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笔者在近来的研究中发现康有为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所遗两篇佚文及另外一篇疑似由他代笔的保皇会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目前有关研究中文献资料的重要空白，而且可以帮助回答康氏与孔教之间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启发对其孔教“世界主义”思想及其“国教”运动进行探讨的新见解。通过对于康氏佚文的考证和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可知他所追求的孔教“世界主义”并不限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也包括他在早年就已提倡、并在加拿大首先付诸实践的为孔教而“传教”海外的行动策略。基于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康氏在戊戌变法前后曾提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的口号。但在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他却因争取华人基督教徒对于改良运动的支持等实际政治考虑，提出在未来建立“无教界”的孔教世界理想，并在保皇会章程等文献中刻意避免使用针对基督教的“保教”口号。同时，他在加拿大所留的一篇佚文首先提出了尊孔教为“国教”以及影响这一宗教思想和运动后来发展的一系列主张。

关键词：康有为；孔教；世界主义；国教；加拿大；

在关于近代名人康有为的研究中，他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理想曾受到特别关注【1】。康氏试图将孔教立为国教的运动在长期受到学术界抨击之后，也在近来逐渐得到学者更为正面的评价【2】。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目前关于康有为孔教思想与运动的研究极少涉及他在1899年流亡海外之后到1912年民初国教运动正式发动之前的有关言行。康有为1899年在加拿大领导创立保皇会前后的有关孔教言行及其政治影响更不为学者所知【3】。笔者在近来的研究中发现康有为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所遗两篇佚文及另外一篇疑似由他代笔的保皇会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目前有关研究之中文献资料的重要空白，而且可以帮助回答康氏与孔教之间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启发对其孔教“世界主义”思想及其“国教”运动进行探讨的新见解。

康有为在1899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侥幸逃脱慈禧太后党羽的追捕，先后逃亡香港、日本，并在1899年4月7日乘船横渡太平洋之后，到达加拿大西部港市维多利亚，得到该市海关译员李梦九等当地华商领袖的热情接待。他试图由此进入美国后再前往英国，寻求美、英政府帮助，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及其改良运动。但美国政府以1882年开始执行的排华法案为借口，拒绝康氏从加拿大西部进入美国的请求。所以，他只得滞留活动于维多利亚及其附近的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这三个加拿大西部城市，对当地华侨发表呼吁改良晚清中国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演讲，进行初步政治动员。此后，他在1899年5月3日从温哥华乘坐列车东行，前往渥太华。尽管康有为在渥太华受到加拿大政要的热情接待，他试图从该地前往美国的努力仍然失败，只得在当年5月20日结束他的首次访加之旅，从蒙特利尔乘船穿越大西洋，前往英国。由于康氏未能在伦敦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他在1899年6月21日又乘船回到蒙特利尔并回到温哥华，开始其第二次加拿大之旅。在此期间，康有为与加拿大华商于1899年7月20日共同在维多利亚创立了保皇会，并将其组织从加拿大向美国等城市进行推广。康氏在1899年10月11日离开温哥华后经日本回到香港，结束其第二次加拿大之旅【4】。

康有为在1904年11月12日再次从欧洲乘船到达蒙特利尔，开始其第三次访问加拿大之旅，直到1905年2月11日进入美国为止【5】。

康氏在以上对加拿大的三次访问期间，都留下了关于他在海外探索、推行孔教的论著。但本文将主要对他在第一、第二次访加期间所遗佚文进行考证分析，并结合其他文献的研究，就其所推行的孔教“世界主义”及其与“国教”有关的言行提出新的看法。

本文所揭示的康有为两篇佚文分别在康氏1899年第一、第二次访加期间发表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的《清议报》，是目前易于查寻、学者熟知的史料。但由于这两则文献均由作者匿名发表，所以竟为中外学者长期忽视。此外，另一篇疑似由他代笔的保皇会文献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市《广益华报》1899年10月7日及该市《东华日报》1899年10月11日，正是康有为第二次访加结束之际，其文风及内容与康氏为保皇会所撰其他文献极其相似。虽然该文以加拿大保皇会的值理名义发表，难以完全确定为康氏所作，其内容对于本文的分析仍有帮助。

