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语》研究与传播中的“鲍刘现象”初探

作者：陆岩军*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兰州学刊》2019年第1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十六日己酉

          耶稣2020年9月3日

摘要

近年来，在《论语》研究与传播领域，鲍鹏山教授和刘强教授所形成之“鲍刘现象”颇值得关注和探究。本文从如下四端，首次对这一富有典型性、价值性的现象予以探究：其一，研读经典，专著弘深；其二，经典化己，正信正行；其三，传播经典，惠及大众；其四，创办学堂，培养师资。“鲍刘现象”所昭示出的示范意义及其所形成之精神气象，已为当下《论语》研究与传播领域开辟出一条通达宽广、追随与响应者众多的正道，亦成为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论语》；研究；传播；鲍刘现象

自《论语》成书迄今，研究和阐释《论语》之著作可谓浩如烟海。20世纪以降，关于《论语》之研究著作即有数百种。近二十年来，随着网络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文化自信战略下兴起的国学热的影响，《论语》研究在大众传播领域尤其表现出日趋扩大的社会效应。据笔者深入观察，近二十年来，若以学者对《论语》研究之持久深入以及《论语》传播之规模与社会效应为基准来考察，则当以上海开放大学鲍鹏山教授和同济大学刘强教授所隐然形成之“鲍刘现象”颇值得关注和研究，其所昭示出的示范意义和日渐明晰之精神气象，已为《论语》研究与传播领域开辟出一条通达宽广、追随与响应者众多的正道，成为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宝贵尝试。

之所以名其为“鲍刘现象”，皆因鲍、刘二位教授在《论语》研究及传播领域表现出较为相近的趋向、意旨、成果及效应，已成为当今《论语》研究及传播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二位教授志同道合，俱立足于书斋，长期在大学课堂教授《论语》，并日益将《论语》植根于人生，内化于自我，学而习之，好而乐之，下学上达，见贤思齐，自身业已成为经典的切实受益者，进而立人达人，又竭力将《论语》传播延展于社会大众，通过举办各类讲座及创办学堂、培训国学师资等同步推进的多元方式，已日益从体制教育的批评者、建言者，成长为颇有影响力的国学教育的示范者、引领者和先行者，并通过不遗余力地推动《论语》逐步进学校、进课表、进课堂，使《论语》的传播重点逐渐转向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从而使《论语》逐步成为社会共享教育资源和共同话语资源。

一、研读经典，专著弘深

鲍、刘二位教授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立足于专深之书斋研究，并结合长期大学课堂《论语》教学实践之教学相长、切磋琢磨，各自编著了有特色、有分量、有温情、有思想、有情怀、有示范意义的《论语》解读专著。

鲍鹏山著有《论语导读》[①]，偏于思想文化性，在阐释经典的同时，竭力进行着文化的疏浚和思想的启蒙，表现出将传统文化经典现代化、竭力将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生活对接的显著意图。《论语》遂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之“轴心”，鲍鹏山先生通过对《论语》的导读进行了富有深度的发散性、联系性思考。如《学而》篇第二则的导读：“儒家认为家是国的基础，治国之前必须齐家，家齐而后国治。为什么呢？因为家就是人的调教之所，在家里把人调教好了，知道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了，到社会上去自然会服从领导，尊君爱上。知道服从与尊敬，也就自然能与社会和谐，恪尽职守。孝顺父母，善事兄长，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若只一味要求卑者、弱者、地位低者善事尊者、老者、强者、地位高者，即使后者残忍无道，也要逆来顺受，不犯上作乱，那就是奴化教育了。所以，过分强调卑者、弱者、地位低者的服从，就会使道德成为‘收拾弱者的手段’（鲁迅语）。”[②]道德修养绝不仅是对一部分人的要求，这样的解读显然是着眼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实际，是对儒家思想教化有可能被扭曲而提出的警告，这与孔子所主张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又如《为政》篇第十二则对“君子不器”的导读（限于篇幅，文长不录）[③]，其活泼而深刻的解读颇符合孔子的本意和思想，也更能为现代人所心领神会。

