，孟子之得传于孔氏，而发人深切也！”【6】明确指出孔子开万世无穷之传，孟子之得传于孔子。

张栻的仁说不仅散见其众多著述，而且，张栻专门编著有《洙泗言仁》。根据《张宣公年谱》，该书成书于乾道六年（1170）。乾道七年（1171），张栻作《洙泗言仁序》。乾道九年（1173），“朱公元晦作《仁说》，公连与书诘难释疑。”同年，张栻“改定自撰《仁说》”，并“改易《言仁》诸说。”期间围绕“仁”说，张栻与朱熹之间、朱熹与范伯崇、吴晦叔之间多有书论往复，从中也不难看到张栻仁说的变化。

（一）仁为四德之长

张栻将仁与义、礼、智并论，认为“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文集》卷一八《仁说》，《张栻集》，第1031页）仁为人性四德之一，而且，论及四德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仁是基础，“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能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同上，第1031-1032页）认为为仁的关键是“克己”，“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认为仁、义、礼、智四德是由仁来推动的，“夫静而仁、义、礼、智之体具，动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达，其名义位置固不容相夺伦，然而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恭让而有节，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知觉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见其兼能而贯通者矣……然则学者其可不以求仁为要，而为仁其可不以克己为道乎！”（同上，第1032页）阐述了“求仁”的重要和“克己”的关键。张栻在孟子的“人心”基础上引出克己求仁之方。

（二）以心性言仁

张栻重视“心”的地位与作用。“是以孟子于仁，统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犹在《易》乾坤四德而统言乾元、坤元也。”（同上，第1032页）“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南轩先生孟子说》卷七《尽心上》，《张栻集》，第585页）。显然，张栻已将主体的“心”本体化，“心”不仅为万事之宗，而且能统摄天理，也能主宰人性，认为“心与理一”“心统万理”。张栻不同意业师胡宏“性无善恶”的说法，主张“性无不善”。张栻的《仁说》得到了朱熹的肯定，“《仁说》明白简当，非浅陋所及。”但朱熹同时对张栻的《仁说》提出了一些疑义，认为张栻“视天下无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认为“盖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视物为心耶？”7朱熹并不认同张栻的心与仁一、类聚言仁的观点，这也正是张栻仁观与朱熹仁观有所不同之处。不过，朱熹在此基础上也论及以爱推仁的必要性。

朱熹《答吕伯恭》说：“若洙泗言仁，则固多未合，当时亦不当便令尽版行也。”（《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1440页）看得出朱熹对《洙泗言仁》的出版并不满意。朱熹《答吕伯恭别纸》云：“言‘仁’诸说，钦夫近亦答来，于旧文颇有所改易，然于鄙意亦尚有未安处。”（《文集》卷三五《答吕伯恭别纸》，《朱子全书》，第1526页）又《答吕伯恭》云：“钦夫近得书，别寄《言仁录》来，修改得稍胜前本。《仁说》亦用中间反复之意改定矣。”（《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1446页）由此可知，张栻吸收了与朱熹往来书论的意见，对《洙泗言仁》进行了一些修改，朱熹对修改后的本子在肯定其胜过前本的同时，也流露出他对《洙泗言仁》仍有不合其意之处。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张栻对朱熹的观点有吸纳也有保留，张栻的仁观以心性言仁，其仁观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张栻把仁与性相联系，他说：“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文集》卷一八《仁说》，《张栻集》，第1031页）张栻以性言仁，认为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本有，是性之体。而且强调“兼能而贯通”，将以爱言仁、以公言仁、知觉言仁统一了起来，以人心融会朱熹、胡宏的仁说，体现出湖湘学派性本体论的特色。

