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害怕面目狰狞的收割者
作者:安德鲁·多伊尔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廿九日庚申
耶稣2021年1月12日
我们已经不愿意承认死亡是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新冠病毒疫情或许给我们更加切合实际的死亡态度。
在我看来,我的死亡方式有些好玩和可笑。那是在夏季假期,在英国东部萨福克郡的一个城镇伊普斯威奇(Ipswich)附近的住宿学校里。我在那里已经教了两年书,除了少数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的老师留下之外,学校已经没有人了。我沿着一堵长长的土墙堆起来防止潮水的防波堤往学校的南边散步。受到无法说明的冒险渴望的驱使,我偏离了通常的路线,转而沿着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斯托尔河口(the Stour Estuary)的湿沙舌前进。刚走了三四步,脚下的沙地似乎散开了,我的腿陷入到泥潭中埋住了膝盖。我没有退却,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次我的整条腿都陷了下去,另一条腿也在往下陷。不久我就陷入齐腰深的湿地泥沼中,这个地球似乎试图要把我喝下去。
我认为我可能坚持不了半个小时,潮水似乎在快速涌来。我知道水很快就会淹没我的头顶,有一个时候,我真的相信这可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时刻了。这里很少有机会遇见溜狗的人,偏离学校这么远,我也懒得喊救命。因为某些原因,我的本能反应不是恐慌而是觉得可笑。我几乎感到如释负重般地轻松,幸亏这里没有人看见我的狼狈模样。我认为,要是以这样毫无价值的方式死在伊普斯威奇河边,半截身子陷在泥地里,什么也做不了,眼睁睁等着淹死,该多么荒谬啊。
我没有消失。虽然身体特别瘦弱,可当我自己成功地依靠抓住附近的巨石而把自己的身体从泥地里拔出来时,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你可能说,这很难说是与死神打了个照面,最多不过是事后聊天时讲述的可笑故事而已。虽然这样说,但当我最终有空在因特网上搜索这个话题时,竟然惊讶地发现身陷英国各地海滩而死亡的案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罕见。根本不用思考就知道每年死于轻易可避免的事故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有些人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长生不老,那些由于基因池或自己的愚蠢而命丧黄泉的人则应该被授予年度“达尔文奖”。
暂且不考虑那天我是否真的淹死了,但那很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近在眼前。我猜想人类寿命的短暂意味着我们总是离死亡很近,心理上稍微做些准备并不是坏事。那年,在我生日那天,系主任送给我一张卡,上面写着《等待戈多》的作者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名言,“他们让生命诞生在坟墓,光亮闪了一会儿,黑暗又再度降临。”我喜欢这句巧妙的言辞,从那以后我将写了这句话的生日卡送给朋友,提醒他们离死亡又近了一年。有时候,我会在聚会的帽子上画上一副骷髅像。
或许,新冠病毒疫情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形成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死亡态度。我们的文化是封闭的小盒子。我们并不否认有一天我们会停止呼吸,但我们并不愿意思考这个问题,也不愿意去考虑其必然性。我们更愿意与面目狰狞的收割者(the Grim Reaper指骷髅状死神,身披斗篷,手持长柄大镰刀---译注)保持距离。就好像家庭聚会上那个让人讨厌的叔叔,我们知道最终总要面对他的出现。我们想尽办法要忘掉他的存在,他总是在边缘,在用酥皮馅饼(the vol-au-vents)削他的长柄大镰刀。
现代世界的虚荣已经产生了这个现象,人们极端不情愿接受死亡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延长自己的生命或消除衰老的所有迹象,有钱的创业家投入数百万资金研究“超人类主义”,这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最终目标似乎是找到治愈死亡的灵丹妙药。我仍然不相信长生不老必然是令人羡慕的条件。我在英国作家、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R.R Tolkien)创作的长篇奇幻小说《魔戒》中已经看到过那些精灵总是看着很凄惨。
而且,如果没有死亡前景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索尔·贝娄(Saul Bellow)写到死亡是“镜子背后需要的黑暗底色,如果要看到任何东西的话。”这个概念提醒我认识到剧作家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在1994年3月的最后一次采访,此后不到三个月他就患上癌症,最终吞噬了他的身体。在向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描述最后日子的写作过程时,波特注意到他从卧室窗户朝外望看到下面的李子树。他说“它看起来像苹果花,但它是白色的,如果仔细看,不说“啊,多漂亮的花”,我看到它是我能看到的最白的、最轻薄精巧的、最漂亮的花。我看到了。这些东西比实际情况更娇贵、更琐碎,也比实际情况更加重要,但琐碎和重要之间的差别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波特声称,他所说的“一切的现在性”不是人们可以在没有直接体验的情况下欣赏的启示。但是,如果接近死亡的体验增加了生命的价值,那么,健康地承认死亡的必要性也会如此。几年前,我碰巧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看到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吸引人的小戒指。戒指上镶了一个头盖骨,六边形凹槽显示传奇性的“直到永远”(behold the ende)。“真爱”永心结和铭文强烈暗示这个“记住你终有一死”(memento mori)是被制作出来纪念订婚或结婚的。甚至在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对夫妇想要提醒对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十分有限。
