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易传》绪言

作者：田童心（金陵协和神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西元2020年8月17日

 （《基督易传》，田童心著，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

　　流传至今保存完整的《易经》文本就是《周易》。根据中国历史书特别是司马迁的记载，《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姬昌（前1152年-前1056年）被囚七年间在狱中潜心研究伏羲基础八卦而两两叠加推演出的创作品。一般认为，卦辞的作者是周文王，爻辞的作者是周公（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易传（如彖[1]曰、象曰等等这些文字）的作者是孔子。这些共同合成了流传至今的《周易》一书。“易”这个字是由日、月二字合成，象征阴阳的变易。《周易》号称是群经之首。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周易》排列在五经之首。五经，即《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易经》指的就是《周易》。到了东汉时期，班固写《汉书》，编了《艺文志》，再一次正式把《周易》列为群经之首。《汉书·艺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指的是伏羲、周文王、孔子。

　　我们可以这样简明地理解《周易》：古人把人生万事的情景概括为六十四个模型，相信人生万事的演化变易不外乎此六十四个场景。在此六十四个场景下如何遵道而行，就可以具体地逐一分析决断了。在能够确认当前生活处境吻合某一个模型的时候，显然，《周易》可以帮助人们决策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具体疑难，此时《周易》就是人生哲理教科书。但是在不能够确认未来生活处境究竟吻合哪一个模型的时候，《周易》的存在价值就是占卜决疑。此时《周易》就是一本占卜手册。

　　最初《周易》六十四卦毫无疑问是用作占卜决疑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我们把“四夷 ”的眼光再放远一些，还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用胸牌“求问、决断”，而华人则用《易经》“决吉凶”。[2]

　　孔子喜欢《周易》是无疑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论语》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然而孔子并不看重《周易》的卜筮之用。孔子究竟如何看待《周易》呢？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这一篇文字中孔子的话提供了很好的回答：

　　子曰：《易》，……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孔子真正追求的是《易经》内的关乎“德”的教导，即如何遵道而行，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人生哲理”，这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是一致的。这是在能够确认当前生活处境吻合某一个模型的时候，《周易》所能够体现的存在价值。

　　基督徒相信一切未来都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不应当妄测神意，故对于占卜未来的做法应当持反对态度。但是对于此时当下已经出现的生活现实而言，如果能够确认当前生活处境吻合某一个模型的时候，基督徒在《圣经》教导的大原则的指导之下，参考一下《周易》的哲理性的建议，也未尝不可。长期以来，基督教内研究《周易》的学者和牧者，基本上也是本着这个“哲理相通”的眼光来比较《圣经》与《周易》的。笔者此前数十年来也是本着孔夫子的这个思路来看待《周易》的，即主要关注“在每一卦的境遇中君子应当如何遵道而行”。然而，在2019年春节后不久，笔者忽然产生这样的一个思路：

　　《周易·系辞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古者包牺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既然易理广大悉备，无所不包，适用于一切事物，那么，它理应也蕴含着天地人生之根本大道——耶稣基督；既然《周易》六十四卦是高度概括了的万物运行的六十四种情形，那么，它理应能够对应于基督生平（包括基督教会史）的六十四个历史场景。《易经》主要谈论“君子”在六十四种境遇中应当如何遵道而行，而作为“天上的大君之子”的耶稣基督在各类境遇中都没有犯罪，“神子”在各类境遇中都给人类作出了遵道而行的正确榜样，他是一切境遇中的胜利者，他是一切境遇中遵道而行的最标准的“君子”。那么，在《周易》六十四卦中看见耶稣的行踪，应当是可以想象的。

　　按照这个思路大略地低头一看，竟然发现开头部分和中间部分几个卦比较明显地有序地对应于耶稣生平。这让笔者很是吃惊。经过一个春季的研究梳理，终于在2019年五一节前夕，完成了把六十四卦意境和基督生平（包括基督教会史《使徒行传》部分）六十四个历史场景的完全顺序地对应。之所以把基督教会史特别是《使徒行传》部分也看作基督生平的一部分，乃是基于“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观念，（《歌罗西书》1章24节；《哥林多前书》12章12-26节）而且，从《使徒行传》记载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始终特别地与这些使徒同行，《使徒行传》也可以被看为“基督行传”。

　　在感谢上帝把此亮光赐给了我之后，坦率地讲，喜悦之情还是次要的，首要的心情乃是惊讶：如果经过考察之后发现，果真能够完全顺序地对应，那么，这一事实又意味着什么呢？周文王、周公、孔子在执笔之时岂不是常常被上帝的灵感动的吗？如同旧约《圣经》中《诗篇》的作者，虽然咏叹的是他们当下的事和情，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无意中说出了多句远远地投射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

