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8日晚上七点，由清华大学院系支持计划基金赞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第十五期“学衡沙龙”活动在蒙民伟人文楼441会议室举行。活动邀请了10位特邀嘉宾，围绕“成圣与成功——论现代青年的身份想象”展开了热烈讨论；沙龙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屠凯副教授主持。另外，由于疫情的影响，本次沙龙也设置了腾讯会议线上会场，有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的七十余名师友参会。

02与谈纪实 

梁时：取义循理，不求利而自无不利

沙龙首先由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2019级的硕博连读研究生梁时进行“破题”，曾担任北京大学儒行社社长、在北大哲学系受过良好中国哲学史训练的梁时对儒学中的成圣与成功有以下认识：

儒学强调学问不是一种思辨游戏或观念推演，它的诞生是在社会价值与秩序受到动摇时给出一种重建的方案并提供论证。儒学的思考与个人的身心实践和生命息息相关。梁时认为题目中的“成圣”代表传统儒家的思想，更准确地说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更多地诉诸儒家思想资源，基本认同儒家主张的价值和秩序，并因时损益。如何以儒家对内圣外王问题的思考来考量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的问题？他的基本思路是从相关史料中梳理和分析儒家的义理体系，在繁杂的观念系统中把握具有统摄性、普遍性的核心义理。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随着社会时代变迁，比如君主制的瓦解、从家族式到小规模的家庭变迁，忠、孝等相对具体的儒学理念其内涵和合理性都会受到某种动摇。过去是“百善孝为先”，现代性家庭已不再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因此“孝”不再成为最高观念。哲学系前辈贺麟先生对“五伦观念”新的诠释，譬如“忠”，并不单单指忠君，还可以解释为忠于自己现在的身份。这样的诠释就是突破社会条件限制的尝试。忠恕、诚信等观念似乎没有社会条件限制，但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其内在统一性，要超越时空找到“儒之所以为儒”的内核。

基于此，梁时赞同杨立华教授对儒家的界定，即一种“合乎道理”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种界定不仅是形式上的，我们需要给“合乎道理的生活”找到具体的内涵，同时论证其为何是一种合理的生活。对于合理生活的论证，儒家自先秦起就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诉诸人心或人情（自然情感）；其二，诉诸天道。诉诸人情，譬如论语中孔子对父母去世后不能吃很好食物和听音乐给出的解释，就开创了对“礼”之合理性的解释思路；也正如我们看到小孩落井里会自然产生恻隐之心一样。诉诸天道，则意味着一种整体秩序和规则，以解释道德原则的普遍化。

因此，如果把“成功”理解成“利己”或“自我实现”，“成圣”理解成“利他‘’或“成就他人”。儒家代表性的义利观，用朱熹之言“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来概括，就是在安顿他人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达到“成圣”与“成功”的统一。

王舒墨：关于“闻道”的启蒙运动

青年学者王舒墨一出场就谈了自己与儒学的特殊情缘：17岁高中读书时就听到了内心深处“成圣”的召唤，将传播儒学作为自身使命。他在川大学哲学期间，曾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学儒家，是做研究者，还是做信仰者？

对他而言，儒学不仅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信仰”。为了探索儒学信仰的真谛，他专门去哈佛大学神学院学习了三年，研究东亚宗教。回国后继续追随老师，加入孔阳国学工作室，致力于对中学生进行儒家经典和儒学思想的熏陶和传播。

王舒墨特别强调孔子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是超越生死的，一群弟子跟着孔子舍家撇业，死都不怕，他们是凭什么？孔门的学习和今日是不一样的，孔门追求的东西在生死之上。而“成功”则在生死之下，没有岿然不动的东西，因为人成功后会改变。

孔子还有一句话“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这实际上照亮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也就是面向“闻道”或“成圣”的道路。