（三）知仁而求仁

张栻认为首先要知仁，他在《答朱元晦书秘书》中说：“《论语仁说》，区区之意，见学者多将‘仁’字做活络揣度，了无干涉，如未尝下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象此等极害事，故编程子之说，与同志者讲之，庶几不错路头。”（《文集》卷二一《答朱元晦书秘书》，《张栻集》，第1087-1088页）这也正是张栻编著《洙泗言仁》的原因，认为天地之心存乎人即是“仁”，而且强调不仅要“言仁”，而且要“求仁”（《文集》卷一四《洙泗言仁序》，《张栻集》，第971页）。认为学者贵在尽心“求仁”、实践仁。“圣贤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亲切于动静语默之中，而有发乎此也。有发乎此，则进德有地矣。故其于是心也，治其乱，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广大无疆之体可得而存矣。”（《文集》卷九《桂阳军学记》，《张栻集》，第889页）如此培养传道济民、经世致用之人才。吕祖谦评价张栻说：“张荆州教人以圣贤语言见之行事，因行事复求圣贤之语言。”【8】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评论张栻“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9】。而要“求仁”、实践仁，张栻认为最难莫过于“克己”，指出躬行仁义道德的重要性。在张栻看来，人之善在于仁义礼智的存有、生发。张栻进一步解释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者，性之所有，而万善之宗也。”（《南轩先生孟子说》卷六《告子上》，《张栻集》，第537页）正因为立人之道在于仁义，为此，张栻毕生教育实践都致力于传儒家仁义之道。

张栻的仁观前后有变化，早期主要受胡宏的影响，编著《洙泗言仁》并作《洙泗言仁序》后，受朱熹的影响较大，不过，张栻的仁观也体现其思想自成一派（湖湘学派）的特色，即使乾道九年（1173）改易过的《洙泗言仁》，在朱熹看来，“然于鄙意亦尚有未安处”，朱熹自己也说与张栻仁说论辩最后仅“一二处未合”。可见张栻与朱熹对彼此仁说的重视，同时也可见张栻对朱熹的观点也有不认同之处，这也是张栻对自己学术观点的坚持。此外，张栻的仁观也是在与朱熹等学者往复的论辩中发展的。

二、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

从儒家道统传承上言，张栻与朱熹同续儒家正统。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在衡山拜二程的再传弟子、著名理学家胡宏为师，问河南程氏学。朱熹说：“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文集》卷七五《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3634页）张栻的仁观直接受其业师胡宏的影响。胡宏认为，言与道不可分离，主张知圣人言、悟圣人道，评论张栻著《希颜录》“有志于道”。胡宏在《与张敬夫书》中认同“仁岂易言哉！须会于言意之表，而的然有见焉，可也。”【10】黄宗羲《宋元学案》也认为“南轩之学得之五峰”（《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附录》）。

唐代韩愈明确提出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传承谱系。张栻推尊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而周、二程上承孟子，这一谱系也是朱熹建构的统绪。朱熹《伊洛渊源录》定周敦颐为宋代道学开山，认为儒家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统。《伊洛渊源录》成稿于乾道九年（1173）（约从七月起开始编纂，至十一月已成稿）。淳熙六年（1179）四月，朱熹《知南康牒》说：“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11】苏费翔《宋人道统论》认为这是朱熹首次提出“道统”一词。【12】

不过，早在乾道元年（1165）八月，张栻《跋希颜录》中已言及道学之传，“自孟子之后，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识其然者则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横渠张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则又尽发其大全”（《文集》卷三三《跋希颜录》，《张栻集》，第1277页）。虽然这里没用“道统”一词，但在张栻看来，孟子之后至宋朝由周敦颐接续、二程进一步阐发孟子微言大义是清楚的。

