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作者：尤拉姆·哈兹尼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初七日庚子

          耶稣2020年8月25日

一、机构性自由主义的崩溃

对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代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被美国和欧洲大部分人认为彻底和永远战胜了的敌人。仅仅30年之后，它就卷土重来，在占领最重要的美国媒体、大学和中学、大公司和慈善组织、甚至法院、政府部门和教会的控制权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功。随着美国城市陷入暴乱、放火、掠夺中，这些组织机构中的很多自由派卫士，从《纽约时报》到普林斯顿大学已经放弃了重新获得对机构的控制权的努力，相反采取了迎合政策。也就是说，他们试图讨好马克思主义雇员，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此希望不被洪流彻底冲垮。

我们不不知道将来一定发生什么事。但是，基于过去一些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大胆地做出很好的预测。机构性自由主义缺乏应对危险所需要的资源。自由主义正在被驱逐出原来的牢固据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霸权地位的自由派思想将陷入终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将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处于他们描述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基督徒的典型处境中：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了反对派。

这意味着有些勇敢的自由派很快将发起战争，去攻打最近以前还控制下的机构。他们将试图在他们丧失的有名望的、富有的、影响力巨大的机构的阴影下建立替代性教育机构和媒体平台。与此同时，正如很多保守派很早以前学会的做法，将保守主义埋在心里，同时让同事相信他们是自由派一样，其他人则继续在主流媒体、大学、技术公司、慈善机构和政府部门工作，学习将自由主义埋在心底，同时让同事们相信他们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正在出现的新现实。水里有血，新马克思主义者将不会满足于最近取得的胜利。在美国，他们将争取优势，并试图牢牢把民主党抓在手中。他们将试图削弱共和党，使其成为模仿其新意识形态的小跟屁虫或者将其视为种族主义组织而公然禁止它的存在。在其他民主国家，他们将试图模仿美国的成功经验，没有哪个自由国家将免受这种考验的折磨。所以让我们不要回避，不要转过脸去告诉自己这个诅咒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因为它很快就到来了。

本文将提出有关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取得的胜利、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接下来可能要发生什么的若干浅见。

二、马克思主义框架

反马克思主义自由派在最近努力维持对自由主义机构的控制权的斗争中一直有很多劣势。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在使用真正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来描述那些试图推翻他们的人时常常信心不足。这是因为他们的折磨者并不是遵循先例，如之前的共产党人、纳粹分子、和各种其他政治运动用某个特定政党名称作为自己的品牌，发表阐述自己主张的宣言。相反，他们通过不断变化的术语词汇指代自己的观念，比如“左派”、“进步主义”、“社会正义”、“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主义”、“黑人的命也是命”、“批判性种族理论”、“身份认同政治”、“政治正确”、“觉醒”（Wokeness）等让反对者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当自由派试图使用这些术语时常常发现自己常常因为使用错误而受到谴责。这本身就成为那些希望羞辱和最终摧毁他们的人手中的武器。

三、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威力

逃出这个陷阱的最好办法是承认很快将寻求推翻现有自由主义的运动：一种更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我这样说并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是事实。因为承认这个事实将帮助我们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

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使用19世纪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专业术语。他们并没有谈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劳动异化、商品拜物教等等。事实上，他们提出了专门用来表现美国、英国等地当今状况的自己的术语。不过，这些政治基于马克思的批判和推翻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政治框架描述如下：

1.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马克思认为，作为经验事实，人们毫无例外地组成团结的群体（他称为阶级），竭尽所能要相互剥削。自由政治秩序与其他形式没有任何不同，它倾向于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拥有和控制几乎一切（压迫者），一个阶级遭到剥削，其劳动成果被掠夺，因此它不能前进，实际上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压迫者）。而且，马克思认为国家本身及其法律和执行机制是压迫者阶级用来维持压迫体制并帮助实现其工作的工具。

