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竞合与秩序重整：钱穆逝世三十年后的新世界” 学术研讨会侧记

作者：罗鸿

来源：“历史政治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九月初二日甲午

          耶稣2020年10月18日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正如钱穆先生在《新亚校歌》歌词中的形象描摹，古都北京在天朗气清的金秋季节又迎来了一场思想的盛会。

2020年10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中国政治学》辑刊主办的“文明竞合与秩序重整：钱穆逝世三十年后的新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燕山大酒店沁梅厅顺利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钱穆先生的文化思想、法政思想、史学成就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这是继2015年7月常州“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论坛和2018年11月曲阜“钱穆先生与中国文明的现代成熟”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钱穆研究的盛会，为方兴未艾的钱穆研究提供了新的助力。

会议伊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杨光斌教授代表主办方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新范式以及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一年多来所取得的可喜成绩。杨教授表示，对于思考文明大体的前辈大家钱穆先生，我们一方面要去理解和体贴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像钱穆先生那样去研究问题。

钱穆先生的孙女、北京语言大学钱婉约教授作为家属代表应邀莅临会议现场。钱教授深情回忆了自己与祖父钱穆先生的不解之缘，并预告分享了钱穆研究的最新成果信息，如由其整理的《钱穆致徐复观书简》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书信有2/3未曾收录在《钱宾四先生全集》中，这批新材料的面世必将嘉惠学林甚多。

大陆第一部钱穆传记（《钱穆评传》，1995）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汪学群研究员讲述了其早年进行钱穆研究的历程，并介绍了自己几部钱穆研究著述的各自特色。他还特别分享2010年在台湾客座访学期间应邀参加素书楼钱穆先生追思会时与钱胡美琦女士交流的特殊经历，会场也仿佛立刻充满了缅怀的气氛。

研究学问才是对钱穆先生最好的纪念。在会议的学术研讨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姚中秋教授首先报告了论文《论士人政府的政治自主性》，从社会科学的“国家自主性”角度切入阐发了钱穆先生“士人政府”概念的深厚意蕴。姚教授指出，从秦汉历史经验看，士人政府既需要有政治结构，还需要有拥有政治自主的意愿和能力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作为一代通儒的钱穆先生始终关注社会现实，广泛吸收社会科学成果，还喜欢别创新词；钱先生的历史研究不纯然为传统史学的研究，亦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称钱穆先生为历史政治学的真正开创者并不为过。

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教授报告了论文《问题、理路、启示：钱穆作为经世文本的<国史大纲>》，指出钱先生的代表作《国史大纲》之特色可简单概括为“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在文化抗战的背景下，钱先生从现实中找问题、从历史中找答案，以其大文化概念通览全史，深入思考中国文化可大可久之道。作为现代性霸权的抗议者，钱穆先生通过返观历史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用心颇值得后人深味。

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以《漫谈钱穆的遗产：今天要不要坚持旧学的矩矱》为题畅谈钱穆先生坚守旧学研究方法的优势以及对后人的启示。方教授指出，钱先生的学问不受限于现代学科分类，对现代性的理解未受进化论干扰。进化论对20世纪中国学人有毁灭性的伤害，狭义的港台新儒家徐复观、牟宗三就颇受进化论的误导，迷信制度决定论，而钱穆先生慧眼如炬，深刻指出人事的重要性应在制度之上。谈到动情处，方教授不禁感叹道：“相比钱先生，我们缺乏坚实的精神信仰，我们的生命没有底气、没有一个伟大民族的梦！”引发全场诸多共鸣。