鲍鹏山又著有《孔子传》《孔子如来》。前者是以夫子自述的“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为线索，别出心裁地揭示了孔子生平及思想精神。其叙述力求“知识正确”和“价值观准确”，善下断语正是其具备良好判断力的表现，如云：“孔子非常推崇道德、非常坚持道德，但他不会在道德问题上走向极端。孔子不是一个极端的道德主义者，不是一个道德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不仅使孔子显得非常可爱，而且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讲，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正是孔子的这一特点，使得我们民族的性格是中庸的、温和的、宽松的，而不是喜欢走极端的。一个走极端的人是很可怕的人，一个走极端的民族是很可怕的民族，一种走极端的文化是令人恐怖的文化。孔子中庸的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来说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④]《孔子如来》为其在《光明日报》上三年多来专栏文章的合辑，共有七十多篇。[⑤]作者通过对孔子言行的深情与犀利解读，体悟孔子的智慧精神与正知正见，表达感动与敬畏，厘正误解与蒙蔽，启蒙与弘道寄寓其中，深度揭示孔子思想对现代的指导价值。文字一往情深，思想锋芒毕现。二书各有特色，譬言之，《孔子传》浑圆如璞玉，《孔子如来》闪亮如珍珠。

鲍鹏山对《论语》及孔子的解读，洋溢着自我的个性与才情，也显示着不依傍他者、自出蹊径的独立思考的品格，故而对思想与文化之思辨时时贯穿其中。通过严肃深刻的思考与思辨，作者对孔子思想及《论语》精髓愈发认同，愈加敬重，这种认同与敬重是独立思考和辨析后的心悦诚服。其所欣悦和折服之处，也正是其在解读中颇为用力之处。

刘强著有《论语新识》，偏于学理思想性，其对《论语》每则的“新识”都建立在会通汉宋大儒和现代儒学家的基础上，在学理和思想层面进行了更为宏通的解读，在扫除《论语》之上积累的重重灰尘的同时，试图重新还原《论语》的旧貌和原旨，故其解读所蕴含的思想允洽博深、富有道气。《论语新识》之“新”，约在三端：第一新气象，气象博大，道气冲贯；第二新会通，平情析理，折中众说，择善而从，既不以己矜人，亦不以人蔽己，纵横其内，出乎其上；第三新温情，了解之同情，辨析之致敬，回正之守中，其情可感，其怀可佩。如对孔子之评价：“夫子其人，大概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记载最丰富、细节最生动、面目最清晰、气象最宜人的伟大圣哲，也是华夏文明之学统和道统的重要奠基者，更是‘千古一圣’的不二人选，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恩人。”[⑥]如对《论语》之定位与期许：“《论语》其书，几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私家著述，其取法之高、化人之深、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经典之可比，即便称其为‘中国人的圣经’，亦毫不为过。窃以为，凡有血气、通文墨、思进取、求良知、明善道的中国人，皆应在有生之年阅读此一‘圣经’，而且，起始年龄越早越好，阅读次数多多益善！”[⑦]

唯有情怀者方解有情怀者。《论语新识》发乎情，止乎理，致其敬，抒其感。徐梵澄《孔学古微序》指出：“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⑧]《论语新识》于《论语》“极具精神性的”“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的深度”“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宽广性和灵活性”处往往三致意焉。故与坊间或将《论语》作为历史材料冷静深峻解剖研究者不同，与或将《论语》作为心灵鸡汤解读实则随意贩卖自己浅薄者不同，与或将《论语》作为平常读物放言要将孔子拉下神坛之狂妄无知者不同。