本文所探讨的康有为首篇佚文题为《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匿名发表于《清议报》 在1899年4月30日出版的第13册《各埠近事》栏目。该文发表时康有为正在维多利亚（旧称域多利）的加拿大西端港市及其附近的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市华人社区中进行活动，而且他也是当时加拿大境内唯一与远在横滨的梁启超及其主编的《清议报》保持联系的人物。除此之外，维多利亚的华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为倡设这个加拿大城市内的学校而远去日本发表筹集捐款的启示。这些加拿大华侨通过当时正为清政府追捕的康、梁及其控制的《清议报》来为维多利亚华侨学校筹款的举动更是难以想象。所以，康有为无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但他匿名发表该文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取得维多利亚华商的好感与支持，主动为其代笔撰写捐款启示，这与他在戊戌变法中为其他改良派官员代写奏折的手法如出一辙。该启示作者以海外华侨身份自称“吾辈虽在异乡，心怀故国”，但又强调“今我华商勤俭敏察，冠于五洲”，表现了康有为的高度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这种说法与当时加拿大华侨商人处于白人种族歧视之下，求为二等公民而不得的实际情形和心境显然有别。以下关于这所维多利亚华侨学校的分析，也证明该校实际是当地华人为其子女倡办的低级童蒙小学，而《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却设想“倡建学校，延聘名师，正定课程，以明理立身为根柢，以经世致用为条理。其高才者授以经史及政治之专门，其中才者教以书数，为通商惠工之实用”[1]（第13册，第8b页）。这些都不符合当时维多利亚华人建校的实际考虑，反映了康有为对于这一华侨小学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康有为撰写《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的事实，也因他在《清议报》于1899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6册《各埠近事》栏目所发表的署名文章《域多利义学记》，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这篇署名文章已经收入汤志钧所编《康有为政论集》，也载于姜义华、张荣华所主编的《康有为全集》。这篇署名短文提及光绪皇帝“去年六月诏令海外各商民立学”【6】，与匿名发表的《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中关于“去年六月，圣天子历精发奋，变法自强，特降明诏，命海外商民广兴学校”的说法一致【7】。但是，有关光绪皇帝诏令海外华侨创立学堂的记载实际并不见于《清实录》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而出现于当年七月初的实录之中[2]（P540-541）。因此，在这两篇文章中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的同样时间错误，更进一步证明它们的作者都是康有为。

与此两篇文章相关，笔者发现的康有为第二则佚文题为《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匿名发表于《清议报》在1899年7月18日出版的第21册《各埠近事》栏目之内。这一发表时间正处于康有为第二次访加期间，并且是他在维多利亚领导创立保皇会的两天之前。如同上述《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这篇文献也因康氏当时正在维多利亚附近活动，并且是加拿大境内唯一与《清议报》保持特殊密切关系的人物，同样可以确证为他的佚文。但是，这篇文章匿名发表的原因仍然值得推敲。康有为在1899年5月30日公开署名发表《域多利义学记》之时已经远离维多利亚，暂居伦敦，处在英国政府直接保护之下。但他在当年7月18日匿名发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时刚刚回到加拿大西部。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他很有可能在保皇会公开建立于维多利亚之前蓄意掩盖他在该市附近的活动，避免清朝政府对他的跟踪和追杀【8】。另一更大的可能是当时远在横滨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与康有为在祀孔问题上互相矛盾，造成这篇文章的匿名发表。梁氏在1897年前后已经因为黄遵宪、严复的影响，认识到独尊孔教对于束缚新学和自由思想的危险，放弃跟随康氏传教和保教的原有立场。他在1899年时思想更趋激进，自称“《清议报》亦始终不登保皇会文字”，受到康有为苛责。他后来给康氏的信中甚至直言横滨在1898—1901间连续在孔子诞辰举行祭典，“徒为浪费金钱而已”，并对巴拿马、新加坡等地华侨尊孔、祀孔活动表示了反对态度【9】。因此，梁氏可能难违乃师之命，勉强在《清议报》登载《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但又使其匿名发表，成为一篇来自维多利亚华埠的一般报道。实际上，如果该文的作者仅是维多利亚的一位华侨而不是康有为，梁氏几乎绝无可能在他控制下的《清议报》发表一篇与他反对祀孔主张相矛盾的文章。