上海财经大学徐国利教授的论文《钱穆新史学理论的创建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指出钱穆先生的史学并没有一味守旧，而是一种“守旧开新”的新史学（亦可称之为“新通史”）。传统史学在钱穆“新通史”的创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传统史学的通史观和“通识”意识、儒家的人本主义生命哲学、传统考据方法与传统史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修养论，形塑了钱穆文化保守主义新史学的概貌。徐教授还回忆了自己当年写作博士论文《钱穆史学思想研究》（2000）和专著《一代儒宗·钱穆传》（2011）的经历，分享了即将付梓的《钱穆学术思想研究论集》（2020）的主要内容，其中附录中近三万字的“钱穆研究基本文献汇编”是对学界现有研究的综汇，值得关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刘璐瑶报告了与其导师张耀南教授合作的论文《“天下主义”及其当代回应——兼及钱穆先生“天下主义观”》。该论文细致梳理了先秦诸子百家“天下主义”的多种历史形态，并回溯了近代以来多位学者对“天下观”的回应，如梁启超就曾构想过“世界主义的国家”。相比某些学者将天下主义矮化为“极端个人主义”，钱穆先生为“天下主义”提供了正解，其“天下主义观”的基本格式涉及同化更新、化外、化佛、化耶、化欧美等多个层面。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提法正是天下主义的另一种表达。

到评议环节，在场学者们进行了气氛热烈的探讨。有学者就士人政府如何在当代重建、经学与历史政治学的关系等问题求教于姚中秋教授，姚教授从历史政治学视角一一给出了精彩的回应。徐国利教授对张昭军教授报告中“以历史理性重估现代性的价值”部分所提的“空间轴”概念出处比较好奇，张教授解释说，“空间轴”的讲法来自与钱穆先生同样对现代性有反思的汤因比的著作《历史研究》。方朝晖教授就自己论文所用“人事”概念做了补充说明，指出我们不能用现代纯社会科学概念的严谨来苛求钱先生，钱先生对人事的强调意在说明决定性因素不是制度，古人更关注“治道”，这里面有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智慧。对于钱穆先生“天下主义”的基本结构和重要价值，刘璐瑶博士也补充说，钱先生的“天下主义”可以以先秦诸子的“天-君-民”结构为代表，总体上是一种超越国家主义的宏通视野。

清华大学屠凯副教授做了题为《发现儒家法理：方法与范畴》的报告，从方法与范畴两个层面对儒家法理的创造性转化的多种可能做了细致分析，其中方法包括分析取径、法律思想史取径、法律文化取径、法律社会科学取径；代表性的范畴则有忠恕、义利、正名、经权、仁义礼智等。屠老师还提出儒家法治可具体分疏为四个层面：超越意义、价值系统、社会伦理、法律制度。不同于狭义港台新儒家学者对儒家在价值系统层面贡献的质疑，钱穆先生对儒家现代价值信念始终坚定；相比新儒家学者对儒家对现代法律制度贡献的坚决否认，钱穆先生则仍然乐观保有创造性转化的信心。在多种儒家法治的四种坐标中重新定位钱穆，不仅能增进我们对钱穆先生学术思想的了解，也能大大深化我们对儒家法理的认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飞龙副教授报告了论文《钱穆的法律秩序观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田老师指出，钱穆先生是一位立法意义上的思想家，面对20世纪左冲右突的激进氛围，始终冷静持守保守理性。从钱穆先生的政论《政学私言》等著作中可概括出中国法治大义之“四端”：人尽其才、官尽其职、事尽其理、物尽其用。钱穆先生的法律秩序观是儒家、法家与道家三者和谐的秩序观，儒家提供了精神提升的价值基础，法家提供了权威，而道家使之更为宽和。在元首论方面，钱先生主张无为而有权威的政治领袖。在治人与治法关系上，钱先生视“人尽其才”为优先的检验原则。其超国家的“天下主义”与天人关系的制度前景，也值得我们继续在哲学、法学及当代实践中进一步讨论。最后田老师总结说，钱穆先生以其一生所学提示我们，须重新认识和对待中国古代法律秩序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副教授报告了论文《钱穆的汉学史叙述与近现代中国思想的情感之维》，重新检视了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书写。刘老师指出，大体而言，钱先生是通过东林学派视角观察清代汉学，从阳明学特别是从《拔本塞源论》出发审视乾嘉学术，于是认为汉学不关注现实人生而加以贬斥。钱穆先生的汉学观充分体现了民国时代特殊的政治关怀。同时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都认为良知是先天性的情感，以情感阐发良知之意并上溯到孔子。在中西对比的视域中，情感亦即是中国文化道统与民族精神之所系。

