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帝也没有理性

作者：莫顿·霍伊·杰森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廿九日庚申

          耶稣2021年1月12日

阿尔贝·加缪清晰地面对人生的条件。

阿尔贝·加缪(Kurt Hutton/Getty Images)

17岁时，我第一次阅读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书。我借了父亲的一本翻阅过很多遍的《局外人》，坐在从丹麦的腓特烈松(Frederikssund）前往哥本哈根的火车上贪婪地阅读。我深深地被它吸引了。怎么不呢？小说中是阿尔及利亚灿烂的阳光和波光粼粼的地中海，而我的窗外是丹麦单调乏味的天空－－－肉酱的颜色，永远是预兆阴雨连绵的天气。每看完一页，我都更渴望看到阿尔及利亚罕见的美景，想要感受加缪在其他地方描述的“像温暖的石头那种有味的生活”，他用抒情的文笔写出了那种生活似乎既简单又丰富多彩。在小说的尽头，在监狱牢房里，当监狱神父探望被判死刑的默尔索（Meursault）时，人家问他是否希望另外一个人生，他的回答有些躲躲闪闪。在监狱神父要求知道更准确的人生愿望时，默尔索最终喊了一句，“一个我能记住这场人生的人生。”

默尔索的情感暴发令人动容，这也是作者的情感暴发。加缪比20世纪其他任何作家都更加艰难地确认他获得的生活，并不求助于宗教的或世俗的神祗。在其早期笔记中，他说到希望“把我的生命牢牢抓在手中”，说到继续保持“这个体验，带着绝对的清晰却毫不退缩”－－－这些词汇因为17岁时候就患上肺结核的“句子”而令人觉得酸楚，这种疾病一再威胁到他的生命。1930年的冬天，或许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穆斯塔法医院（Mustapha Hospital），加缪第一次感受到与死神擦肩而过，感到人类渴望意义与宇宙神秘莫测的沉默之间的冲突。

这个喜爱在贝尔库特（the Belcourt）街区破落的街道上闲逛的年轻人，更喜欢一连几天游泳和打网球，因而很早就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对周围的无声世界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得到诊断几年之后，加缪请服装设计师和业余飞行员马里·维顿（Marie Viton）载上他飞往海岸边的山村杰米拉（Djemila），那里曾经是奎库尔城（Cuicul）古罗马遗址。他站在山顶上那已经消失的世界的石头遗迹上，一阵冷风吹得他眼睛生疼，嘴唇干裂，加缪再次受到震撼和自然界的冷漠无情。正如他在这次经历启发下写的文章“杰米拉的风”中说：

我告诉自己：我要死掉，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成功地相信死亡，我只能经历他人的死亡。我已经见识过他人的死亡了。首先，我见过狗死去，触摸着它，我有些不知所措。接着我想到了鲜花、微笑、对女人的渴望，意识到我的整个死亡恐惧在于我对生命的焦虑。我嫉妒那些还要继续活下去的人，嫉妒那些拥有鲜花和美女拥怀享受感官快乐和人生意义的人。我嫉妒是因为我太爱生活了而不是自私。永生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对写出这些话的23岁作者来说，死亡不是老年的遥远终点，而是在任何时刻都可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的可怕否定。引人注目的是，对于一个那么年轻却处在死亡阴影下的人来说，他并没有从这个远见中退缩。他没有兴趣简单地减缓死亡的恐惧，正如斯多葛派哲学家安慰我们的那样。伊璧鸠鲁（Epictetus）在《手册》（the Enchiridion）中建议我们每天都想到死亡，为的是减少死亡恐惧。相反，加缪决心“用我充满嫉妒和恐惧的全部经历凝视我的死亡”，用绝对的清晰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荒谬性。他写道“我不想撒谎，也不愿意别人对我撒谎。”

加缪写道“我不想撒谎，也不愿意别人对我撒谎。”

加缪在为“杰米拉的风”写的第一条注释的同时，他设想了默尔索与监狱神父的对话。那个相近性非常说明问题。神父问到“你没有任何希望吗？当你死亡的时候，你真的生活在你死了，什么也不留下的想法里？”当默尔索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后，这位神父告诉他，这是人们无法忍受的东西，但默尔索决心下这样的赌注。

这个赌注也是加缪的。他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宣称，“我想知道我能否依靠我知道的东西活着，而且仅仅依靠它。”该文是他在写《局外人》的同时写的哲学论文，可以成为伴随着阅读的东西。加缪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或宇宙是否有超越它的意义，但他知道他不可能知道这些事。这些超越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因此没有意义。“超出我的认识条件的意义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他知道的是，人类对理性的需要不能依靠无理性的世界来解决。来到这个边界之后，他决定忍受这个荒谬性，并生活在这样的认识之中。“到达边界之后，心灵必须做出判断并选择其结论。”