更为重要的是，《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一文所显示的作者文采之斐然、所表述的孔教思想之复杂，都超过了当时维多利亚当地任何华人移民的写作水平【10】。但该文与康氏在此之前或之后的有关孔教论著在风格、内容方面也十分相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1898年6月19日）百日维新期间所上的一份与孔教相关的主要奏折已包括以下说法：“凡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西人曰：‘吾为无教之国，降之为三等野番”；孔子“为中国教主，为神明圣王”；“孔子为改制新王”；“中国名虽尊圣，然尊而不亲，天下淫祀，皆杂他鬼神”[3]（P258-260）。这些说法实际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的开始和中间部分得到了发挥，甚至康氏1899年奏折中使用的“孔子之经”等少见的词语，以及对于文昌“淫祀”的专门抨击，也出现在这一匿名启示中[4]（第21册，第1a-2b页）。由于该启示充分表达了康有为此前的孔教思想，但又未将这些观点的来源归之于他个人及其著作，其作者也只可能是康氏本人，而非他在加拿大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最后部分，作者指出其写作缘由在于横滨、新加坡、泗水、仰光、神户等地华人已经相继“倡祀孔子”，所以维多利亚的“同人”也准备发起当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899年9月30日孔子诞辰举行祭祀的活动【11】。由于当时散处海外各国的华侨通过报纸等方式进行互相联系、了解的方式仍然有限，维多利亚的华人显然难以得到上述亚洲各地华埠祭孔活动的全面信息。实际上，康有为不仅就是这一匿名文章在当时加拿大境内的唯一可能的作者，而且该文与他上述匿名和署名文章所关注的维多利亚华人学校具有更为直接的关系。这所学校由李梦九及当地的其他华商在康有为首次访加之前发起。他们通过数次会议，已经在1899年1月中旬作出建校的最终决定，募集了3 245.5加元的捐款，并预算该校每年开办的费用为600加元以下【12】。尽管这些本地捐款已经足够该校运行五年以上，没有必要另外筹款，康有为在当年4月到达维多利亚之后仍然在《清议报》匿名发表上述捐款启示，表示对于这些华侨商人建校活动的支持，并赞扬他们关心国家兴亡的爱国举动[1]。他在次月署名发表的《域多利义学记》将这一学校与其门人控制之下的横滨大同学校并论，表现了他试图将该校变为在北美的改良派教育机构及推行孔教中心的意图[5]（P401）。该校后来命名为乐群义塾，可能表达了康氏关于仁人“贵于能群”的理念中关于群体的含义【13】，尽管梁启超所作《说群》一文中关于“群”为社会政治整合的观念更广为人知【14】。由于该校定于1899年7月1日开办【15】，所以康氏为其开幕式撰写了《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并匿名发表于7月18日出版的《清议报》 【16】。

乐群义塾在1899年7月1日开办于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三楼，据当地英文报纸报道，其开幕仪式确实包括了具有“宗教特色”的活动【17】，无疑是尊孔典礼。此后，该校所从事的教学活动也主要包括儒家经典作为教材的课程【18】，并在当年9月30日成为维多利亚华人举行首次庆祝孔子诞辰的庆典所在地。当天唐人街一派节日气氛，所有的店铺都悬挂灯笼庆祝，晚间灯火通明【19】。在此之后，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生辰即成为维多利亚唐人街的年度节日，并且年复一年地举行孔子诞辰庆典，但该活动通常都由当地保皇会组织领导【20】。

从康有为以上两篇佚文和另外一篇关于维多利亚乐群义塾署名文章的内容及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来看，可以发现目前仅以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来研究他的孔教世界主义，并将此观念仅仅视为康氏对于未来世界构想的流行说法值得反思。在分析概念上，以往的中英文论著常将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 混淆，并将其等同于康氏《大同书》中的乌托邦理想，与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现实思想分别划归两个不同层次【21】。近来对于康有为孔教思想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并存的研究也将前者限于大同理想，与普世主义等同，并仍然指出它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未来构想与现实主张分歧的矛盾【22】。