屠凯老师与田飞龙老师两位青年学者从法学视角对传统人文价值的儒家思想所做的深入阐发，引发与会专家学者颇多兴趣。屠凯老师在评议环节进一步解释说，儒家法理学与西方一样并非一种，而是一组，是多元的。儒家价值要付诸于今天的法律制度实践，虽然挑战不少，但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方向，此亦是钱先生经世思想面向之一端。田飞龙老师则对儒家“天下主义”做了进一步补充说明，指出“天下主义”须与西方论辩才有价值。“天下主义”是建立在自我保全基础上的理论，要落地为实践需要有三个前提：强大文化（向心力）、强大政党与强大的科技生产力。钱先生对“礼法”的处理也提示我们法律制度背后的国家预设，在钱先生看来，法律实乃道德的辅助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在论文《待解放的先知与被重构的传统：在现代脉络中辨识钱穆》中尝试从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的分野、革命立国中先知的流亡与回归、与鲁迅等现代精神谱系的张力等多个视角重新诠释和定位钱穆先生，并别识心裁地称钱穆先生为“待解放的先知”。任锋教授指出，钱穆先生着意区分了时代人物和传统人物，传统人物能彰显中华文明可大可久，但同时也不能抛弃时代性一面，需要把时代的意义揭示出来以消化和回应时代问题。只有建立起钱穆思考与时代问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领会其思想的先知性启示。对钱穆先生而言，他需要处理二十世纪的时代话题如革命、战争和立国——钱先生学问可谓是革命和立国的综合体。任教授还指出，钱穆与西学、现代化谱系中的鲁迅、韦伯也有进行对话与比较之必要，以此进一步拓宽我们辨识钱穆思想的尺度和视野。

供职于九州出版社的古秋建先生是“钱穆共读会”的发起人，他以《共读是最好的追思：钱穆先生共读会共读志略》为题分享了其组织召集钱穆读书会的经历与故事。在“因于温情，发于敬意”的发心之下，“钱穆共读会”近六年来指引和影响了一大批人来阅读钱穆先生的著作、亲近钱先生的思想。读书会的活动形式既有线下的学术总结分享会，也有线上的打卡共读与问答交流，阅读过的书单包括：《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四书释义》《宋明理学概述》《阳明学述要》《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国历史研究法》《学籥》《政学私言》等等。“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古秋建先生的热忱与坚韧赢得了在场专家学者的一致赞许。

南京师范大学杨洋副教授报告了论文《中国君主政体的现代诠释——以萧公权和钱穆为中心的考察》，对比了两位著名学者在民国时代对古代中国政体的不同诠释：萧公权以西方政体学说为理据证明中国君主政体的实质是专制政体（这也体现了其文化思想与政治观点之间的张力）；钱穆则从本土立场出发，强调中国君主政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专制政体。杨洋老师对钱先生对专制政体论的反驳做了相当细致的梳理，并评价钱先生对历史的把捉非常真切；可惜因为西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的不足，未能在与西学对话中建立足够成体系的学术理论知识构架，这也启示我们当代中国学人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建构能力和对话能力。