可以说，《论语新识》是刘强众多著述中最见功力，最富有才气、思想、情怀、学养、识见的一种。作者感言：“最近这十年，我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之，学之，讲之，注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曲径通幽，乐此不疲”，对《论语》的研究态度亦有新的拨正与提升：“盖《论语》非一般文学经典，稍有‘玩赏’甚至‘赏析’之心，便有可能乱其肌理、泄其元阳、散其真气！”故其对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学有着深刻的体认：“儒学，并非高头讲章，而是守先待后、躬行践履的学问。”“儒学，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其良知良能、全体大用，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儒学，又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此之谓也。”“儒学的刚健与仁厚、理性与诚敬、通达与包容、变革与批判、精进与坚守，皆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家之所独有，而应该，也一定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垂不朽！”[⑨]

刘强《论语新识》其识之通达，其见之博允，其说之推陈出新，实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起。如对《学而》第一章之新识，即开篇不俗，境界阔大，体悟细腻，说理体贴入微。《学而》篇第二章对有子之言的解读与流弊辨析，正本清源，平情析理，令人击节赞叹（限于篇幅，不再转引，读者可开卷对照）。类似这样的精彩解读，在《论语新识》中在在皆是。折中众说务归于至当，剖幽烛微务达于晓畅，领会圣言务晓于众庶，此事甚难，非沉潜往复、精研其理、明辨众说者莫办。该书荣获201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可谓实至名归。

二、经典化己，正信正行

张东荪先生在八十多年前的一段话语，对当下的《论语》研究与传播颇有启发：“中国思想既是对自己的，则从事于此的人自必须躬行实践。现在人们把学问总当作纸片上的工夫，所以论孔子的文章愈多，而孔子的真义愈失。”“我以为今后孔子要在现代的中国发生一些效用，必须把孔子贯入人们的血管里才行。倘若只是腾在口头，则孔子依然是个死东西。”[⑩]以此观之，鲍、刘二位教授正是通过《论语》教学与研究，将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上升至精神和信仰的高度，将其思想、价值观、精髓等内化为自身的思想、道心与道气。大儒程颐曾云：“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又云：“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11]经典可以变化气质无疑，然接受者亦需有道心与慧根，否则或入宝山而空返，或仅觉尔尔反滋轻浮之心。如以程颐之语来反观《论语》研究界，不难产生“今人不会读书”之叹，揆诸众多《论语》研究者，真能做到未读《论语》时是此等人，读了后不是此等人者，实可谓凤毛麟角。概言之，自己悟道弘道，方能金针度人传道授业于人。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士人读书治学，首在成己，求其放心，进德修业，为寻一安身立命之处，否则，则读书治学又何益哉？故钱穆先生回顾其治学生涯时曾云：“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12]可谓见道之语。

鲍、刘二位教授可谓《论语》之解人与有缘人，经多年研读、体悟、思辨、内化、践行，而成为《论语》的切身受益者与着力弘扬者。与一般仅将《论语》作为思想读物而泛泛读过，或者仅将《论语》作为研究对象冷静剖析研究、条分缕析者迥然不同，前者仅将《论语》作为思想和智慧的获取渠道，意在采摘思想和智慧之花以作装饰，而后者则仅将《论语》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来看，二者之共同缺点俱在只见书，未见人，只一意向书里觅道，而忽略了书中人的精神、气象、性情、操守，缺乏与古人精神相往来与尚友古人，正如孟子所云“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因此读到最后，也大抵是书是书，我是我，既未能真正尚友古人，亦未能将其内化于人生，与自身的生命融通，谓之“不曾读”，不亦可乎？

鲍鹏山对《论语》的体认精辟而明晰，他指出《论语》作为基础教育资源，具有三大体系：第一，知识体系。第二，价值体系。《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什么样的政治是理想的政治？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概括起来，一句话：什么样的人生是理想的人生。第二个体系教会孩子做价值的判断，比第一个知识体系更重要。第三，理想体系。《论语》是一部关于理想的书，是一部帮助我们建立信仰的书。[13]

