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还缺什么？
作者：谢文郁

来源：作者赐稿

    这些年来，儒家的公共话语权大踏步地进入公共视野。上个世纪末，我们不过是看到了一些学者在谈论台湾和北美的一些新儒家动向，局限在学术杂志上的清谈。风就是从这里刮起的。这些清谈很快就开始推动国学经典的大量出版，并导致了大学里出现了许多经典读书班。不久，有人（以将庆为代表）开始鼓吹设立孔教为国教。不过，在学者和群众之中，国教一说只是笑谈而已。接着，出于发展旅游事业目的，山东曲阜几年前就开始经常举办规模不等的祭孔仪式。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这也算是一个聪明的主意。我们看到，这股风聚集了越来越大的能量。中国政府也在背后给力。虽然在世界各国开设孔子学院是只管花钱不管实效的工程，但也表明了政府的一种态度，那就是支持儒家重建公共话语权。而且，政府还在资金上大力鼓励儒家经典研究。这种态度的最近表达便是，九五之尊的佩剑孔子像竖立在天安门旁边的国家博物馆前。

    这股风仍在使劲地吹。我们暂且称此为儒家重夺公共话语权运动。         

    过去几十年来，儒家一再被打压。看来，我们正在告别这段历史。我们知道，五四运动（1919年）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把中国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来的积弱积贫这一社会现实归责于儒家思想体系。共产党接过五四运动大旗，抛弃儒家传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体系，并努力使之主导中国大陆的公共话语权。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儒家在中国大陆是作为一个负面用词而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当然，就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而言，这种公共话语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儒家的消亡，甚至不意味着它在中国社会中丧失了功能。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发现，作为从西方引进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所谓的“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但是，它一直水土不服。相比之下，儒家失去了公共话语权，却仍然根深蒂固，从未中断它的社会功能。它一直在培养中国人的性格并规定社会行为。比如，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些显性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强调个性自由，中国人却仍在“匹夫有责”的感受中。马克思主义主张斗争哲学，中国人却安于天时地利人和。马克思主义追求改造世界，中国人则要求适应世界。马克思主义鼓吹理想，中国人则一味务实。在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权的时代，中国人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为人处事。凡有亲身经历的中国人都不难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干扰了中国人生活，留下了它的深刻痕迹。但是，且不论是福是祸，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并未扎根生长。

    从这个角度看，儒家重夺公共话语权这一运动是蓄势而发。被压抑太久了，情绪就会爆发。两千多年来，儒家积淀了丰富的内容，早已融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已经成为中国人性格的组成部分。它已经和中国人共存亡了。可以说，它的消失之日就是中国人的消失之日，就是汉语的消失之日。这样看来，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作为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剥夺儒家的公共话语权，这样做无异于日日自残。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思想界，我们看到，我们通过剥夺儒家的公共话语权来剥夺自己的话语权，努力使自己成为西式话语体系的传声筒（只会翻译和抄袭），并在生存上导致了言语和行为的分裂（说一套做一套）。这种状况造就了很多畸形人格，比如，我们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的“好事”，往往都是要他人去做的“好事”，与己无关的“好事”，不会落实到自己生活中的“好事”。同时，自己想做的、要做的、和正在做的，管它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说不出口的。这种人格分裂现象比比皆是，处处可见。人们常常感叹，做诚实人难！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人格混乱带来了严重的公共生活的无序化现象。我想，儒家重夺公共话语权运动对于中国人来说乃是要恢复中国人的诚实人身份。这确实有关民族之生存。

    然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几十年来兴盛不衰。这个历史是实实在在的。这些推动者是中国人，拥护者是中国人，跟随者也是中国人。他们满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而一心一意地投入运动。在他们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挑战的历史。中国文明在应对这个挑战时完全失败了。这个失败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失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失败。对于这个失败，儒家思想要负主要责任。因此，他们是出于拯救中华文明和民族的责任心而不得不起来攻击并破坏儒家传统的。儒家究竟有什么缺陷让五四运动旗手们认为它妨碍了中国社会进步？ 