陕西师范大学苏鹏辉讲师以《再估钱穆先生的立国关切与宋学析论》为题，以《国史大纲》为中心聚焦钱先生的立国论，以《朱子新学案》以中心探讨钱先生的宋学观，并对立国论与宋学观二者的关系做了深入阐发。苏老师指出，钱先生以中国秦汉与西方罗马作对比，指出中国是内部凝定的立国态势。他从社会本位出发，在广阔的文化-社会视域中评估君主与官僚，强调士阶层自主性，以及其背后深层的思想-文化动力。立国本源于思想，从这一逻辑出发，宋学必然构成钱穆立国论的面向。指涉于大群与人生问题，宋学其实关切着古代国家的价值基底。

在评议环节，姚中秋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宋儒“立教即立国”的思路可能略显偏颇，因为国家更需要政教相维。中国社会科学院闫云博士后补充说，相比《朱子新学案》，朱子本人的著作《通鉴纲目》更能集中体现宋儒对立国规模的关切。苏鹏辉老师对以上回应表示感谢，并表示钱穆先生想着重强调的是古代中国的文化性构成，即相较于欧洲更具安顿伦常和大群的维度。面对现场有学者提出的萧公权政治观与文化思想并不存在张力的观点，杨洋老师回应说，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二者之间并不悬绝，萧公权本人很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思想观与政治制度观是矛盾的，但并不妨碍我们后世对他如此解读。

因故未能到现场的华东师范大学瞿骏教授，在线上为大家做了《“齐王”为何终不前——钱穆与胡适的初见》的报告。瞿教授详细考证了钱穆在其晚年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提及1928年2月与来苏州讲学的胡适首次相见即生龃龉（引《战国策》中齐宣王见颜斶的典故以指斥胡适“倨傲”）这一公案的来龙去脉。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二人对中西文明的基本态度和尺度的错位，钱穆对胡适当时所持的“中国样样不如人”的全盘西化观点颇不以为然。瞿教授也指出，成书于晚年的《师友杂忆》对初见胡适往事的追忆也不可避免会染上日后仇怨的痕迹，初见时的不快程度亦有讨论空间。加之1928年钱穆经历了妻殁、儿殇、兄亡三重之痛，日后回忆那一年绝不会令钱穆先生感到愉快。瞿教授的精彩报告无疑为我们增进对钱穆先生生命与学术思想的了解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山东大学博士生刁春辉做了《现代经学与中国历史制度的辩护——现代古文经学家的制度经世路径》的报告，指出相比今文经学家的“通经致用”路径，以陈天倪（1879-1968）和钱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支持“六经皆史”说，将经学还原成了史学（只不过是浸润了经学精神的史学）。刁博士同时指出，在高度肯认儒家在安顿个人生命与价值等方面的意义方面，钱穆先生或可视为章太炎先生的继承者。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沈蜜报告了她与马猛猛合作的文章《“欲去为龙叹管宁”——近三十年钱穆研究综述》。文中指出1986年《人民日报》摘录钱穆先生《丙寅新春看时局》展望两岸和平统一的篇章，是钱先生离开大陆后文章首次被大陆官方媒体刊载。并分别论述了刘述先、余英时、戴景贤、钱婉约、罗义俊、郭齐勇、汪学群、陈勇、徐国利、刘巍、张昭军、瞿骏以及美国的邓尔麟等学者对钱穆先生学术思想的代表性研究，以及几次以钱穆为主题的重要学术会议。并关注几个重点问题，如围绕钱穆与“新儒家”关系的争议、“中国专制论”的反驳以及近期姚中秋、任锋、田飞龙、秦际明等人对钱穆政治思想的挖掘，最后对未来钱穆研究的继续深入也做了初步的展望。

在评议环节，任锋教授对刁春辉博士将钱穆定位以古文经学家表达了异议，指出钱穆先生曾自陈“我不是古文经学”，其治学旨趣亦有终结今古文之争之一层。对此刁春辉博士回应说，将钱穆视为古文经一脉仅是宏观经学史脉络的大致定位。对于罗鸿博士所提的钱穆与胡适之间对话可能的展开方式的发散式问题，瞿骏教授补充说，可以从二者不同西学背景来比较，胡适主要受杜威和罗素的影响，而钱穆则更接近于柏格森、倭铿。姚中秋教授对沈蜜、马猛猛博士合作完成的研究综述也提了几点修改意见，马猛猛博士对姚教授的指点表示了感谢。