刘强对《论语》及圣贤之道的体认亦颇多见道之语。如云：“君子学在己身，不假外求，如仅知求学，不知求道，仅求‘闻见之知’，而乏‘德性之知’，终究不能算是‘好学’。”[14]又云：“求学之人如欲进德修业，则必须有一向上提撕之力量，‘亲仁’便是‘下学上达’的必由之路。”[15]换言之，读至圣经典，若不能亲圣亲仁，见贤思齐，则必不得其门而入。刘强由研读《论语》而上升至人生正信、正行、正道，其学术思想经历了“由西而中，由文而玄，由玄而佛，由佛而儒”的曲折转变，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并进而体贴经典，感悟至深：“儒学不像西方哲学，动辄下定义，做推理，而是来自生命的切实体验，当下体悟，目击道存，其所凝聚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智慧，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就此而言，儒学绝非知识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人人切实可行的‘人伦大道’。”[16]

正信源于体认，缘于正解。如刘强指出：“夫子之高明，正在于能于细微处启人心智，于广大处催人奋进。”[17]又如对“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章的体认：“人不知我，不害我之精进，故不足为患；我不知人，则于学有亏，故君子深以为病。古语云：‘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正此意也。孔子之学，乃‘向内求’、而非‘向外求’的学问，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学问，是正心诚意的修身工夫，而非求全责备于他人的末技俗学。明乎此，始可与言《论语》之理也。”[18]又如对于“为政以德”章的体认：“今之学者以为‘无为而治’乃出自黄老，未免胶柱鼓瑟。夫子乃‘圣之时者’，道大德全，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故其思想涵摄儒道，圆融无滞，必以其定为此而不为彼，反失圣人立言之旨矣。”[19]又如对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章的体认：“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然晚近以来，传统文化迭遭摧残，礼乐文明奄奄一息，致使国民素质每况愈下，道德信仰危机重重，人之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大面积崩坏，千年斯文，扫地以尽。究其原因，在于太过依赖‘法制’‘政令’及‘政策’的威力，而忽视培植自上而下的‘德治’土壤，公民教育严重滞后，道德自律难以形成，礼俗社会远未实现。凡此种种，必然导致如下后果：一方面，各种法律法规铺天盖地，条文日益明细；另一方面，则是全民道德信仰一蹶不振，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执法成本持续增高，幸福指数大幅下降，长此以往，礼仪之邦几于沦为无耻之国矣。”[20]作者以深重之忧思观照当下，以古鉴今，不无启发。又如对“德不孤，必有邻”的体认：“夫子传承斯文，永续慧命，其心诚笃，天地可鉴，其化至大，无远弗届，故千秋万世，踵武接力者，前赴后继，如两千五百年后我辈后生，实乃夫子‘精神之后裔’，不亦其隔代之‘邻’乎？！”[21]正可谓正解、善解，反求诸己，正信正行。

孔子曾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研读《论语》者亦须如此，由学而至于正信正行，由学而至于适道、立道、权道，鲍、刘二位教授可谓善学矣。

三、传播经典，惠及大众

钱穆先生曾云中国读书人应负起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22]鲍、刘二位教授秉承斯志，均由《论语》专业研究及教学走向大众传播，在全国各地主讲《论语》讲座数百场，在电视台主讲《论语》多次，辅之以网络媒体的扩大效应，已成为国内颇有影响力的《论语》传播者。

鲍鹏山为国内颇富盛名的《论语》研究及传播专家，除每年数十场在全国各地的《论语》讲座外，鲍鹏山先生在电视台多次开讲《论语》，惠及无数大众。2009年，鲍鹏山先生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开讲十六集大型电视系列讲演《说孔子》，从家世生平、圣人气质、成圣之路、大学之道、安顿天下、大政治家、鲁国司寇、大政治家、道德与成功、道德与成人、不走极端、无可无不可、孔颜乐处、一以贯之、一意孤行、天下木铎等十六方面揭示了孔子其人其道。后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据演讲内容出版《说孔子》一书。