张栻在《答陈平甫》中引陈平甫语：“欲请足下本六经、《语》《孟》遗意，将前所举十四圣人概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而以国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洙泗门人至两汉以下及国朝程门诸贤凡有见于道、有功于圣门者，各随所得，表出其人，附置传末，著成一书。”陈平甫建议张栻为十四位圣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并将宋朝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诸先生附其后。“洙泗门人至两汉以下至宋朝程门诸贤”均列出，附置传末。张栻回复说：“某晚学，惧不克堪也。若曰裒类圣贤之言行，聚而观之，斯可矣。”（《文集》卷三〇《答陈平甫》，《张栻集》，第1228页）从张栻对陈平甫请其著书的建议答复来看，张栻虽然自谦，但看得出他对陈平甫的建议是认同的。据日本学者高畑常信《张南轩年谱》，张栻《答陈平甫》是其40岁（乾道八年，1172年）时的书信【13】。又据胡杰考证，该书信作于公元1172-1173年间【14】。如此看来，张栻与陈平甫的交流至迟在该书信中已涉及接续、传承儒家道统的问题。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的想法也得到了吕祖谦的支持。朱熹在《答吕伯恭》中说：“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1438页）就此而论，宋代道学脉络的建构，可以说是当时理学家的共同关切，反映了理学家们振兴儒学的责任与担当，朱熹是其集大成者。张栻《答陈平甫》还表明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学者较早表现出构建传承圣人之道的道统意识，从张栻对“道统之传”的思考来看，其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是推尊周敦颐，确立其开宋代道学之传的地位。张栻师从胡宏，其道统谱系是在湘学学统的基础上构建的，其学统与道统是一致的。淳熙五年（1178），张栻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15】，开篇就指出周敦颐实出于舂陵的地域背景，不过，张栻将宋代治统与周敦颐接续道统联系起来，显然又突破了地域限制，表明濂溪又不仅仅是湖湘学派的，“宋有天下，明圣相继，承平日久，元气胥会，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钜儒，磊落相望。于是时，濂溪先生实出于舂陵焉。”接着张栻从儒家学脉渊源上明确指出周敦颐接续孔孟学统，在宋朝道学史上具有开端的作用，“然世之学者考论师友渊源，以孔孟之遗意复明于千载之下，实自先生发其端。由是推之，则先生之泽，其何有穷哉！”认为孔孟圣人之道复明于千年之后，实始于周敦颐，由二程兄弟阐发微言大义。肯定周敦颐上承孟子，开创宋代道学之传的作用，“然则先生发端之功，顾不大哉！”（《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第906-907页）张栻《周子太极图解序》肯定周敦颐在宋代道学史上的发端地位，《太极图解后序》具体论及二程先生受周子《太极图》的影响。《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也强调二程先生唱明道学，承传孟氏千载不传之道时，肯定周先生的发端作用，“而论其发端，实自先生”（《文集》卷一〇《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第912页）。张栻《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强调孔孟之后，圣学不明，而千载后有周先生崛起，“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孔孟之意于以复明。”（《文集》卷一〇《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张栻集》，第916页）。

二是推崇二程，强调其在宋代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在张栻构建的宋代“道”的传承脉络中，周敦颐发其端，但在阐发孔、孟微言大义方面，二程具有重要地位。张栻认为，凡儒士以孔、孟为宗，孟子继承孔子学说，提出仁义之道，发展出完整的心性论。张栻推崇孟子，反复言及“孟子没，圣学失传”，宋兴百年后有大儒二程兄弟出于河南，“发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推其源流，上继孟氏，始晓然示人以致知笃敬为大学始终之要领。”（《文集》卷一二《敬斋记》，《张栻集》，第937页）他在《洙泗言仁序》同样强调孔、孟圣人之道“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传，其论仁亦异乎秦汉以下诸儒之说矣”（《文集》卷一四《洙泗言仁序》，《张栻集》，第970页）。张栻在《答陈平甫》中感叹，“盖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传于千有余载之下，今二先生之言虽行于世，然识其真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文集》卷二六《答陈平甫》，《张栻集》，第1157页）。认为二程先生之言是阐发孔孟之道，“始以穷理居敬之方开示学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尧舜之道。于是道学之传，复明于千载之下”（《文集》卷一四《论语说序》，《张栻集》，第969页）。这里从儒家道统传承的角度，强调二程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推明究极之，广大精微，殆无余蕴，学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盖在此而不在乎他，学可以至于圣，治不可以不本于学，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第907页）。

三是张栻与朱熹相互论辩、互有生发，共同推动了宋代学术的发展和儒家道统的重建。张栻与朱熹皆为二程四传弟子，二人是同时代著名理学家。张栻对朱熹以兄相称，其思想互有生发，互有影响。张栻对朱熹的影响可从朱熹《与曹晋叔书》可知：“熹此月（九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文集》卷二四《与曹晋叔书》，《朱子全书》，第1089页）朱熹在答张栻《诗送元晦尊兄》亦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渺难名论。”又在《祭张敬夫殿撰文》中述及他与张栻之间的学术交流：“我昔求道，未获其友。蔽莫予开，吝莫予剖。盖自从公，而观于大业之规模，察彼群言之纷纠，于是相与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厉以死守也。”（《文集》卷八七《祭张敬夫殿撰文》，《朱子全书》，第4074页）彼此为志同道合，通过辩学，促进了彼此学术的发展，正如宋人杜杲所说：“南轩先生张氏，文公（朱熹）所敬，二公相与发明，以续周、程之学，于是道学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汉之沛。”【16】