儒家中处处讲的都是现实做事吗？其实，孔子也强调“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成就了2500年来中国儒者的道路。孟子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司马迁也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认定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孔子的学生并不是都去当官了，也有农民，有陶器瓦匠，还有小商贩，他们也要去“做圣人”。今天的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古人的状态，那是一个朝向”成圣“的人生蔚然成风的时代。这样的道路400年前还有，到清朝就少了，譬如曾国藩追求的只是成功，而不是成圣。

今天是开明时代，今天真正能讲成圣，而且应该大声讲，这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关于“闻道”的启蒙。

罗雅琳：普通人能否“成圣”？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罗雅琳，是一位刚刚步入社会工作的“新鲜人”。她在吐槽自己上下班通勤有“社畜”之感后感叹，还有一群年轻人没有被社会现实吞没，还在思考“成圣”与“成功”的问题。

她结合清华大学推荐给新生的必读书《平凡的世界》谈道，这本书里大哥孙少安和妹妹都被某些人视为农村屌丝逆袭“成功”的代表，但路遥的本意并非如此。孙家三兄妹，一位成了乡镇企业家，一位考上了大学；路遥为何还要安排并不“成功”的二哥孙少平？书中的孙少平喜欢读名人传记，认为自己可以不作出和伟人一样的业绩，但在精神上也能够和伟人平等。只要不断通过自身磨炼，普通人可以与伟人达到同样的精神高度；对孙少平而言，这是与伟人在“成色”而非“斤两”上达到同样高度。他是为了“成圣”，而不是为了“成功”。

罗雅琳编辑坦承，在接到主持人这个话题时精神为之一振，也问了自己一天：我可以成为圣人吗？在她看来，现代人之所以还有“人能成圣”的思想不能完全说是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结果，更是来自于“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的时代遗产。而现代社会的分层和工作的科层制，让人的工作分出了高低贵贱。在当下，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对于“成圣”的追求，并不是仅仅因为内心的“工夫”不够。但无论如何，她很赞同梁时的观点：在生活中即使不能成为一个“圣人”，也要努力成为一个“好人”。

王晨晨：青年在“成圣/成功”道路上存在的张力

与刚参加工作半年的罗雅琳相比，来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学术分社的王晨晨编辑则已步入社会五年了。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王晨晨对“成圣”与“成功”话题的解读，重点放在了副标题“现代青年的身份想象”上。

她认为所谓“现代青年身份想象”，说到底就是你到底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圣”来自儒家文化的标准；而“成功”则来自现代世俗标准，这个命题体现了儒家和现代的张力及冲突。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圣”与“成功”的分别也意味着你是想成为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人，还是别人认为有价值的人。其标准暗含着他人的目光。从自身社会阅历出发，她认为青年在“成圣/成功”道路上存在的张力体现了自我想象和群体想象的裂痕，具体表现在：

第一，青年和家庭关系。传统观念认为年轻人只有成家立业，在组建自己家庭后接替父辈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才算成熟；然而现代人则大大推迟，更多要依靠父母，譬如在北京买房需要靠父母，职业女性带孩子还要靠父母等，这样导致现代年轻人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还离不开父母。这样一来，青年很难成为一家之长，成熟的时间也大大延宕。

第二，青年与国家的张力。过去40年，特别是近20年，我国国力不断提升，大多数年轻人对国力都有乐观积极的期待；但谈到自身的未来却有更多的焦虑。国运上升的时代为何个体却陷入焦虑和迷茫，值得深思。

第三，题目本身蕴含的问题。“青年的身份想象”这个问题为何值得去讨论，正如三联书社曾经出过的《我们为何膜拜青春？》一书所说：我们认为现代青年身份值得讨论的出发点在哪里？是小鲜肉，还是青春文化背后对功成名就的传统认知？

王正华：应该如何理解儒家？

王正华博士结合自己关于明清华北地区乡村经济问题的研究，重点谈了三个观点。第一，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对儒家“成圣”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历史上看，成圣与成功对不同人有不同意义。在中国传统乡村，对于深受儒学熏陶的社会精英和乡村知识分子，儒家是有独特意义的；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成圣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普通百姓更多要解决的是生活实际问题。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有很多方面甚至在突破儒家的桎梏。并且在精神层面上，儒家也不是唯一选择，甚至也可能不是主流选择。刘永华先生最近关于福建闽西四堡的研究，揭示出乡村社会中礼生、道士、和尚在多数情况下，各司其职、互有分工。

