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还在“计划”中
作者: 陈宁远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时间: 2011-03-10 
    
  
 
    摘要：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诞生并非是拍脑袋的结果，但其历史性局限在今天已经十分明显。在计划生育的问题上尤其需要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古以来生命的奇迹，就从就不是人类计划的产物；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不来自人类的自以为是的追求，而却常常诞生于人类不断纠错的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说计划生育国策之改变，不过是人类多次纠错中的一次，尽管未来有可能充满波折。3月6日，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在“两会”期间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开。该委员会另一位副主任张黎则透露，中国将试点新的计划生育政策。



    新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何？试点尚未开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计划”二字犹在，那就还不如放开二胎具体生动。但说要到“十二五”末期放开二胎，却是一个迟到的消息，在中国二胎并不是罕见的事儿。可以说，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的计划生育，作为国策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二胎的潜滋暗长


    首先，中国已有几个较少为人知的二胎特区。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国策雷厉风行的时候，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和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经中央批准推行的就是“二孩”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计划和不计划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人口激增。


    其次，以缴纳罚款故意违反计划生育国策而生育二胎的中国家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存在。比如农村所谓严格意义上的一胎政策，几乎没有完整执行过（即使在最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时代里，中国农村头胎是女孩的家庭，事实上都被允许在五年之后生育第二胎）。而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人口流动，也使得中国城镇生育二胎的家庭为数不少，无非就是缴纳罚款后，使得生下来的孩子有了法律意义的保障——而这种保障其实很可怜，就是把孩子的名字写进户口簿。


    中国自1980年改革以来，近乎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行为都在开放，而且都似乎有个模糊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在追赶。比如政治是自由开放的、信仰是自由开放的、经济是自由开放的、言论是自由开放的、迁徙是自由开放的等等。而只有不能对自主生育自由开放这一条，却得到了全国几乎大部分派别的人士的赞同，那时即使有人质疑计划生育的的效果，也几乎无人反对计划生育的正当性。


    这真是十分吊诡。


    而这种急迫的要求，不仅从根本上杜绝了对人口理论做更为细致的分析（仿佛除了计划生育就没有其它合理的人口理论及其政策），这甚至掩盖了最简单的反问：一对小夫妻因爱创造生命，这需要计划吗？需要颁发计划生育指标吗？谁能举出例证，证明人类还有比创造生命的自由——更为重要的自由？在经济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自主生育权却在消失？一正一反的自由观，悖论若斯孰人可解？


    资源真的不足么？


    1980年制定这个基本国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理由可首推所谓“中国人均资源不足”。这种人多必将导致资源短缺的言论起源于马尔萨斯。他的理论曾被阿瑟-刘易斯（在中国最近大大出名的刘易斯拐点，即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高论）在《经济增长理论》就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中性而完整总结为四点，“第一，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将引起人口增长；第二，人口的增长将超过粮食产量增长的速率；第三，人口的增长总是为生活资料的限度所制约。第四，粮食的增产能力的增长，必将使人口增长到这种能力的极限。”


    但这四点一直充满疑问。


    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进程，从来没有完整证明马尔萨斯理论的前提“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一定带来人口增长”，相反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一直是在下降的。而马尔萨斯所坚持强调的如没有生育限制——比如主导性的道德限制缺乏，人口增长就会超过食物供应的增长，那就只能靠战争、瘟疫、各类饥荒等灾难才能控制人口过度增长，这近乎把人口的自然增长看成人类生活的万恶之源。事实上他的理论诞生200多年来，也无明显的历史过程时期证明人口增长和各种人类社会灾难，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不过他提出以道德约束来控制人口的设想，显然对后世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人口理论专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份由中国《环球时报》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发起的影响中国近现代的50个外国人之中，马尔萨斯排名第三。而所谓道德要求下的人口控制，即计划生育要由国家出面来规范一对夫妇的生儿育女，在没有宗教资源实施道德约束的国度里，几乎没有任何执行的障碍。


    当然不能说马尔萨斯的理论是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全部理论前提。但可以肯定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国策，这样或那样“人多必将导致资源短缺”的假设，却是计划生育国策得以执行的必然原因。