可以说，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张栻十分推尊周敦颐、二程，强调周敦颐的道学开山地位、周敦颐为二程学术来源，从而对宋代道学脉络建构有推动作用，并将治统、学统、道统给合起来，从而将周敦颐纳入以二程为核心的传承谱系。周敦颐、二程作为孔孟道统的承传者，张栻与朱熹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各学派又往往把本学派先师看作周、程道统的继承人，以示其正宗。如朱熹的弟子推崇朱熹，以朱熹为当世传人，而彭龟年则将其业师张栻看作周、程道统的正传，以强化张栻的道统地位。【17】

三、传道之方：经典、书院、祠堂

张栻重视儒家经典及其义理阐释，并较早以书院为基地传道、立祠供祀倡扬道统。

（一）著书立说传道

由于“微言著于简编，理义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学者求诸此而已。”（《文集》卷九《桂阳军学记》，《张栻集》，第888页）“求之之方，载于孔孟之书”（《文集》卷九《袁州学记》，《张栻集》，第883页）。为此，张栻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及其义理阐释。

诚然，朱熹的道统论以“四书”为中心，实际上，张栻对《易》、“四书”也很重视，儒家经典是其重要思想资源。张栻《希颜录》就是《论语》《易》《中庸》《孟子》中所载颜渊言行的辑录。《跋希颜录》述及《希颜录》的成书过程：“故今所录，本诸《论语》《易》《中庸》《孟子》所载，而参之以二程先生之论，以及于濂溪、横渠与夫二先生门人高弟之说，列为一卷。”（《文集》卷三三《跋希颜录》，《张栻集》，第1277页）张栻考《易》与《大学》之义，作《艮斋铭》，认为“《易》与《大学》，其义一也。”（《文集》卷三六《艮斋铭》，《张栻集》，第1308页）他尊崇《论语》，赞颂《孟子》，著有《论语说》《孟子说》《中庸解》等。

张栻在与朱熹的往复书信中对《中庸》《大学》均有讨论，“《中庸》《大学》中三义，复辱详示，今皆无疑”（《文集》卷二三《答朱元晦》，《张栻集》，第1115页）。他对《大学》“格物”之说进行阐发，认为“格，至也；格物者，至极其理也。此正学者下工夫处”（《文集》卷二六《答江文叔》，《张栻集》，第1161页）。张栻更重视“格物”的环节，与其老师胡宏有所不同，他在《答直夫》中认为，大学之道，首要的是格物致知，“故大学之道，以格物致知为先。”（《文集》卷二七《答直夫书》，《张栻集》，第1177页）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至于物格知至，而仁义礼知之彝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文集》卷九《邵州复旧学记》，《张栻集》，第885页）。而且认为致知力行是互为生发的，“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气质可得而化也”（《文集》卷一五《送钟尉序》，《张栻集》，第994-995页）。

张栻在《论语说序》中认为“学者，学乎孔子者也。《论语》之书，孔子之言行莫详焉，所当终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圣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则亦可睹焉。”（《文集》卷一四《论语说序》，《张栻集》，第969页）张栻《孟子说》七卷，乾道四年（1168）开始编，乾道九年（1173）完成。张栻主张从孔孟之书学习日用伦常，他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强调从孔孟之书中学习仁、义、礼、智四德。主张致知力行要体现在“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苟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悌忠信之所发，形于事而后为行乎？”（《文集》卷二六，《张栻集》，第1167页）

张栻通过著书立说，传儒家圣人之道。一是强调义理解经。虽然张栻英年早逝，但著述宏富，重视对儒家经典义理的阐发。而且由于他强调“为己之学”的求学目标和“切己体察”的求学方法，因此，张栻在解经时所阐发的义理就往往与自己的内在心性有关。张栻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孟子》，在《讲义发题》中特别强调以孔子的为己之学解说《孟子》。他说：“为人者无适而非利；为己者无适而非义。曰利，虽在己之事，皆为人也；曰义，则施诸人者，亦莫非为己也。”（《张栻集》，第311-312页）张栻主张先察识后涵养的道德修养方法，他在解《孟子》时，对先察识后涵养的道德修养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张栻强调已发工夫，主张察知本体已发后所表现的端绪，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存养。