2.假性意识 马克思承认维持这种体制的自由派商人、政客、律师、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压迫者，他们认为的媒体只是创建了实现压迫的新条件。其实，就连工人阶级或许也不知道他们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这是因为他们都从自由派范畴的术语进行思考（如个人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权利），这掩盖了发生的系统性压迫。忽略世人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事实被称为统治意识形态（恩格斯后来创造了一个术语“假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来描述这个东西），只有当人们觉醒，意识到发生的事并学会使用真范畴认识现实时，才能克服这假性意识的束缚。

3.革命性改造社会 马克思认为，从历史上看，被压迫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只能通过对整个社会的革命性改造---也就是说通过摧毁压迫者阶级以及维持这种系统性压迫的社会规范和观念来实现。他甚至具体指出自由派将为被压迫者提供推翻他们所需要的工具。有一个时期“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自由派压迫者被“暴力推翻”。此刻，被压迫者掌控国家政权。

4.阶级对抗彻底消失 马克思承诺在被压迫者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人剥削人的情况将“彻底终结”，个人组成的阶级间的对抗彻底消失。但是，这个目标如何实现，却没有具体说明。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过去两个世纪经历了很多发展和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马克思主义”出现在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中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故事被多次讲述，多少年来，学者手里拿满了东西，一直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对后来各种不同的运动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如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后现代主义等等。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种程度的细节，我将使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术语来描述建立在上文简单描述的马克思笼统框架上的任何政治或思想运动。这就包括朝着占领美国和英国自由主义机构前进的“进步派”“反种族主义者”运动。该运动使用种族主义范畴如白人和有色人种来描述当今时代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但是，它完全依赖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及其反对自由政治秩序的行动计划的普遍框架。它是更新版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威力

虽然很多自由派和保守派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大谎言”，但这并不准确。自由社会已经一再证明其很容易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侵袭，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由派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同盟者攻陷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大谎言”，为什么自由主义社会在其进攻面前如此脆弱不堪？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何有持久的吸引力和巨大威力。除非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抓住了启蒙自由主义错过的某些真理，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它。

哪些真理呢？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见解是承认在理解政治领域时，自由派用来构建政治现实理论的范畴（自由、平等、权利和认可）等还是不充分的。它们之所以不充分就是因为自由派对政治世界的刻画漏掉了两大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是人类政治体验的核心部分：人们毫无例外地形成团结的阶级或者群体的事实，这些阶级和群体毫无例外地相互压迫和剥削的事实，国家本身成了压迫者阶级的工具。

自由派朋友倾向于认为压迫和剥削仅仅存在于传统社会或者威权主义社会，自由社会则免予（几乎免予）这些侵扰，但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马克思正确地看到了每个社会都是由团结的阶级和群体组成的，任何地方的政治生活都首先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任何特定时，一个群体（或者群体联盟）控制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倾向于反映这个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和理想，在这点上，他也是正确的。而且，马克思说，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往往将自己更喜欢的法律和政策视为反映了“理性”和“自然”，并竭力将其世界观向全社会传播和推广，这样一来，各种形式的不公不义和压迫都被这种观点遮蔽了，在这点上，他也是正确的。

比如，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教育券和特许公立学校的试验，美国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形式仍然坚定地承诺于公立学校体系。在很多地方，这是垄断体系，要求所有家庭背景的孩子接受实际上的无神论教育，完全不提及上帝和圣经。虽然自由派真诚地相信，这个政策因为“政教分离”的理论或者社会需要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的论证而具有了合理性，以及这些理论论证了这个制度旨在为灌输其启蒙自由主义真理而辩护这个事实，但是，若从保守派的视角看，这等同于静悄悄地迫害宗教信徒家庭。同样，色情行业不过是剥削贫困妇女的可怕工具，虽然自由派精英基于言论自由或者“拥有许可权的成年人”的其他自由的幌子为其辩护。同样，制造业潜能不加选择地离岸转移被自由派精英视为财产权的表现，他们从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中获得巨额收益，而本国工人阶级邻居则承受损害。