    巧合的是，当时还有一个现在看也十分敏感的偶然原因。当时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代表、刚刚获得解放的马寅初就是一位计划生育的吹鼓手。他早在建国之初就发表的《新人口论》连同他的个人传奇，在1980年代得到广泛的赞赏。他关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降低消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的思想，基本可以视为计划生育国策当时的核心原则。这个原则就学术研究而言，看上去逻辑性也很强。但以此原则推行的计划生育，其政策后果目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而这些后果即使在当初也不是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


    人口多是负担么？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倡导晚婚晚育。


    信中写到的理由，基本就是以人多导致资源短缺和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宣传版。比如分析消费、积累和生产——“对每家每户来说，增加了人口，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用钱，多用粮，影响家庭生活的改善，这笔帐一算就清楚。……对国家来说，如果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物资的生产还不丰富，人口增长的快慢，就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的积累。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人口增长减慢，资金的积累就会增加。人口增加，除了家庭需要增加抚养费以外，为了解决他们的上学、就业等问题，国家还需要增加教育经费、设备投资和社会公用事业经费等。请想一想，从这些方面省下钱来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将会起多么大的作用！”


    再如分析粮食供应，“拿粮食供应来说，要保证城乡人民的口粮、工业用粮和其它用粮，将来每人每年平均用粮最少应该达到八百斤。如果多生一亿人口，就必须多生产八百亿斤粮食，现在我国每人平均大约两亩耕地。如果增加到十三亿人口，每人平均耕地将下降到一亩多。在目前条件下，在这样少的土地上，要生产出每人平均八百斤粮食，还要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经济作物，是相当困难的。”


    这些当时看来的大问题，现在基本都被现实证明要么没有，要么有办法，要么相反。比如粮食供应最为典型，现在人口总量比1980年多。但三十来粮食不仅基本不存在问题，中国人还普遍吃得越来越好。再如，人口作为生产过程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其自然增长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不增加负担，还有着巨大的“人口红利”。这点在中国制造风靡世界成为全球工厂的过程之中十分明显。


    总之，人口的增加是不是负担？人均资源占有和国家的富裕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今现实提供的材料，并不证明人均资源短缺，就一定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起来，人民必然贫困。


    银发经济的困惑


    而当初公开信里所说的，“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却被现实证明这些并非是误解，而是难以解决。


    比如人口老化问题，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十分难解。从理论上说，养老的问题可以变成“银发经济”，交给市场来解决。但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其劳动力的供应并非是无限制的（刘易斯拐点就是研究此类劳动力供应瓶颈的问题）。“银发经济”即使成为特别发达的行业，其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一个推动一国经济动力，而纯粹是一项各种资源消耗型的行业，它高度建立在银发群体的现金余额支付能力的基础上。


    若将国民经济做一个报表，这相当于记银发群体的支付能力为现金余额，而购买社会生产的实物资产。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难以为继的经济结构。因为满足整个社会要求的实物资产，是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去生产的。现金余额的支付功能，并不能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当劳动力不足以完成银发群体现金余额所要求的实物资产时，现金余额就毫无意义。


    至于建立比较完备的养老社保体系，更是无法回避银发经济的困境。因为全球不论是何种完善的养老的保障体系，只要它是建立在现金余额支付（所有养老保险无分基金型或现收现付型，在以现金支付这点上没有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实物生产来保障，而都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养活现有退休人口。否则白花花票子在沦为一张废纸之前，还会有伴随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从这个角度说“未富先老”和怎么发展经济都只是表面现象，没有劳动力生产必须的实物资产，用来养老才是大问题。


    纠错与试错


    而丰富的劳动力——这30年前被视为是中国发展的人口负担，正是中国走向世界成名中国制造的法宝。近20年来，中国低价劳动力的长足供应，是中国经济得以良好发展的基础，尽管这也让美国等国家沾光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有人曾戏称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正是中国的劳动力生产养活美国人，而美国人支付美元的关系。假如要把中美的贸易关系做成一张财务报表，中国这边就是劳动力，美国那边就是美元。而众所周知，这个关系已经被称为中美金融危险三角，因为这是难以为继的。


    因此，现在还在谨慎地讨论早已有之“二胎”是否放开，多少有点身在桃花源，而不知时过境迁早已魏晋。当然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诞生并非是拍脑袋的结果，但其历史性局限在今天已经十分明显。在计划生育的问题上尤其需要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古以来生命的奇迹，就从就不是人类计划的产物；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不来自人类的自以为是的追求，而却常常诞生于人类不断纠错的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说计划生育国策之改变，不过是人类多次纠错中的一次，尽管未来有可能充满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