2010年春，鲍鹏山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十八集。通过圣人的成长、孔子的大学、三十而立、问学老子、流亡齐国、四十不惑、快乐达人、天命之年、天下无贼、鲁国外交家、千古绯闻、谁是丧家狗、圣人的境界、爱恨两重天、穷途末路时、孔子回国、好学生“坏学生”、圣人千古等十八个片段，着力还原了一个鲜活立体可敬可佩的孔子，生动地展示了孔子是如何从凡人修炼成圣人的过程，揭示了孔子成为历代景仰的“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精神内核和人格气象所在。后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据演讲内容出版《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一书。

2016年，鲍鹏山先生又在喜马拉雅FM上开讲《鲍鹏山私塾课·论语》，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社会大众传播《论语》。每天一则，每则十多分钟。用其直抵人心的独特语言，引领听众一起出入古今，深度理解《论语》的思想与精神。

刘强除了每年在全国各地的数十场《论语》讲座外，亦活跃于电视台文化节目。2017年9月，在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栏目主讲《夫子之道》，凡十五集，从成圣之道、为学之道、修身之道、孝悌之道、忠恕之道、仁爱之道、义权之道、诚敬之道、正直之道、为师之道、交友之道、治平之道、中庸之道等十三个方面首次深入细致全面解读夫子之道，讲得亲切、透彻、有味、见真精神，诚为对孔子精神、思想、智慧、境界的一次深度剖析与阐释。随后，9月28日山东孔庙举行丁酉年祭孔大典，刘强受邀担任解说嘉宾，在万仞宫墙之上对典礼相关仪式进行解说，使大众对孔子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受。

四、创办学堂，培养师资

越来越多的国学研究者认同这一观念：国学即是人学，人生才是最大的学问。国学经典颇具活力，经典的思想、智慧、价值观、举重若轻的表述方式都是活泼泼地。毋庸讳言，经典研究必须严谨、深入，要站得住脚、经得起质疑和批评，但仅有此，经典必然日趋封闭和蜷缩于书斋内，对研究者本人的气象和境界的裨益也较为有限。因此，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然要借助部分研究者再传播于更多接受者，从而文以化人、惠及大众，尤其是对正处于养正阶段、亟需竖立正确价值观的中小学生更为重要。

鲍、刘二位教授在研究《论语》等国学经典的同时，以经典为支撑，均对中小学语文教学进行了关注和反思，均强调了《论语》等国学经典所蕴含的超越时代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鲍鹏山指出：“今天讲素质教育，搞素质教育，为什么那么多年搞得不理想？因为把增长知识误解为提高素质了，把技能教育误解为素质教育了。会弹钢琴，会写书法，会跳舞表演，是素质高吗？不是。把孩子累死了，素质也提不高。因为素质不是技能，不是知识性的考分，不是卷子上的标准答案。素质，是价值判断力。孟子讲是非之心，智也。是非，是一个人智慧的本质。懂得判断是非，能够做价值的选择，才是素质。素质，就是孟子讲的‘四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个人，有同情心；一个人，知道羞耻，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个人，知道辞让，人间总有争夺，有争夺总要有辞让，这才叫文明；一个人，能懂是非，能判断是非，这四心，合起来就是四个字：仁义礼智，这才是素质。这四个字，我们的教育都在强调，都在提倡，但是效果一般。为什么？因为没有落实在基础教育的教材上，不会帮助被教育者形成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不会建立人生的信仰与精神依据。文化落到实处，就是文化经典；文化经典落到实处，就是进入基础教育教材。”[23]

自汉代以来，《论语》成为中国每个读书人必读书。就连日人涩泽荣一也折服地说：“《论语》的一字一句都能应用到日常处世上，说的都是即学即用的最基本的道理。”[24]从《论语》来看，孔子是位真正的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25]“以身教与言教塑造了人的典型和典型的人”。[26]有鉴于此，鲍、刘二位教授共同主张以《论语》为核心的“四书”进入中小学课堂。这一方面，台湾早在1954年，就已推动“四书”进入高中语文课堂，而大陆目前仍处于学者呼吁和“四书”部分进入局部学校的情况。2016年3月28日，鲍鹏山和刘强在中国语文教育发展论坛上联名众多学者发表《中国语文教育上海共识》，呼吁学校“在课程安排上，应压缩现有语文教材的学习时间，专门设置经典课堂，俾使传统文化元典如‘四书’等能进入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系统性、完整性的经典教育”。[27]