关于世界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区分，已有专文论述【23】，但世界主义的理论本身庞杂多变，与普世主义也有某些理念上的重合之处。所以，从世界主义的概念及其在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具体表现进行阐述仍有必要。一般而言，“世界主义是关于人类作为唯一共同体的理念。在人类各自的个性之外，所有的人（某些世界主义的理论中也包括其他某些生物）都是一个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并有责任、权利和权力来决定共同的前途”【24】。这种世界主义理念兼顾人类社会的个性与共性，不同于普世主义所强调的全球文化的同质性、一致性或单元化，以至于否定民族主义等多元文化。相反，它“以民族主义为先决条件，并将其改变为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25】。

正如梁启超在1901年所撰康有为传记中所指出，康氏孔教思想中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并存，而且以后者为起点：“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6]（P1948）但是，梁氏所论康有为的孔教“世界主义”仍有不实之处。首先，康氏早在1886年所作《康子内外篇》一文中，即将孔教与其他世界宗教并列，但他强调唯有前者是顺乎人情、适应此世的人本主义宗教，“地球内之国，靡能外之”。他并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均作为趋向“鬼神之治”“逆人之情”的出世教派[7]（《康子内外篇》，P103）。所以，康氏并未坚持梁启超所谓“诸教平等之论”，而是推行了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并为此提出了从中国向海外传教的行动策略。他在这一方面的言行迄今尚未受到学者重视，但却是他为维多利亚乐群义塾连续撰写上述三篇文章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康有为1891年所撰《答朱蓉生》一信中，他已指出西方的基督教借助欧美列强的炮舰政策，正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造成灭国、灭教的政治、文化威胁。但他认为在亚洲历史上佛教能够进入中国，而更为全球人类所需的孔教无法进入印度的原因，在于前者得益于僧侣越境传播，但后者无人从事海外传教事业。所以，康氏决心发明孔教真谛，“可使混一地球……宣孔子之教于域外”[7]（P325）。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清朝失败以后，康有为发动各省参加北京会试的举人抗议朝廷屈膝议和，并起草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或《上清帝第二书》。该奏稿将基督教视为“外夷邪教”，并将该教“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但“每县仅有孔子一庙”的情形视为清末社会严重的政治文化危机。除了建议在国内宣讲孔教、改民间寺庙为孔庙之外，康氏还要求清政府奖励、资助、保护“欲传孔子之道与外国者”。他特别强调东南亚的华侨面对异教诱惑正有夷化的危险，所以需要派遣教官在那里建立孔庙，以便“用夏变夷”[8]（P43）。

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他在万木草堂的门生如梁启超也在早年就立志为孔教“传教”于国外而献身，“浮海居夷，共昌明之”[9]（P202）。梁氏在1895年追随康氏，先后发起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并在次年创立《时务报》进行政治改革宣传。但梁氏在1896年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声称其“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康、梁同时又提出直接针对基督教文化威胁的“保教”口号。但如前所述，梁氏很快放弃这一口号，转而提倡思想自由【26】。

但是，康有为在推动清朝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继续提倡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传教”事业及其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教”口号。他在1898年4月发起北京保国会，并在其章程中规定了“保国、保种、保教”的政治纲领[10]（P54）。如前所述，在光绪皇帝于当年6月11日正式发起百日维新之后，康氏在6月19日特别呈上一份与孔教相关的主要奏折，请求建立与基督教及其教会类似的孔教及其宗教组织，并再次呼吁将民间各类寺庙改为孔庙。他又随奏折呈上所撰《孔子改制考》一书，在为该书重新撰写的序言中称孔子“为神明，为圣王，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仍然表现了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思想[3]（P417-419）。