来自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秦际明副教授报告了论文《论钱穆对近代中国问题的诊断》，指出钱穆先生的“文化观”与“文明观”不能脱离中西文化论战等相关背景看。钱穆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更多是因为满清部族文化的历史负担而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问题，要完成近代变革的转进，须更多从自我文明传统中挖掘，而不是简单移植外来制度。同时指出中西的差距最直观得体现在落后的农业国与工业国、一盘散沙的古代国家与超强组织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的距离，所以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正是完成政治统一与工业化。

天津师范大学张舒讲师《政体简化论古史叙事的反思与超越——钱穆政治史学探析》一文对钱穆的政治史学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钱穆先生化时潮为统纪，推进政体理论的复杂化的巨大贡献。钱穆先生并没有绕开政体论，而是在人文社会本位的涵容性政治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政体论与治体论双轴互动的复线结构。在复杂化政体理论的视野下，历史中国的政治变迁可展开为共治型和专制型两种政体类型，并对以清代政治为代表的专制型政体做了严厉批判。张舒老师指出，钱穆对新士人精神、大一统立国之道以及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化等命题的深刻论思，对于现代政治发展和当代历史政治学的推进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胡云报告了论文《风宪再造：钱穆的中国传统监察权理论及其历史研究法》。胡云博士指出，不同于西方的分权制衡，钱穆受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启发，在历史政治学视野中对中国监察权的基本原理及宪制精神展开了系统新诠。钱穆的监察思想以政治大一统为归依，始终关注立国问题。在以“职分论”（责任论）取代西方的“权力论”的同时，钱先生也强调政治结构内部的一体与有序，始终以巩固政治一体性为核心，维护元首与政府的一体相维是集权体制内监察政治的重要内容。

到评议环节，方朝晖教授坦言张舒的论文对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仍回应不够，比如徐复观曾批评钱穆忽略了权力的来源问题，其实钱穆对人事的强调就是一种回应；钱穆先生并没有误认概念，是批评钱穆的人在误认概念。张舒老师赞同方教授的观点，并表示该文重点在强调钱穆反对政体论中的简化思维，其他问题正准备另写专文阐述。中国人民大学黄晨讲师也在评论中指出胡云论文中监察权与考试权的关系可继续挖掘，并提示说钱穆先生监察思想的逻辑的起点不仅旨在回应西方，同时也是反思中国传统监察实行的不好的时代和制度。

在研讨会的最后，会议召集人任锋教授做了总结陈辞。任锋教授再次对各位学者专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并表示对本次研讨会碰撞出的思想火花颇感受益，对一代青年学者的成长尤感欣慰。任锋教授表示，愿与同仁一同携手，加强交流，继承钱穆先生遗志，把钱穆研究推向前进，也为更深入地开掘中华文明可大可久的智慧之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文明竞合与秩序重整：钱穆逝世三十年后的新世界”学术研讨会在掌声中顺利落下了帷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本次研讨会正值庚子巨变之年，世界局势云谲波诡，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大半年亦未见消歇。如何在沧海横流中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在现代当下实现中国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乃至个人如何像钱先生一样在时代的急流中立定脚跟，都是我华夏有识之士绕不开的难题。此次研讨会成果丰硕，重新发现了作为史学家、思想家、法理学家以及历史政治学家的钱穆，以“文明竞合与秩序重整”为主题，在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下，重点研讨了钱穆先生的士人政府论、治体论、天下观、法律秩序观、宋学观、经制理论、监察理论与立国思想，取得了诸多创见。三十年过去，钱穆先生学术思想历久弥新，其智慧之光因时间的淘洗而更显夺目，不断启迪和温暖着后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