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决不是彻头彻尾的大谎言。通过阶级和群体的权力关系来分析社会，我们能够看清重要的政治现象，而这些往往被倾向于将政治贬低为个人自由或私人自主权的启蒙自由理论系统性地遮蔽了。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观念如此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在每个社会，总有很多人有理由觉得他们受到了压迫和剥削。有些主张是值得认真对待和纠正的，有些则未必。但是，几乎所有主张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这就显示出他们如何受到了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系统性压迫，因而使用暴力表达愤怒就有了合理性。那些深受如此明显的压迫的受害者常常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感到如鱼得水。

当然，自由派面对基于群体权力关系现实的批判也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64年的民权法案等措施明确无误地将针对众多阶级和群体的歧视性做法视为犯罪，此后的“平权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试图通过指标配额、雇用目标等其他方式支持弱势群体。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接近创造出一个不受阶级和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约束的社会。如果说有什么成果的话，“整个系统被操纵了”的意义只是变得更加露骨了，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往往不惜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而专门为掌权者阶级和群体的利益服务。

虽然已经反对马克思主义了150多年，自由主义仍然没有找到一种方法能够令人信服地应对马克思的思想提出的挑战。

四、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缺陷

我们已经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它为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马克思主义框架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致命性的缺陷。

第一个问题是虽然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阶级和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经验性调查，但它简单地假设，无论人们在任何地方发现了强势阶级和弱势阶级的权力关系，该关系一定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这使得任何一种等级差异关系统统变成了美国内战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对黑人奴隶的残酷剥削的另外一种版本。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等级差异关系并不是奴役关系。因此，虽然君主通常都比臣民拥有更多权力，雇主比雇员拥有更多权力，家长比子女拥有更多权力，但这些未必都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那样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更常见的是强者和弱者都获得某些利益的混合型关系，其中双方都能指出必须忍受的某些困难以便维持这种关系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框架预设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权力关系的前提这个事实导致第二个巨大困难，即假设每个社会都掠夺成性，因而必然走向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群体被推翻的结局。但是，弱势群体是否有可能不是被这个群体压迫反从这个地位中受益呢？我们来到保守社会的可能性：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或忠诚群体（或群体联盟），它试图保持这种现有秩序的利益和负担的平衡，竭力避免实际压迫。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推翻和消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了。事实上，在考虑到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可能后果之后，通常不仅是内战而且往往因为政治秩序崩溃而导致外敌入侵---保守社会的大部分群体或许更愿意维持现有秩序或者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秩序，而不是忍受马克思的革命。这让我们来到马克思主义框架的第三个缺陷。被压迫阶级在推翻了压迫者并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应该用新获得的权力做什么，在这方面缺乏清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饱受批判之处。马克思特别强调一旦被压迫阶级控制国家机器，就能够结束压迫。但是，这种主张似乎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毕竟，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框架的优势就在于其愿意承认权力关系的确存在于每个社会的阶级和群体之间，任何社会都可能有压迫和剥削。如果这是经验性事实--- 似乎的确如此---推翻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能够使用国家机器实现彻底消灭阶级对抗呢？在这点上，马克思的经验主义立场烟消云散，他的框架成了彻底的乌托邦空想。

自由派和保守派谈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大谎言时，他们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者承诺在掌握国家权力后用它来消灭所有压迫的目标实在太空洞了。马克思并不知道国家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的追随者也不知道。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者掌握国家机器的很多历史案例：在苏联、东欧、中国、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和委内瑞拉。但是，没有哪个地方的“革命性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尝试不是造成了令人恐怖的大灾难。在每个案例中，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一个新阶级或群体，使用国家权力用最极端的方式剥削和压迫其他阶级---甚至到了数百万国民惨遭杀害的地步。虽然如此，乌托邦理想从来没有实现，压迫也从来没有终结。

像其他任何社会一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也是由阶级和群体以等级差异秩序方式组成的。但是，改造社会的目的和国家为实现这个目地负责的观念让马克思主义国家变得比它推翻的自由派政权更具攻击性，也更愿意求助于强制和血腥手段。

五、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舞蹈

人们通常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对冤家”，自由主义致力于将个人从国家强制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则赞同为了改造社会可以采用无限制的强制措施。但是，若结果证明自由主义有一种撤退倾向，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将权力拱手让给马克思主义者，会发生什么呢？远非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却演变成了通向马克思主义的门廊。