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被迫逃亡香港和日本，但他在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不仅从寻求英美政府帮助转向发动华侨组织保皇会、重振其政治改良运动【27】，而且抓住一切机会来实施传孔教于海外的策略并继续发展孔教世界主义的理想。正因康氏试图借助维多利亚的乐群义塾来推行其传教、保教于海外的策略，他才连续撰写了上述三篇文章，对这一华侨学校寄予如此高度的重视。他在匿名发表的《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中，强调海外华侨“凡有子弟，皆当教以道义，扩其见闻”，并期望该校课程为此服务[1]（第8a页）。在《域多利义学记》中，康氏赞扬了该校的创办者李梦九等维多利亚华商在戊戌政变之后，仍然响应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的诏令，“挺发义愤，怀故国、思孔教，大集布施，一举而成是学，以上答明诏，下育髦士，与横滨之大同学校对海相望，以区区小埠，颷举电驰，为大地各埠先，岂非尤明保种保教之大义哉”[5]（P401）。值得注意的是，这似乎是康有为在海外的署名文章中最后一次使用“保教”口号。

康有为甚至在此后匿名发表的《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中也并未使用针对基督教文化威胁、力图捍卫孔教的“保教”口号。该启示在盛赞“孔子为生民未有之圣”之后，使用康氏关于人类社会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进化的观点，声称在此最后阶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世界终将到来：“全世界皆将为儒风所渐被，无论黄、白、黑、棕、红之种，悉游泳于儒教海中，无有畛域，无有[区别]对待。孔子曰有教无类，无类则无类界，亦无教界，惟见教海大一统而已。”在这一启示的结尾部分，康有为在“爱国保种”与“保国救种”的口号之后，均特意避免重复在保国会章程中将此口号与“保教”号召并提的先例。除了呼吁通过维多利亚倡祀孔子的活动追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外，他还强调“推有教无类之心，以敷儒术大同之政于万国，则又异日之事也”[4]（第1b-3a页）。

很显然，这一启示将康有为早年倡导的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特别是推行“传教”于海外的行动策略、以便普度天下众生的思想推向极致。它也集中反映了康有为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在海外的新发展，特别是发展了在未来世界以孔教普及来破除“类界”和“教界”的理念。这种康氏孔教世界主义暴露了以本族文化为中心的局限性，但也导致他在此后对于基督教采取开放、接纳的态度，以至于放弃针对基督教的“保教”口号。当然，他提倡破除“教界”、放弃“保教”的口号，也是基于在基督教文化盛行的西方推行孔教世界主义并帮助保皇会吸收海外华人基督徒的现实政治考虑。

确实，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发表两天之后，康有为就与加拿大西部华侨领袖在1899年7月20日创立保皇会于维多利亚。他在1899年7月至9月停留加拿大期间，先后撰成《保皇会草略章程》和《保皇会序例》，后来又将其扩充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28】。尽管这一保皇会的纲领性文件详细列举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及白人对于海外华侨的种族歧视，其中内容与康氏在1895年所作《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期间的一些奏折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避免提及基督教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其造成海外华人“夷化”的危险。因此， 康氏为保皇会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所拟定的全面政治口号是“忠君、爱国、救种”[11]（P152），与他在上述1898年为保国会规定的“保国、保种、保教”的政治纲领明显不同。他在加拿大为该组织起草的其他所有文告也刻意回避了“保教”的口号。

但是，本文作者发现的《保皇会序文》似乎是该组织针对基督教而发出“保孔教”口号的唯一例外，而这份文献似乎也因此未能广泛流传，以至于长期不为学者所知。这一保皇会文献在1899年10月7日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的《广益华报》，并在当年10月11日再次出现于该市的《东华日报》。这份《保皇会序文》简要综合了康有为所作《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但其中重要不同之处是称其组织的宗旨是“保皇即所以保国、保家、保身、保种族、保子孙、保孔教”。由于这一文告发出的目的是在为保皇会向澳大利亚等地扩张及从海外华人得到捐款或招股，所以其中特意强调加拿大华侨率先加入及认捐的先例，并以维多利亚、温哥华及新威斯敏斯特的续开保皇会分部值理名义发出[12]（P3）。但如上所述，这一文告从发表时间、文风及内容看来，很有可能仍然是康氏在1899年10月11日离开加拿大返回香港之前所作。