今天,我们与死亡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直接了当。在当今时代,医疗革新和疫苗就像变戏法似的一夜之间就生产出来了,难怪死亡赢得了一种非现实性的意识。我忍不住想到,围绕相对较低致死率的疾病---新冠疫情的间歇式恐慌部分应该归咎于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真相。14世纪中期在欧洲肆虐的黑死病夺走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很快学会如何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悲痛之中。死亡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形而上学思考的议题。就是这个阶段给了我们“骷髅之舞”(the Danse Macabre)的传统,插图绘画里面是看见活着的人在骷髅的陪伴下跳舞或走向坟墓。通常这些人物的安排是依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由宗教或政治领袖带头。我认为圣母马利亚(Madonna)神圣地观察到死亡(新冠病毒为幌子)是“伟大的平衡者”。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她沉浸在大理石制作的浴缸里,里面总泡有玫瑰花瓣。鼠疫导致人们在艺术和文学中对死亡的新痴迷,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存在主义哲学。在其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中,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论证说,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杀掉自己的事实就是在宣称我们对存在条件的投资。这个观点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在反思活着的纯粹荒谬性时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安慰。
在死亡中找到幽默并不是要贬低或者否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而是要抓住其有限性本质。我们是唯一意识到自己会死的有感生物,但是,我们坚持不懈地躲避在日常例行公事和鸡毛蒜皮的磕磕碰碰中,就好像它们很重要似的。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英国著名幻想小说家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在其《碟形世界》小说中发现了死亡人物的喜剧里程。在普拉切特的描述中,面目狰狞的收割者是个喜欢嘲讽的人物,喜欢猫和咖喱菜,没完没了地在人性和保持其无用生活的潜能之间挣扎。我在某个地方读到中世纪塔罗牌偶尔将死亡描述为穿着花斑奇装异服的宫廷弄臣。毕竟,他是最后搞笑之人。
我在那些濒临死亡之际仍然能维持其幽默感的人中发现某种安慰。著名的无神论者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被诊断出致命的癌症之后,有些宗教界朋友公开猜测,这个最激烈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最终将如何接受上帝的光亮。他的回答简直是无价之宝。他说,“如果我皈依上帝,那是因为信徒死去比无神论者死去更好些。”
据说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临终遗言是“这面壁纸和我在进行一场决斗,看谁先死。要么它走,要么我走。”或许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怪异故事,当然,说到诙谐睿智的临终宣言,很难保持好的节奏。即使人们发现有精力设想一个破坏性的隽言妙语(bon mot),怎么知道什么时间说出来最好呢?电影演员斯派克·米利根(Spike Milligan)要求提前写出他的墓志铭,从而回避了这个问题:“我告诉过你我生病了。”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让平常的墓碑有了某种更加自作多情和无病呻吟的努力。
存在主义者假设,我们必须找到生活中的意义才能应对人生条件的荒谬性。虽然这似乎有道理,但它实际上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它邀请我们抗拒不宽容的诱惑,庆祝人人身上都有的创造潜力。寻找来世的安慰也未必可靠。尼采就不相信这些信念,认为它们是“极具破坏性的意志”的表现。他认为基督教的天堂观念不过是“渴望向往毁灭”或“所有努力的终结”。因其自传《裸体公仆》而出名的作家、演家和演讲家昆廷·克里斯普(Quentin Crisp)非常喜欢下面这个说法,他说,“死亡的绝对虚无是一种祝福,是值得向往的东西。”
当然,我们的死亡恐惧或许是社交媒体上最明显表现出来的个性文化和自我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自我主义者将生命看作产品,死亡看作小故障,但这并不必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在我们离开之后很少能有多大改变,我们的存在没有价值。如果我们占据太多时间关注其终点,人生就丧失了意义;人们可能面临风险最终就像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白噪音》中的杰克·格拉迪尼(Jack Gladney)那样,痴迷于一种实验性药物能治愈他的死亡恐惧。与此同时,视死亡为巨大禁忌的文化无法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
苏格拉底的答案很简单。在被法院判处死刑之后,他宣称死亡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只有有两种结果:要么不朽,要么被遗忘。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论死亡恐惧”的文章中说,反思我们之前一直处于死亡中的事实,我们不过是人类悠久历史上相对较新的增补品而已,我们很少人会对自己在出生之前的那个不存在状态感到遗憾。他写道“我并没有希望活在100年前或生活在安妮女王在位期间。为什么要对100年后我不能活在我也不知道谁在位执政的时代而感到遗憾或伤心呢?”
如果死亡恐惧能够被征服,那可能是通过诚实反思的过程而不是投入到没完没了的课题中。有很多人宣称,死亡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消退,他们后悔年轻时浪费了太多时间思考必然死亡的问题。我的一位上年纪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同样多的事,宣称她会对死亡很满意,过去90年里的生活体验很丰富。哈兹利特也是这样感觉的。恐惧更多地出现在他更年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单单这个想法似乎就压制了上千种升起的希望,沉重地压在血液的脉搏上”。我记得小时候因为我不想死在母亲身边哇哇大哭的样子,她安慰我说,只有长大的人---坟墓中有另外一个脚趾的人才会思考这种问题。我现在已经比她说话时的年级更大,我感受到的天生焦虑已经不那么强烈了。或许我还能再活几十年,我会发现死亡让我担忧的想法很可笑。人们只能保持希望。
简单地说,征服我们天生的死亡恐惧很可能没有实现的前景。骷髅舞蹈的好玩儿骷髅永远在我们的阴影中跳跃,所以我们或许在有生之年享受其舞蹈。我们的命运就穿插着其他稍纵即逝的人的记忆中,他们可能注定也要死亡和被人遗忘。或许这让生命的喜剧显得越发不同寻常了。
作者简介:
安德鲁·多伊尔(Andrew Doyle),喜剧家和《尖刺》专栏作家,新书《我的第一本交叉点积极行动主义小书》(第二自我提泰妮娅·麦克格拉斯(Titania McGrath)所著)。
译自:Don’t fear the Reaper by Andrew Doyle
https://standpointmag.co.uk/dont-fear-the-reaper/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