第二，在近代的历史过程中，充满了对传统儒家的批判。个体生命与国家命运的的交织纠葛，家和国的分裂，很多儒家的思想在革命的炮火中被摧毁。我们今天再讨论儒家的“成圣”思想，如何与历史自洽？

第三，也是一个对儒家学者一直想问的问题：什么是儒家，儒家的核心含义究竟是什么？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公私关系的处理一定要通过儒家去诉诸人情，诉诸天道么？难道儒家是唯一的选择么？其他宗教或知识体系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现实困境吗？

他最后发出疑问。从国家治理方面而言，官和吏的分离使得儒家真正发挥多大作用值得存疑。从儒家本身而言，比如我们将“孝”当作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那么西方的“孝”和中国的“孝”有何区别？儒家的核心是什么？我们非要选择一个体系吗？对于王舒墨嘉宾而言，可以将儒家作为自己的信仰，当代青年也需要崇高的“成圣”理想。这对于某些个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多少人希望自己成为圣人？圣人的标准是孔子个人吗？

余朋翰：见理未明，立足于经验的焦虑

从硕士到博士一直做社会田野调查的余朋翰首先对两位引言人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梁时的主要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今天，继续为儒家五伦的合理性寻找合理性依据。王舒墨则把“道”视为儒家成圣的最高追求，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余朋翰认为，“成功”与“成圣”并不是绝对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儒家的成功在“己欲达而达人”，但儒家里的圣人没有让所有普通人都达到道德上的高标准。从儒家典籍对人伦关系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于处于下层的普通人而言，人伦关系是支撑其默默无闻人生前行的动力。试想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如果把父亲、妻子、老公、孩子都抛弃了，那他还剩下什么？为何他们如此关心家庭关系？因为在他们死了以后，记得他们的只有他们的亲人。

“王道之外无坦途”，王道是看不到终点的一条路，而不是其他路。儒家并没有像新教一样在具体情境中有一个预定的行动准则，只能自己拷问自己，才能确信自己该如何做。比如对于普通人要孩子哪怕是不择手段要的，只要有孩子生活就有意义，这种现象何以有因果上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如果把最普通的东西拿走，他们就会陷入无所可为的窘境。

孙可佳：当代电影与传统文化的另类理解

正在攻读清华大学影视传播方向博士的孙可佳，对“成圣”与“成功”话题的解读，重点从中国电影界第五代导演的“文化自觉”视角出发，为今晚的话题做了一个独特的诠释。

她认为儒家思想从孔子起就强调“克己复礼”，它追求秩序（的和谐），而不是权力，这两者或许指向成圣和成功背后的两种价值追求。她以第五代导演为例，自第五代以《黄土地》、《红高粱》等作品登上历史舞台起，就饱含着对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启蒙意识和反思精神。然而电影本身就有商业化和功利化的属性，第五代也迅速在商业大片的追逐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展现出对权力的膜拜。从《英雄》开，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作品本身就把对功利和世俗的追求达到极致。相似的具有世俗“成功”指向的价值表达在许多宫廷、权谋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而作为第五代登场之时所追求的具有成圣意义的艺术表达和艺术探索，一度趋于迷惘，但所幸并未消逝，在今年上映的《一秒钟》里，依稀可见初衷。

孙可佳也注意到，“青年”“青春”概念本身具有建构性。仍然以电影为例，从电影《青春残酷物语》、《猜火车》这一类电影所塑造的“残酷青春”，再到《情书》一类作品所呈现的“浪漫青春”，等，都展示了不同的青年主体。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价值体系不得不受到文化资本评价标准的制约。在处理青年主体对时候，也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分析和判断。

杨勇：社会学视角下的“成功”与“成圣”