由于《保皇会序文》除了偶然提到“灭国、灭种、灭教之大祸”之外，仍然未曾详述基督教对于中国的文化侵略或对于海外华人的威胁，其中的“保孔教”口号大约是康氏在接连列举六“保”之后的附带修辞，但这一保皇会文告却极有可能引起了海外华人基督徒的负面反应。据当时洛杉矶华人基督教报纸《中西日报》一位员工回忆，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后曾给该报主编伍盘照写信，邀其参加。伍盘照的回信对于保皇会表示了极大兴趣，但要求康氏放弃针对基督教威胁孔教而提倡的“保教”口号。在康有为表示同意之后，《中西日报》即很快迁往旧金山，一度成为支持保皇会的宣传机构。同时，加拿大等地的保皇会也包括激进的基督教徒【29】。但如上所述，康氏从保皇会建立之初，即已刻意停止使用针对基督教的“保教”口号。所以，伍盘照对于康有为的要求应该是针对《保皇会序文》的反应。无论如何，这一遗闻轶事也证明康氏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一文中倡导破除“教界”、放弃“保教”口号之举不仅是对孔教世界主义理念的发展，而且也有推动保皇会在海外华人基督徒中扩张的现实政治考虑。

当然，康有为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中开始避免使用“保教”的口号，并不意味着他也放弃了作为孔教世界主义起点和核心的民族主义。相反，他在同一启示中最早明确提出了“国教”的概念及其相关的一系列主张[4]（第2b-3a页）。因此，这一康氏佚文的发现不仅可以帮助揭示他在流亡海外期间继续追求、实施、发展孔教世界主义的史实，填补有关研究的重要学术空白，而且可以帮助发现他所领导的国教运动在加拿大的起源，解决目前学者对此相关问题的争议。

就康有为孔教思想研究所进行的述评早已指出中日一些学者曾错误使用康氏在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中所载、但实际是事后篡改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并指出“康在戊戌及以前未使用过‘国教’这一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孔教主张”[13]（P51）。仔细检索康有为的有关文献，他在1898年初所撰的《保国会章程》中确实包括“保全国地、国民、国教”的词语，但此处使用的“国教”一词由附会保全“国地、国民”的说法而来，实际是“保教”的完整口号的一个部分，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概念[14]（P233），康氏也未对此加以阐释。

所以，近来的有关研究认为康氏在他写于1903年的《官制议》一文中最早提出“国教”概念，并在次年所撰的欧洲游记中频繁使用[15]（P48-50）。由于《官制议》中提及“国教”的章节实际是在1904年发表，当年康氏所撰欧洲游记中关于孔教的讨论也与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中所载关于国教奏折在内容上有相似之处，所以该奏折篡改的时间被推定于1904年或稍后，其内容也被学者视为康氏海外流亡期间关于国教思想的集大成之作【30】。实际上，康氏所撰欧洲游记及其篡改的国教奏折中一些关于国教的主要内容，已经出现于他在1899年匿名发表、并为学者长期忽视的《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一文。此外，康氏就其欧洲游记进行的编辑和整理工作，也主要是他在1904年末到1905年初第三次访问加拿大期间完成的[16]（P344-345）。

在康有为的1899年佚文《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之中，除了上述关于孔教世界主义的内容之外，以下与“国教”有关的主张值得特别注意：1）教化是世界各国强弱及各种族进步与落后的关键，而其中宗教的进化则以尊崇教主和推广其教义为关键；2）外人鄙视中国人为“半教”的原因在于国人未能组织“演说之会”来推广孔子教义，未曾奉行纪念其生卒的典礼并以其生平时间来纪年；3）孔子超越其他世界宗教教主之处在于建立了人道教的仁义道德、文明进化、王道仁政等教义，使得中国文化领先世界各国；4）孔教必将覆盖全球各族但却在清末遭遇衰落的原因，在于国人杂祀鬼神，未能专祀孔子，违背了他所规定的仪礼；5）世界的宗教进化是从杂祀众多鬼神或“鬼神治人”转向“以人治人”，还人类以天赋自由平等；6）对天的单一崇拜代表了从众多鬼神崇拜而来的进化，但天仅为孔子的教主偶像，实际天下众生皆由教主教养、统领；7）从众多鬼神崇拜转向专祀孔子是宗教进化、“救国保种”的关键，已从横滨华侨开始并已波及维多利亚的唐人街[4]（第1a-2b页）。