    我们知道，儒家是主张“与时俱进”、“有容乃大”的。从洋务运动开始，儒家领军人物一直在寻找出路，如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再加上康有为的“百日维新”和慈禧太后钦准的“晚清新政”等等。不难看到，他们并不是那么绝对地拒绝西方文明。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儒家就其精神而言是开放而包容的。只要是好东西，儒家就愿意接纳。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原各地流行。儒家和佛教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这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佛教带来了什么好东西而中国古代圣人没有谈到的？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中缺什么，需要佛教来填充？很快地，答案找到了：儒家重视人的现实生活，不谈“怪力乱神”，忽略人的生前死后之存在问题。于是，佛教的报应-轮回说有了自己的地盘。 中国人从此有了生死轮回观。

    中国人有自己的渊长而持续的文化，却能够心甘情愿地拥抱异国文化。这种态度和做法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重视的现象。我想，中国人的这种生存倾向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因此，尽管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们口口声声要打倒孔家店，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在儒家传统中成长的。鸦片战争以来，他们深深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还缺点什么，并且认为儒释道无法补足这个欠缺。但是，究竟缺什么呢？康有为首先提出，我们缺乏社会理想。大概是在当时西方的乌托邦主义的影响下，他根据孔子的《礼运·大同篇》设计了一个在他看来是最美满的大同社会。陈独秀也在探讨这个欠缺。他认为，儒家所倡导的礼教制度忽略了个人自由，因而鼓吹用民主制度取而代之，进而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的理想社会。陈独秀的这个看法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国历史中成了中国人的主导努力方向，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话语体系，也导致了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丧失诚实人身份这种恶劣结果。现在，儒家要重夺公共话语权。我对这场运动持乐观态度，并希望这场运动能够推动我们回归真实的生存，说的和做的不再分离，说到做到，重新做诚实人。但是，我想，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家对儒家的批评是不能回避的。或者说，儒家还缺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广泛讨论的问题。我这里无意全面展开讨论，只是想指出这一点，儒家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从一个主导性话语体系一步一步地走向失语状态，最后完全丧失公共话语权。在这过程中，除了外在力量的干扰，儒家自身有什么值得检讨的地方呢？如果对此不加深入反思，那么，我认为，这场重夺话语权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它或者半途而废，或者在成功之后回到原来的错误中。作为一个引子，我想回到“何为儒家生存方式”这个原始问题上对儒家生存进行分析，展示其力量和欠缺。

    我们来读一段《中庸》（第20章）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段话包含了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前三个。儒家要求我们从“仁者”出发。“仁”所指称的是人和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人的生存是在选择中进行的；选择是在判断中给出的；判断依据思想。因此，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关键点。儒家的“仁者”关怀要求把关注点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原始观察而言，人和人的关系的起点是“亲亲”，即血缘关系；所有其他关系都是由此派生的。我们在思想时首先要关注自己的血缘关系，进而扩展到认识并把握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亲亲为大”。进一步观察，人和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关系，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间可以是单向的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或单向的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当然也可以是双向的爱等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这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哪种社会关系才是合适的好的关系？这就涉及所谓“义者”问题，即：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是合宜的？对于一个好的社会来说，人和人在一种合宜的关系中生存，就能够相互促进益处。一个对合宜社会关系有更多认识、并以此处理日常生活的人，便是所谓的“贤者”。贤者当政，社会合宜。因此，社会治理必须“尊贤为大”。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一代接一代（亲亲之杀）；贤者有深浅高低之分，涉及人群有大有小，涉及地区亦有大有小（尊贤之等）。为了使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得以维持，人们需要明文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于是，各种各样的“礼”便出现了。我们看到，儒家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这种认识和说法便是所谓的“礼教”。这是一种整全而实用的道德-政治制度，在过去两千多年来行之有效，一直在维持中国社会。它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是有深厚的人类生存基础的。

    然而，五四运动旗手们认为，这种礼教束缚了人的个性自由，强调等级制，缺乏民主。他们进而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西方的“先进”民主制度（议会民主制度或苏维埃制度）来取替儒家礼教。但是，历史发展表明，这些外来的“礼教”无法在中国社会生根，反而造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可悲现实。简单地用外来“礼教”取替本土“礼教”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五四运动旗手们确实感受到了儒家礼教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僵化，以至于鲁迅用“吃人”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它。如果不能简单地用外来“礼教”来取替本土“礼教”，唯一的途径就是本土“礼教”的更新问题。在这场重夺公共话语权运动中，儒家必须回答这个更新能力问题。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想，如果儒家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自我更新能力问题，这场重夺公共话语权运动就一定归于失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