二是开义利之辩。张栻认为“学莫先于义利之辩。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宋史》卷四二九《张栻传》）张栻在《孟子讲义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辩。”（《文集》卷一四《张栻集》，第971页）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开公私义利之辩，“示学者以公私义利之辩”。朱熹《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也载：“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刘珙）一新之，养士数十人……而属其友广汉张侯栻敬夫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其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闻者风动。”（《文集》九七《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朱子全书》，第4492页）

张栻通过阐发《论语》《孟子》的有关命题，将义利之辩置于理欲、公私之辩中去考察。张栻认为“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人则求以自便其私而已”（《南轩先生论语解》卷二《里仁》，《张栻集》，第130页），将“义”解为“天下之公理”，“利”则为一己之“私”，义与利成为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又说：“夫善者，天理之公。”“至于利，则一己之私而已”（《南轩先生孟子说》卷七《尽心上》，《张栻集》，第603页），强调为学应该从明辨义利入手，努力修养，以至“私欲尽而天理纯，舜之所以圣者，盖可得而几矣”（同上，第604页）。他还用“无所为而然”和“有所为而然”来进一步诠释义利之分。张栻还将“义利之辩”与为己、为人、为国联系起来解《孟子》。认为“义利之说大矣，岂特学者之所当务？为国家者而不明乎是，则足以召乱衅而启祸源”（《文集》卷一四[附录]《孟子讲义序》，《张栻集》，第974页）。张栻特别重视理学与经世的结合，他指出：“义利之辩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南轩先生孟子说》卷首《讲义发题》，《张栻集》，第312页）在讨论义理之学时，同时亦将其视为经世之学。张栻的义利观，上承二程，却又不乏自己的见解，朱熹高度肯定张栻用“无所为而然”来释“义”，张栻的义利观也为南宋真德秀承袭。

（二）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传道

乾道元年（1165），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重修岳麓书院，次年成，请张栻作记并主教其中，是年张栻三十四岁。从此，张栻来往于城南、岳麓二书院讲学授徒、传道授业。在“乾淳之盛”时期的诸位理学家中，张栻最早利用书院作为研究、传播理学的基地。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前后八年，确立了传道济民的人才培养目标，“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集》，第901页），“传斯道”与“济斯民”相辅相成。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书院祭祀先贤也是倡扬道统的重要途径。岳麓书院刚建时即辟有专祀孔子的礼殿，南宋初张栻主教书院时仍然如此。除延续岳麓书院的讲学、藏书和供祀外，张栻还开展学术交流与研究，使教学与学术相得益彰。

张栻以书院为基地，传播理学，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之才，如吴猎、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陈琦、张忠恕等。朱熹说：“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文集》卷二四《与曹晋叔书》，《朱子全书》，第1089页）黄宗羲评价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第1611页）岳麓书院在促进南宋学术、教育发展、儒家道统传承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立祠供祀濂溪、二程，倡扬儒家道统

张栻作为湘学学统、儒家道统的建构者，他为周敦颐建祠作记，无疑表明了他的学统观念和道统意识。由于湖湘学者对周敦颐的大力推崇，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在周敦颐故里道州建濂溪祠开始，以后又在他宦游的地方建有多处濂溪祠。张栻是湖湘地区创建濂溪祠以承传学统、道统的重要人物。从南轩先生文集中可见，张栻为祭祀周、二程三先生建祠作记不少，如淳熙二年（1175）张栻在静江府学明伦堂旁建“三先生祠”并作记，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位理学宗师，同年作《韶州濂溪先生祠堂记》；淳熙五年（1178）张栻知袁州，又建三先生祠，请朱熹作记；同年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成，张栻为之作记；淳熙六年（1179）朱熹守南康时创建濂溪祠，请张栻作记。