仅有呼吁和共识还不够，鲍鹏山和刘强二位教授又亲种“教育试验田”。鲍鹏山于2013年创办浦江学堂。浦江学堂为对青少年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传授的公益性教育平台，突出传统经典传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其办学宗旨是“传承文化，培育人格，凝聚民族”，教育理念为“感发志意，化育气质，倡导文明”。浦江学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招生，利用每周末二个半小时、共历时五年完成七本国学经典的学习。学制为3+2+N。“3”为养正阶段，养其品性之正，思想之无邪，是非之明确，《孟子》所谓养浩然正气是也，适合二至四年级学生，要求学完“四书”。“2”为培大阶段，培养大格局，大眼界，蕴含包容之胸襟气度，《周易》所谓厚德载物是也，适合五至六年级学生，要求学完《道德经》、《庄子》、《坛经》。“N”为精一阶段，学问精当，人性纯粹，《尚书》所谓尧舜十六字真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也，在上述五年学习的基础上，凡有志于继续学习者，可以进入鲍鹏山先生私塾，进行无期限的学习和研究。浦江学堂依序以“克明峻德，知行合一”为班级冠名。自2013年开设首个班级克图班后，如今，已在全国开办100个班，遍布上海、北京、南京、苏州、广州、芜湖、合肥、长沙、浙江等地。短短六年，浦江学堂成长迅速，影响日巨。其成功约在四端：其一，专业、系统地讲解经典。聘请文史哲博士担任师资，专业系统地用三年时间逐句讲授全本“四书”，保证了良好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其二，强调并力求经典的现代化。通过文史哲博士通达简明的讲授，将国学经典活泼泼地传递给小学生，使经典的思想、智慧、价值观如春雨润物般走入学生和家长内心，日益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同。其三，经典学习带来的变化。通过三年的“四书”学习，孩子们的心智得到快速成长，理解能力、阅读能力、思辨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均得以显著提升，通过时间的积累，每周两个多小时的学习，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孩子们在为人和为学方面俱有更好之表现。其四，经典学习的巨大社会需求与爱心人士的公益支持完美结合。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强国、文化复兴成为国家与国民共识，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现代价值。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2017年先后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两个重要文件，强调了传统文化建设的意义，安排了推进传统文化逐步走进学校、走进社区的措施。越来越多的富而好礼的爱心人士看好浦江学堂国学课堂的价值，慷慨进行公益支持。在巨大需求与鼎力支持的双重推动下，浦江学堂迅速走出上海，走向全国，现已在读班级100个、在读学生3000个，每期学习可使3000个家庭受益。其社会效应和教育效应不容忽视。

在面向青少年进行系统“四书”教育的同时，浦江学堂凭借自身的专业品质和影响力，又同时开展面向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培训，鲍鹏山教学团队凭借自身多轮次《论语》教学的丰富经验，集中培训中小学语文老师如何教授《论语》。2017年8月21-25日，鲍鹏山先生带领浦江学堂教学团队对湖南长沙岳麓区260余名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进行《论语》教学的系统培训。2019年3月-7月，又对上海市嘉定区50余名中小学骨干教师进行《论语》教学培训。这些培训均受到培训老师的热烈欢迎与认可。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年内，鲍鹏山创办的浦江学堂将成为国内中小学语文教师国学培训的重要基地。

刘强自2015年在同济大学举办国学亲子教育班，为百余对亲子进行了国学经典教育。2017年，正式创办守中学堂，倡导“童蒙养正，诵读经典，亲子共学”等教育理念，继续推进亲子国学教育，亲子共学“四书”等经典。亲子之间，良性互动，互相示范，对于构建书香型学习型家庭，促进国学学习的持续性方面颇有益处。