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的结尾部分，康有为总结其有关“国教”的议论如下：

“地球列国，文化益明，而孔子之教从之益明；人治益进，而孔子之教从之益进……以此见圣人之爱其国与天下，至诚无息也。夫我中国分裂在于旦夕，而我同胞兄弟莫不恻然痛之，思以救国保种。然多博通欧美之学，尚未知专祀孔子，以动国民之感情，忠君爱国之心因而甚淡，开明进步之志因而不热，此同人所为大忧。夫不尊其国教，则不知爱国；不知爱国，则国民和群之念不切，自立之气不扬。”（“国教”重点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4]（第2b-3a页）

十分显然，康有为强调孔教既是引导“地球列国”将来文化昌明与文明进步的教义，又体现了“爱其国与天下”兼有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所以也可以作为“救国保种”的“国教”来奉行。近来的有关研究已经证明，1904年之后康氏所撰欧洲游记及其通过1911年《戊戌奏稿》出版而面世的改篡国教奏折也包括以下类似主张：1）中国有人伦教化为主的孔教作为宗教；2）孔教超越了用神道来教化的其他世界宗教[15]（P32-38）；3）孔子是领导宗教从神道教到人道教进化的文明教主；4）清代中国仍然淫祠遍布、未能专祀孔子为教主；5）要求官府与民间在专祀孔子之外，并以孔子配天祭祀；6）呼吁以孔子生辰作为纪元的开始【31】。如上所述，这些主张实际大多是康有为在1899年佚文《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中类似观点的扩展和延申，并且也是后来民国初年国教运动的主要目标[17]（P46-69）。

实际上，就康有为1899年在加拿大所作佚文的分析不仅可以填补以往学者研究中资料与分析的空白，而且可以补充他本人关于其海外流亡期间推动孔教世界主义和国教运动的记录，并对未来的有关研究提供启示。康氏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中提倡的“无类界”的说法后来出现于《大同书》中，即破除“类界”或“人与鸟、兽、虫、鱼之别”，尽管在此启示中的“无类界”含义更接近于《大同书》中倡导的破除“种界”或各色人种之别与种族歧视之苦的理念[18]（P68-69）。但是，该启示中提出的“无教界”说法却是《大同书》所提倡的破除“九界”之外的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康氏在1910年所作《论中国宜用孔子纪年》一文中声称：“乃年来孔子之祀，尊孔之会，创发于海外，波靡于美、亚，风发响应……[孔子生辰庆典]已亥[1899]先行于横滨，丁未[1907]发之于纽约，戊申[1908]以后遍行于南洋。”[19]（P163）但是，本文对于康有为在1899年加拿大佚文的考证和分析证明维多利亚也是他在海外推行孔教世界主义及其国教思想与运动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其有关言行直接影响了康氏在海外复兴的改良运动，特别是保皇会在华人基督教徒中的初期发展。所以，康有为孔教思想与运动在海外的起源与影响都值得更为深入地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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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康有为.论中国宜用孔子纪年[A].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注释
 
1 见Laurence G.Thompson，“Introduction”，in Ta Tung Shu：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Trans.Laurence G.Thompson，London，UK：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8，pp.9-57；Laurence G.Thompson，“Ta-t’ung Shu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 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ed.Jung-pang Lo，Tucson：AZ：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7，pp.341-354；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汤志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2 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及其对以往有关论著的简要评述，见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6页。其他近来主要有关研究专著，见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干春松：《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3 在较为少数注重康有为海外流亡期间孔教言行的论著中，唐文明的《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第122-159 页包括比较集中的有关论述，但该书并未涉及康氏在加拿大的孔教思想和活动。
 
4 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p.6-15。该文详细考证了康有为历次访问加拿大的时间与行程，对以往中国近代史或加拿大华侨史论著中的有关错误记载作了纠正。与此相关的同一作者的中文论文也包括有关论述，见陈忠平：《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5 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pp.16 -19；陈忠平：《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6 康有为：《域多利义学记》，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1-402页。同一文章也载于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
 