加缪的无神论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是从不同角度走近的，即承认人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它完全没有19世纪积极无神论的咄咄逼人（在这个世纪被重新包装成为“新无神论”，虽然没有任何新东西），因而正如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显示的那样，成为无神论话语的“激进例外”。事实上，加缪常常被左右两派的批评家们指控为戴着非宗教伪装的宗教思想家。当他在1935年加入共产党时，他并没有阅读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他热爱的同胞是非洲人奥古斯丁（Augustine）和罗马帝国时代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奠基人普罗提诺（Plotinus公元205-270年）。他甚至写信给朋友和同学克劳德·弗莱民维尔（Claude de Fréminville）批评共产党“缺乏对宗教的重视，马克思主义者假装构建一种道德体系，将人描述为足以自立的存在。”

换句话说，远非认为宗教信仰只是迷信和胡说八道，加缪认为宗教满足了真实的形而上学需要。就像尼采一样，他认识到上帝之死不是从黑暗的迷信中解脱进入理性的阳光下，而是要求世俗回应的缺失：“我感兴趣的是，当人们不相信上帝或者理性时，知道我们必须如何行动，更准确地说，如何行动。”

加缪人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他年纪轻轻就有了这些独特的思想，而是他这样做时的物质贫困状况。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贝尔库特街区工人阶级家庭，没有法国同代人的任何优势，与他们不同，他并没有进入巴黎的名牌大学读书，他和母亲、弟弟、外祖母和舅舅住在里昂（Rue de Lyon）的破旧家庭公寓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唯一的厕所位于一楼，而且和其他两家共用。只能用水桶从街上的水龙头那里打水，然后在厨房里洗澡。

但是，加缪物质上的贫困在阿尔及利亚提供的丰富物质印象中得到补偿。他曾经问朋友说“其他任何城市一年到头能给我们提供如此丰富多彩的景色吗？大海、阳光、温暖的沙滩、天竺葵、橄榄树和桉树。”在1950年出版的“夏天”一文中，他写到“本能地忠诚于我出生地的阳光，那里人在过去几千年里已经学会了即便在痛苦中也积极拥抱人生。”

这个阳光和贫穷的世界对加缪来说具有关键的重要性，1937年和1939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的在他年轻的文集中不断地提及《背面与正面》和《提帕萨的婚礼》。连同1954年在法国出版的后来的文集《夏天》，这些文章现在收录在一本书《个人作品》中可供英语读者阅读，与更薄的《政治作品》组成一个系列，两书都是加缪研究学者爱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编辑的。（第三卷《会议和演讲》将于明年出版）。虽然《政治作品》是浪费的机会（加缪的很多政治作品中，只收录了五篇），《个人作品》是受欢迎的回归，卡普兰在非常有用的序言中说，这些是“他后来作品的基础。”

在几乎所有这些早期文章的任何一篇的土壤里都有未来著作的种子。这里有《局外人》的源头：“只是在葬礼那天，因为眼泪的喷涌而出，他才哭泣，但他害怕的是不真诚或在死亡面前撒谎。”（来自“讽刺”）；这是《西西弗斯神话》的源头：“我能理解一个人想死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当他彻底看透生活更重要。”（来自“在是与否之间”）；这是《反叛》的源头，“我感到吃惊的是人们能够在地中海的海岸发现确定性和生活原则，他们能在那里满足自己的理性，为乐观主义和社会责任辩护。”（来自“热爱生活”）。

在这些文章中，我们遭遇到用感觉表达的哲学思想。

加缪曾经即将小说定义为“用形象表达的哲学”。在这些文章中，我们遭遇了用感觉表达的哲学。在“是与否之间”，“太长时间被封闭起来”的房间气味激发人们反思生活的困难。在“沙漠”中，从山顶看意大利佛罗伦萨博博利花园（the Boboli gardens）提醒我们“世界的美丽漂亮，世界之外没有救赎。”在最好的文章“提帕萨的婚礼”（Nuptials at Tipasa）中，大海中游泳让加缪感受到生命具有的挑衅性的感官兴奋。

我爱这种放纵的生活，希望大胆地谈论它：它让我对自己的生存条件感到自豪。但是，人们常常告诉我：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不对，真的有：这个太阳、这个大海、年轻人跳跃的心、身上汗味、一望无际的风景、在绿色和黄色的交织中融合的娇嫩和光荣。要控制这些，我需要力量和资源。这里的一切都让我不受干扰地生活，我不需要压制自己的任何想法，不需要任何伪装：耐心地刻苦地学习如何生活在我看来已经足够，足以值得所有生活艺术。