对启蒙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结构相似性的引人注目的分析发表在波兰政治理论家理夏德·勒古柯（Ryszard Legutko）的著作《民主中的恶魔：自由社会中的极权主义诱惑》2016 中。后来，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的书《启蒙时代》（2020）也有类似论证，这些著作阐明了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宪法革命目的本来是要建立自由主义统治，事实上却带来了“进步派政治”的快速转型，我说过这其实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版本。因为心中想着这些描述，本文提出一种理解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捆绑在一起的核心关系的新方式，把两者看作“对立冤家”之外的某种东西。

启蒙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体系，其前提是相信人类在本性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它进一步得到确认，因为这个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承认它，就好像单单依靠理性，并不求助于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民族或宗教传统就能决定一样。

但是，这个体系存在很多困难。结果表明，其中之一是高度抽象性的术语如自由、平等、正义等，它们不能单单依靠理性就获得稳定不变的内容。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妨考虑下面这些问题：

１．如果人人自由和平等，为什么不是每个愿意到美国的人都能进入美国并在那里定居？单单依靠理性，可以论证说既然所有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他们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在美国定居生活。这似乎是直截了当的，任何违反这种论述的论证都必须依靠传统观念如国家、民族、领土、边界、公民身份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单单理性就能认同的。

２．如果人人自由和平等，为什么不是每个愿意上大学的人都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注册上课？单单依靠理性，可以论证说既然所有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他们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注册上课。这似乎是直截了当的，任何违反这种论述的论证都必须依靠传统观念比如私有财产、合作、结社自由、教育、学习课程、学习成绩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不言自明的。

３．如果人人自由和平等，为什么阻止一个觉得自己是女性的男性在公立学校参加女性的田径赛？单单依靠理性，可以论证说既然所有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觉得自己是女性的男性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在公立学校参加女性的田径赛。这似乎是直截了当的，任何违反这种论述的论证都必须依靠传统观念比如女性、男性、女性权利、体育比赛、比赛级别、公平性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不言自明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没完没了地列举下去。真理在于单单依靠理性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自由和平等意味着什么的任何论证。那么，这些术语的意义到底来自哪里呢？

我说过，任何社会都是由阶级和群体组成的。这些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相互权力关系中，体现在最强大阶级和群体传承下来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和道德的传统上。正是在这些传统的背景下我们逐渐相信自由和平等等词汇意味着什么，并逐渐形成一种“常识”，以便在实际案例中确保不同利益和关心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如果你抛弃这些传统会发生什么呢？这正是启蒙自由主义试图要做之事。启蒙自由主义观察到继承下来的传统总是存在各种毛病，在某些方面不公平，因此他们觉得理所应当地将继承下来的传统抛到一边，直接求助于自由和平等之类抽象原则。麻烦在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社会：即人人在任何方面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即使在自由社会也总存在数不清的方式，其中特定阶级和群体或许与他人相比是不自由的或不平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总能找到例子来论证说，这些不自由和不平等的例子就是说明存在压迫的证据。

因此，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舞蹈就会没完没了地跳下去，必如：

1.自由派宣称，因此，人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强调理性（不是传统）将决定每个个人权利的内容。

2.马克思主义者动用理性，指出社会上许多真正不自由和不平等的例子，指控它们是压迫，并要求新的权利。

3.自由派在宣称人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后，却尴尬地发现这些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存在，只好接受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某些新权利要求。

4.重新回到第一步，舞蹈再次开始。

当然，不是所有自由派都屈服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当然也不是在每个场合都屈服。但是，这样的舞蹈的确真实存在。如果对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事进行笼统概括，这个画面就变得更清晰准确，若回顾民主世界过去70多年的变化就会注意到这个情况。无论谈论的话题是上帝、宗教、男人、女人、荣誉、义务还是家庭、民族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自由派都是一步步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理论。