最后出场的与谈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杨勇。他的专业方向是西方社会思想史，主要兴趣点在韦伯和杜威的思想研究。2020年正值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他着重从韦伯的社会学视角谈了“成功”与“成圣”的关系。

出生于富商家庭的韦伯，在年轻时也陷入了“身份焦虑”：基督徒与商人的矛盾。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恰就是对基督徒“成圣”与商人“成功”外在矛盾与内在关系深刻思考的结果。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的深度剖析，在宗教的神圣与世俗的成功之间找到了一座桥梁。我们或许更为熟悉他的另一部作品《儒教与道教》，这本书尽管有很多错误，但对我们的启发也很大。

过去100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已面临崩溃的局面。“内卷”、“打工人”、“后浪”等热词都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割裂和焦灼。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农耕社会秩序，也意味着在今天简单的回到儒家是非常困难的。

韦伯的《新教伦理》这本书的重要思想意义是：用一种观念体系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即新教徒用基督新教教义细则去解决具体问题。 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危险：一种生活伦理越是观念化或理性化，它与现实之间就可能越紧张，越没有现实感。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张力。 儒家思想体系中“成圣”体现了对意义的渴望，同时又面临世俗的行动力和思考力的考验。我们有没有保持与现实社会足够清醒的能力？在“成圣”与“成功”的思辨中，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现实社会中，许多读书人既不成功也不成熟。

各种不同的社会都有共同的价值，都需要思想体系化建设。我们有必要找到某种核心东西，找到其本体论基础，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对古代概念做出现代诠释，譬如在对“关系”的理解上，各家就很不一样：儒家和墨家对关系理解不一样，而道教和佛教则不承认这种关系。从历史看，作为某种特质，在对“成圣”的讨论中，对圣人的定义要有统一意识，以确保讨论的有效性。对“圣”的概念，要从观念体系角度做的抽象继承工作，并用同情理解的态度进行古今辨析。但在进行观念层面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从沉思转到踏实的行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继承或创生新的生活伦理。比如我们或许可以从自然情感出发，重新面对“关系”与“家庭”，寻找成功与成圣合并的新可能。

03 沙龙总结 

本场沙龙的特邀嘉宾赵金刚老师高度评价了本场沙龙的讨论，他着重从三个方面讲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青年是一种边缘状态。在青年状态下，人生还有无限可能性，可能展开也可能随时丧失；这就是我们选择“现代青年身份想象”的意义。我们还没有把自己活成现成性，还在向自己敞开各种可能性。第二，成圣与成功，体现一种“在世”的状态。为何两者被对立且形成充足的张力？这与脱古入今有关，更与中国不断现代化有关。在过去三、四十年不断追逐现代化的境遇中，告别理想成了一种无奈。在理想与世俗面前，个体与社会存在的张力，其实是一个个独特个体在境遇中的心态问题。在原有文化心理结构面临解体的今天，很多价值不那么“理所当然”。譬如，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在阳明时代是不用考虑的，而在现代社会是需要argue的，所有的问题都需要被重新评估。这说明我们处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我们何以过一种可能性的生活？我们如何去过安顿我们的身心？这是一个恒久的问题。第三，生存境遇问题。阳明为何将佛老的“无善无恶”纳入其理论体系，而不是讲“至善”，恰恰与晚明的时代背景有关。在今天的“生存境遇”中，围绕“成圣”与“成功”，我们如何去生活，其实就是一个过日子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凸显的“生存境遇”是不一样的。针对王舒墨嘉宾提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赵老师特别提出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如今体现的“生存境遇”与二程面临的是不一样的。在多元化的凸显中，破解成功与成圣题目很有意义。这一问题本身是没有答案，但在持续的“生存境遇”展开中，“成圣”与“成功”的问题会给我们的未来拓开一个场域。

现场嘉宾观众热烈讨论

在现场提问环节，现场观众、线上观众与嘉宾围绕“成圣”与“成功”的标准问题，当代清华学子面临的社会期待和现实生活压力等问题进行了积极互动，气氛非常热烈。最后，人文研会按惯例向各位嘉宾与现场提问观众赠书，并一同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