不难看出，当时推崇周、二程三先生，为之建专祠或合祀三先生的祠堂已是普遍现象，其目的张栻说得很清楚，是使学者可以朝夕瞻仰、传承学术传统。如乾道九年（1173），南剑州尤溪县学“传心之阁”（朱熹命名），“命工人绘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寘于其中，使学者得共朝夕瞻仰焉。”张栻为之撰写铭文，强调宋代道学由周子发其端，二程阐扬光大，并说：“揭名传心，诏尔后人。咨尔后人，来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传。”（《文集》卷三六《张栻集》，第1314页）道出了建祠供祀三先生的目的，延续学统、承传道统。淳熙二年（1175），张栻在静江学宫明伦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东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绘像既严。”（《文集》卷一〇《三先生祠记》，《张栻集》，第918页）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合祀二程先生像，“二程先生之像列于其中，规模周密，称其尊事之实”（《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第907页）。张栻淳熙六年（1179）为之作记，强调了周敦颐的奠基作用。可见，这些在其出生地、宦游地、讲学地以及在地方州学、府学、县学及纪念地或在各地书院建立的专门祭祀理学家的祠堂，实际上也成为了传播理学、承传道统的重要场所。

四、结语

从儒家道统发展史上审视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贡献，有助于更全面理解南宋时期理学家群体重构儒家道统的努力，在肯定朱熹建构道统思想体系的贡献时，也看到同时代其他理学家的努力。张栻对儒家道统仁义之道的阐释，他与朱熹等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往复书论对彼此学术的影响，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和宋代道学脉络的建立。朱熹在祭张敬夫时说：“嗟惟我之与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向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反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远而圣言之秘，近则进修之方，大则行藏之义，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无遗，若我之愚，亦幸窃窥其一二。”（《文集》卷八七《祭张敬夫殿撰文》，《朱子全书》，第4075-4076页）张栻与朱熹之间围绕本体论、心性论、道德修养论所进行的一系列辩学，虽然观点不一，但通过会讲、书传交流，相互生发、相互影响，促进了南宋学术的发展，促成了宋代理学史上的“乾淳之盛”。

仁说是张栻道统思想的核心。张栻传儒家圣人之道，“仁”为人性四德之长，强调知仁义礼智以明人伦、知仁而求仁。张栻沟通了仁与性之间的关系，以心性言仁、以心统性情。张栻论及道学之传，不仅强调二程在传孔孟之道中的中心地位，而且推尊周敦颐开宋代道学之传，强调周敦颐推本太极，为二程的思想来源。张栻著书立说传道，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传道、立祠供祀周敦颐、二程三先生，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经，开义利之辩，强调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对儒家道统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 冯友兰：《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张立文：《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汤一介、庄卬、金春峰：《论“治统”与“道统”》，《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2 [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3 [德]苏费翔、[美]田浩：《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中华书局，2018年，第86-87页。
 
4 胡杰：《陈平甫与张栻交流提出“道统”时间考》，蔡方鹿主编：《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9-471页。
 
5 陈逢源：《朱熹与张栻之义理辨析与学脉建构——中和·仁说·道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6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第900页。
 
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二《答钦夫〈仁说〉》，《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18页。
 
8《黄氏日抄》卷四十《读本朝诸儒理学书·东莱先生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
 
9《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附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1635页。
 
10胡宏：《与张敬夫》，《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30页。
 
11《文集》卷九九《知南康牒》，《朱子全书》，第4582页。
 
12关于朱熹首次用“道统”一词的时间学界说法不一，如陈荣捷先生认为淳熙十六年（1179）《中庸章句序》定稿，将道统连词，首次采用“道统”（陈荣捷：《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第五辑，三联书店，1981年，第208页）；余英时先生论述朱熹最早用“道统”一词的例子是公元1181年《书濂溪光风霁月亭》中提到道统，不过认为此处用“道统”二字的意义尚不明确（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14页）；苏费翔提出朱熹《南康牒》运用“道统”一词比余先生所提出的1181年的例子早两年（苏费翔：《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3[日]高畑常信：《张南轩年谱》，邓洪波辑校：《张栻年谱》，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14胡杰：《陈平甫与张栻交流提出“道统”时间考》，蔡方鹿主编：《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第459-471页。
 
15胡宗楙：《张宣公年谱》，邓洪波辑校：《张栻年谱》，第87页。
 
16《重修张南轩先生祠堂记》，《南轩先生文集》卷七附，丛书集成初编本。
 
17如彭龟年诗云：“世无邹孟氏，圣道危如丝。……伟然周与程，振手而一麾。源流虽未远，淆浊亦已随。公如一阳复，寒烈已可知。斯文续以传，岁晚非公谁？伤哉后来者，此世亡此师。”（《止堂集》卷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