关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舞蹈，这里提出若干观察：

首先，请注意这个舞蹈是自由主义的副产品。其存在是因为启蒙自由主义将自由和平等作为评价政府行为是否合理的标准，完全不考虑传统，单单描述个人的理性权力作为获得这种判断的工具。这样做，自由主义催生了马克思主义者。就像男巫师的学徒，不停地呼喊动用理性的个人前来，辨认出社会中不自由和不平等的例子，然后得出结论说他们（或其它人）受到了压迫，需要进行革命性的社会改造以便消除这些压迫。非常说明问题的是，这种动力学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已经非常明显，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宾夕法尼亚和其他州的激进政权中也有表现，启蒙自由主义产生了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甚至在马克思几十年后提出描述这种心态的正式结构框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其次，舞蹈只指向一个方向。在自由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导致很多自由派逐渐放弃他们最初拥有的自由和平等概念，转而采取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概念。但是，相反方向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者走向自由主义---比较而言要弱得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启蒙自由主义是真理，其前提是“不言自明的”或“理性思考的结果”，那么在自由的条件下，个人应该动用理性并得出自由结论。那么，为什么自由社会产生了拥抱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快速运动而非相信自由主义的坚定分子呢？

理解这种动力学的关键是下面这个问题：虽然自由派相信他们的观点是“不言自明的”或“理性思考的结果”，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实际上依靠继承下来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以及继承下来的如何将这些概念应用于真实世界案例的规范。换句话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冲突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一个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群体希望保留传统（自由派），一个是将批判性推理与抛弃继承下来的限制以便打破传统的愿望结合起来的革命群体（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他们的目标是摧毁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但自由派对手在大部分时候拒绝与保守主义合作，而这种保守主义恰恰是捍卫并巩固其传统所需要的东西。事实上，自由派常常蔑视传统，告诉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自由地推理，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即可。

结果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前者有意识地带来概念革命，后者在坚持“摆脱继承的传统的自由”方面，面对袭击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实际上打开大门，让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论证和策略轻松得逞如入无人之境。这种不平衡意味着这场舞蹈只朝向一个方向，自由派观念几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面前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六、马克思主义者的残局战略和民主的终结

不久前，大部分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与民主格格不入。但是，随着自由派机构被“进步派”和“反种族主义者”占领，从前明显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很多从前被认为是民主的东西已经被人遗忘。现在到了重新审视这些从前显而易见的真理的时候。

在民主政府下，竞争性阶级和群体之间的暴力斗争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政党之间的非暴力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忠诚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终结，这也不意味着不公平和压迫已经终结。它只是意味着不再求助于血腥杀戮来解决分歧，构成特定社会的各个群体要组成政党致力于在阶段性选举中将对方赶下台。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政党在固定的任期内执政，竞争的政党知道如果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胜利就会上台执政。正是无需采用广泛的杀戮和破坏就能掌握政权和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刺激所有各方放下武器，开启选举政治之路。

人们需要知道的民主政权的最基本事实在于这一点：你需要至少两个合法政党才能让民主正常运行。这里，合法性政党的意思是该政党被对手认为如果赢得选举有权执政。比如，自由派政党赋予保守派政党合法性（虽然他们并不喜欢这些家伙），作为回报，保守派政党赋予自由派政党合法性（虽然他们也不喜欢这些家伙）。其实，这是大部分民主国家一直在运行的管理方式。

但是，合法性是那些已经处于被马克思主义批判摧毁的边缘传统政治概念之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我们继承下来的合法性概念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永远维持其不公正和压迫的工具而已。只有在考虑到被压迫阶级和群体的时候，合法性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才有意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受压迫阶级才是国家的合法统治者。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将合法性仅仅赋予一个政党---被压迫者的政党，其目标是革命性地改造社会。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框架不可能与民主政府和平共处。实际上，民主管理的整个目标连同其合法政党的多样性就是要避免暴力改造社会，而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认同的唯一合理目标。

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框架和民主政制理论在原则上是截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赋予自由派或保守派观点任何合法性，除非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即这些观点天生地与系统性的不公不义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不公不义是必须被推翻的，必要的时候不惜采取暴力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仅仅是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不同意见---不是进步派或者反种族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者掌权之后就从自由派机构中消失了。最初，自由派屈从于马克思主义者同事的要求，将保守派观点视为非法的（因为保守派是威权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这正是导致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和媒体机构中保守派遭到消灭的动力学。