刘强同时兼任河南大春文武学校名誉校长，积极推动《论语》进入课堂。目前河南大春文武学校已形成全校语文老师学习和教授《论语》、全校学生共学《论语》的良好氛围。2017年9月，守中学堂正式入驻上海市同济小学，又成功推动《论语》等国学经典进入同济小学课程、课表。10月，刘强先生创办的中小学师资培训平台——“守中讲堂”在上海市二联小学启动。守中讲堂将致力于打造面向中小学校园的高端国学讲座平台，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为中小学一线教师传经送道，旨在提高教师的国学教学能力，促进传统文化的长足发展。

刘强认为培养国学师资，将可影响到更多学生和家庭。于是，在2016年开设微信公益群——《论语》讲师群，礼聘全国《论语》专家学者三十余位，固定在每周二、四、六晚八点至十点，在志愿者和主持人的组织下，由三位老师同讲《论语》中的一则，其他学员参与听讲及互动。至2019年6月，历时三年，将全部《论语》逐章精讲一遍。目前加入《论语》讲师群的中小学语文老师近500位，微信公众平台关注者近二万。《论语》讲师群已日益成为培训优质《论语》讲师师资及国学爱好者深度切磋交流的在线学习平台。2017年5月，刘强创办的守中书院信阳分院又开办首期国学师资高级研修班，礼请名师为一线语文教师，传道授业，研习《论语》《孟子》等经典，先后有数百名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前来参学，受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综上所述，鲍、刘二位教授由《论语》研究而至文化传播与经典普及，由面向大学生而至社会大众，由教授学员而至培训国学师资，弘道不辍，力行不止，实可谓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并以至诚发心，号召引领，而形成今日之规模与影响，隐然已形成当下《论语》研究与传播领域之“鲍刘现象”。其所昭示出之示范意义与精神气象，恰与《论语》所蕴含之道不远人、人能弘道、见贤思齐、化民成俗的原生气质相符，不容忽视。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有感于此，本文首次对这一富有典型性、价值性的现象予以探究，相信学界会有更多同道来关注和研究“鲍刘现象”。

注释：
 
*作者简介：陆岩军，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发表在《兰州学刊》2019年第12期。
 
[①]鲍鹏山：《论语导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后多次修订，有《鲍鹏山新读论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鲍鹏山：《论语导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
 
[②]鲍鹏山：《论语导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4页。
 
[③]鲍鹏山：《论语导读》，第29页。
 
[④]鲍鹏山：《孔子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⑤]鲍鹏山：《孔子如来》，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
 
[⑥]刘强：《论语新识》，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4页。
 
[⑦]刘强：《论语新识》，第4页。
 
[⑧]徐梵澄：《孔学古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⑨]刘强：《论语新识》，第6页。
 
[⑩]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载《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4页，第43页。
 
[12]钱穆：《从认识自己到回归自己》，载《历史文化论丛》，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第450页。
 
[13]鲍鹏山：《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
 
[14]刘强：《论语新识》，第26页。
 
[15]刘强：《论语新识》，第14页。
 
[16]刘强：《论语新识》，第9页。
 
[17]刘强：《论语新识》，第29页。
 
[18]刘强：《论语新识》，第31页。
 
[19]刘强：《论语新识》，第33页。
 
[20]刘强：《论语新识》，第37页。
 
[21]刘强：《论语新识》，第119页。
 
[22]钱穆：《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孔子与论语》，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第2页。
 
[23]鲍鹏山：《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
 
[24]涩泽荣一:《日本人读<论语>：涩泽荣一<论语>言习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第4页。
 
[25]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孔凡龄《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孔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08页。原载《燕京学报》第2期。
 
[26]傅佩荣：《傅佩荣译解论语》，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9页。
 
[27]2016两岸三地语文教育发展论坛发表《中国语文教育上海共识》，//m.katywinge.com/article/id/7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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