在加缪看来，浩瀚的大海、干旱的沙漠、巍峨的群山---生活在这样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就是看清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人类事务的动荡不定令人绝望。这是重要的教训，它教导他认识到后来所说的“人的尺度”（la mesure），即地中海人的谦卑和局限性价值观，体现在太阳炫目的光亮。在1942年的笔记中，他观察到“海神卡吕普索(Calypso）给尤利西斯（Ulysses）选择的机会，要么长生不老要么获得出生地的管理权。尤利西斯拒绝了长生不老，这里或许隐藏着《奥德赛》的整体意义。”在加缪看来，荷马教导我们拥抱生命的局限性，一种我们必须不再渴望永生或来世的生活。我们对这个地球的爱必然是短暂的，死亡是承认最终局限的代价。加缪不相信上帝，所以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夏天”中说，相信上帝就是通过希望另外一种生活“犯下反生命的罪过”，“逃避了我们现有生活的所有光彩”。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后来成为他人生最后几年时，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加缪富有想象力地回到年轻时的风景中。对他来说，这个风景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能够有机会观赏了。1958年，他同意法语版的《背面与正面》由伽里玛（Gallimard）出版社再版，选择的时机非常有意义。加缪在为新版写的序言中说，“我仍然抱着这样的观念生活，即我的著作还没有开始。”对于一个刚刚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来说，这种说法令人觉得怪异，但加缪获奖令他更加担忧而不是让他觉得是无上光荣。故乡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令他非常痛苦，因为他批评革命左派而遭到巴黎知识分子的嫌弃和回避，他担忧作家生涯的终结，但诺贝尔奖只会加剧凸现这个困境，因为该奖往往授予上年纪作家的作品。在拒绝法国新闻周刊《快报》（L’Express）的采访时，加缪解释说他希望围绕他得奖的喧嚣和宣传尽快消失。他说，“我想隐身一段时间”。他对朋友罗杰·奎诺克斯（Roger Quinox）说，“就像被活埋了的人”。

当最终加缪从他描述的抑郁和作家的灵感阻塞的双重折磨中摆脱出来时，他似乎谨慎地在其著作中开启了前途光明的另一条道路---沉入内心，这最终让他觉得配得上这种沉默和阳光，他认为的创造力源泉。他在1958年的时候写道，“一个人的作品不过是缓慢的长途跋涉过程，通过艺术的迂回曲折重新发现两三个最伟大和简单的形象，这些形象最初是在他的心里出现的。”同年，他开始了非常认真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他希望的开头是普鲁斯特那种风格的长长的自传体小说。在注释中，加缪强调就像早期的抒情随笔那样，那将是“对客体和生理特征的浓墨重彩”。在幸存的手稿中临近结尾的特别具有挑衅性的段落中，加缪小说中的人物雅克·高麦利（Jacques Cormery）想到他身边的物质世界“强大的、无法描述的情感”和他对“身体的爱”，这种爱在他身上激发“活下去的渴望，要活得更长久，沉浸在这个世界能为他提供的最伟大和温暖的怀抱。”

这种渴望在1960年１月3日突然中断，米歇尔·伽利马（Michel Gallimard）的豪华轿车法赛·维嘉（Facel-Vega）在巴黎西南郊桑斯（Sens）15公里处冲出五号国道，撞上一颗树。伽利马的夫人和女儿做在后排，没有受伤，加缪当场死亡，在前排开车的米歇尔受伤不治后也死去。第二天，加缪的哥哥和两个女儿来到位于里昂的家庭公寓，他们的母亲凯瑟琳·加缪（Catherine Camus）还住那里。当他们告诉她最小的儿子死亡的噩耗，她只说了一句“死得太年轻了。”

他太年轻了，太热爱生活了，肯定也是有太多的东西还没有说出来。但是，正如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加缪的讣告中说，“当生命之门对他关上时，他已经在这边写出了人生的印记，这是每个艺术家随身携带的对死亡的先见之明和仇恨，也是希望做的事情：我在世界上走了一遭。”不仅如此，加缪留下了一系列的著作，至今仍然吸引着我们，带着清晰和勇敢地接受人生的荒谬性，拥抱我们这个容易消逝的生命。福克纳注意到，在他撞上树的“光亮瞬间”，加缪仍然在“寻找和挑战自己。”

对于我们仍然在寻找生命意义的来说，他仍然是我们的要求苛刻的、不可或缺的导游。

作者简介:

莫顿·霍伊·杰森(Morten Høi Jensen)，著有《困难的死亡：杰斯·彼得·雅各布森的生平与著作》（2017）。文章曾发表在《纽约书评》、《新共和》、《要点》、《美国利益》等刊物上。

译自：Without God or Reason　ByMorten Høi Jensen

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without-god-or-reason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