到了2020年夏天，这种安排已经按常规进行。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足以要求自由派听从他们认定具有紧迫性的任何议题。在最近还被认为是自由派的机构，自由派观点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这就是《纽约时报》和其他新闻媒体的自由派记者遭到驱逐所表达的含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美国前总统---译注）的名字被人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大楼上清除掉，其他大学也出现过类似行为。这些被清除或者重新命名的行为等同于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每个大学、报社和公司，从前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已经遭到废除。

2016年之前，美国拥有两大合法性政党，但是，当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他被当作“独裁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言论被用来抵毁传统自由派观点。本来按照自由派的观点，通过选举上台的总统，公众中一半的人通过宪法程序选出的候选人应该被赋予合法性，但是，仍然有人宣称要进行“抵抗”，其目的就是打击总统以及和总统一起工作的人以及支持他的人的合法性。

我知道很多自由派相信，拒绝承认特朗普的合法性仅仅针对特朗普个人。正如自由派朋友最近给我写信说，他们相信，当这个特别的总统被赶下台后，美国将恢复正常。

但是，这种愿望肯定永远不会发生。已经抓住在美国生产和传播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赋予任何保守派政府合法性，否则就是背叛自己的革命事业。他们不可能赋予跪倒在他们面前的任何自由主义任何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无论特朗普总统的选举结果如何，“抵抗”都不会结束，好戏才刚刚开始而已。

随着马克思主义者占领自由派机构，我们已经进入了美国历史的新阶段（因此，也是所有民主国家的历史的新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在占领了大学、媒体和大公司之后，开始寻求将该模式应用在占领整个政治领域的活动中。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正如在大学和媒体那样，他们使用自己在自由派机构的存在迫使自由派切断其与保守派团结的相互赋予对方合法性的纽带，也就是两党制民主社会的纽带。他们不仅要求将合法选举出的特朗普总统视为缺乏合法性的人物，而且将所有保守派都视为缺乏合法性。我们已经看到试图破坏参议员如乔希·霍利（Josh Hawley）、汤姆·考顿（Tom Cotton）、蒂姆·斯科特（Tim Scott）等人以及福克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等人的观点合法性的尝试。接着他们进一步要打击那些将保守派观点视为具有合法性的自由派如詹姆斯·班尼特（James Bennet）、巴里·维尔斯（Bari Weiss）和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的观点合法性。正如在大学和媒体发生的情况那样，很多自由派将迎合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因为他们天真地相信通过破坏保守派观点的合法性，就能与马克思主义者和解或将其变成战略盟友。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被绥靖和安抚，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征服自由主义本身---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他们说服自由派放弃两党制政治合法性的传统观念，随之放弃的还有对民主政制的承诺。在民主管理体制中将自由派和保守派团结起来的相互赋予对方合法性的纽带被切断后，不会让那些自由派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它将让这些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苟安顺从的奴仆，没有任何能力抗拒“进步派”和“反种族主义者”认定重要的一切。这将让他们习惯于即将到来的一党制，如果他们愿意放弃自由主义思想，自由派将有多样的角色可以扮演。

我知道很多自由派感到困惑，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面前有很多选择。但是，这其实是不真实的幻觉。在这点上，几年前曾存在的大部分选择现在都已经永远消失了。摆在自由派面前只有两个替代方案：要么屈服于马克思主义者，帮助他们彻底葬送美国的民主，要么与保守派结盟组建亲民主的联盟。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译自：The Challenge of Marxism written by Yoram Hazony

https://quillette.com/2020/08/16/the-challenge-of-marxism/

作者简介：

尤拉姆·哈兹尼（Yoram Hazony），耶路撒冷赫兹尔研究院（Herzl Institute）院长，埃德蒙·伯克基金会主席，著有《民族主义的美德》。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t The Quillette on August 16, 2020; used here with permission.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和英文原刊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