7 康有为：《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第8a页。作者在此显然使用了农历日期。
 
8 实际上，即使康氏在1899年7月20日领导建立保皇会于维多利亚之后，他也特意躲避清朝政府的刺客，隐居于该市附近的煤岛（Coal Island），并在公开发表的诗文中用文岛等名称代替该岛，避免清朝官员发现他的实际藏身之地。见陈忠平：《康有为文岛之谜及其海外改良运动的兴衰》，《读书》2018年3期。
 
9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155、182-183页。
 
10 关于维多利亚保皇会领袖的中文书写能力，见《[董谦泰、李福基]致谭张孝书》（1901年8月26日）后的编者评论，载方志钦主编、蔡惠尧助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299-300页。
 
11 康有为：《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启》，《清议报》1899年7月18日第21册《各埠近事》第2b页。这一孔子诞辰祭祀活动后来确实曾在维多利亚华埠举行，见“The Local News”，Daily Colonist，October 1，1899，p.2.
 
12 “A Chinese School”，Victoria Daily Colonist，January 18，1899，p.8.
 
13 康有为：《长兴学记》（1891），载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5页。关于这一华侨学校的简况，见黎全恩、丁果、贾葆蘅著：《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4页。
 
14 关于康、梁对“群”的不同表述，见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68-71页。
 
15 “An Oriental School”，Victoria Daily Colonist，July 2，1899，p.5；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第304页。
 
16 在1899年前后，通过跨越太平洋的轮船将文章稿件从维多利亚送至横滨约需15天左右。
 
17 “An Oriental School”，Victoria Daily Colonist，July 2，1899，p.5.
 
18 关于该校儒学教育及尊孔典礼等活动，见Timothy J.Stanley，Contesting White Supremacy：School Segregation，Antiracism，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Canadians，Vancovuer，BC：UBC Press，2011，p.193.
 
19  “The Local News”，Daily Colonist，October 1，1899，p.2.
 
20 “Confucius Day”，Victoria Daily Colonist，September 20，1900，p.6；“Chinatown Celebrates Confucius Day”，Victoria Daily Colonist，October 14，1906，p.3.
 
21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366-371页包括“世界化”与“世界主义者”的论述，但其英文原词分别为”universalization”或普世化，及“universalizer”或普世主义者，见Kung-chuan Hsiao，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K’ang Yu-wei，Reformer and Utopian，1858—1927，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5，pp.412-418。在汪荣祖著：《康有为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3-128页，作者进而强调康氏“世界化与普遍性”的理想与其民族主义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思想。
 
22 喻大华、李孝君：《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情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该文也将“世界主义”译为“universalism”。其他讨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世界主义观念的论著甚多，但它们极少专注于这一观念与他孔教思想的关系。
 
23 陈勋武：《世界主义，规范的人类共同体与文化宽容》，《人文》2019年第1卷，第40-48页。该文将universalism译为普遍主义，但普世主义是更为准确的翻译。
 
24 Lorena Cebolla and Francesco Ghia，“Introduction”，in Lorena Cebolla Sanahuja and Francesco Ghia（eds.），Cosmopolitanism：Between Ideas and Reality，Newcastle，UK：Cambridge Scholarly Publishing，2015，p.4.
 
25 Ulrich Beck，The Cosmopolitan Vision，trans.Ciaran Cronin，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2004]，p.49.
 
26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54页，特别是第39、50-51页内容。
 
27 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pp.6 -16；陈忠平：《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28 见康有为：《保皇会草略章程》（1899年7月）、《复谭朝栋书》（1899年9月29日）及《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1899年10月），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130、136，144-155页。该书编者将《复谭朝栋书》所署农历日期错误转换为1899年10月2日。
 
29 L.Eve Armentrout Ma，Revolutionaries，Monarchists，and Chinwns：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Revolu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p.54，58.
 
30 参见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第122-152页，特别是第128、148、151页。
 
31 参见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第124-130、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