　　若是这样，本书这部“基督易传”，就有力地证明了上帝的圣灵对古老华夏民族的眷顾和带领，证明了上帝自古以来也深爱中华，证明了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也证明了易理的核心所指乃是基督，证明了“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的正确，证明了人类历史的核心乃是基督和基督信息的传播（此即“福传核心论”的历史观）。《易经》里的人生哲理非常丰富，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用垂范作则之生命行动来把这些道理亲自教诲与我们。倘若没有耶稣生平对于真道的彰显和见证，我们或迟或早都难免会陷入哲学上的“王艮陷阱”。[3]耶稣生平对于真道的彰显和见证，超越了一切的哲学探索。尽管有种种典外文献不断出土，但是我们觉得《圣经》正典四部福音书里的耶稣生平仍是不可动摇的最宝贵的人生依靠。

　　笔者在《儒家神学新议》和《儒家基督徒神学》里，曾经着力于发挥《尚书》里政治神学的思想种子，并且高度看重华夏祖先的上帝信仰，通过“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奠定了儒家基督徒神学的起码理论基础。如果把《尚书》看为华夏民族的旧约《圣经》，那么，耶稣生平视角下的《周易》就堪称华夏民族的新约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有人曾经把《周易》解释为二进制数列，有人曾经把《周易》解释为上古时代的元素周期表，有人曾经把《周易》解释为生命基因密码。今天我们要把《周易》解释为宇宙最根本的真理大道在人世间的彰显——耶稣基督。这里需要说几点技术性的话题。

　　第一点，六十四个卦名问题。比较从古至今流传的以及地下出土的各个版本的《易经》卦名，可以知道卦名的不同不仅仅是源于传抄所产生的讹误，还可能源于对卦象的不同理解。如果只有一个版本的一套卦名，那么，卦名就有可能是妨碍把耶稣生平场景联系于六十四卦的强大阻力。最典型的是“遁”卦，如果我们不参考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周易》的卦名“掾”，就很难把“遁”卦准确对应地联系上耶稣生平故事。把《周易》六十四卦与基督生平场景完全顺序地对应起来，凸显出文王卦序的神奇，而实现这个看见的两个前提是：掌握足够丰富的多版本的《易经》卦名与理清耶稣生平事迹顺序。这两个前提如果缺失任何一个都无法发现文王卦序的神奇，这也是“基督易传”迟至今日才得以产生的原因。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接受“六十四卦”的这个“六十四”数字序列用来描摹世界万物的运行特别是人生万境呢？按照“一生二”的思路，到达“六十四”的时候乃是第六个翻番，恰恰吻合了《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上帝“六日创世”而且第六日的最高创造品乃是人类。

　　第二点，卦序问题。先秦魏襄王(或言安釐王)墓中随葬的《周易》，其卦序就已与今天的通行本一致。而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周易》卦序就与通行本不一致。这样，通行本六十四卦的排序，有最早的时间上的考古支持。北宋时候发明的伏羲六十四卦排序和二进制数字0-63完全一致，通行本六十四卦的排序似乎更加合乎情理。也许，伏羲排序似乎更适用于自然科学，而通行本排序似乎更适用于人文科学。在互联网上我们也发现，有人曾经研究伏羲排序和通行本排序的关联，认为通行本六十四卦的排序也绝非偶然，只是对于这绝非偶然的奥秘，目前并没有一种能够服众的解释。关于通行本六十四卦的卦序，《序卦》认为，六十四卦从乾、坤到既济、未济，乃是一个存在着因果关系的序列，后卦因前卦而来，或者是相承接，或者是相反对。《序卦》的这个解说，虽然有社会情理，但是明显是被动的解释，没有一定之规。也就可知，在《序卦》作者动笔解说之前，通行本卦序已经形成。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通行本六十四卦的卦序事实上完全精确地对应于基督生平的场景顺序，这就是《周易》最令人惊讶的地方。这个通行本卦序的产生应当是在周文王那里，我们可以称之为文王卦序。神奇的文王卦序的确定，是周文王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能够容易地把《周易》六十四卦与基督生平场景完全顺序地对应，主要得益于在基督降世之前一千多年相当于以色列大卫王时期就产生了的文王卦序及其卦辞。[4]所以，我们如果说狱中的周文王在历史上蒙了上帝圣灵的带领，或者说带领周文王的灵不是别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灵，诚不为过。在流传下来的周王朝的诗歌里，周人就明确地相信周文王已经被上帝提到了天上：“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大雅·文王》）

　　第三点，由于卦爻辞的作者们毕竟是处于历史时空内，无法不受限于他们的所见所闻和日常生活所关心的事物场景，故，把《周易》六十四卦与基督生平场景完全顺序地对应，只能够着眼于每一卦的内蕴之理或内蕴之意，而不能够过多地纠缠于字句和历史物象。故本书主要关注了卦名、卦辞、彖传、象传部分，对于爻辞和其他《易传》部分，只做少许的参考。对于卦名、卦辞、象传一般都有现代白话解释，对于彖传部分，限于篇幅，仅对特别之处做白话解释。

　　第四点，本书好比是戴着《周易》的眼镜看耶稣生平，所用视角虽是《周易》，但是视野所及更加重要。为了更加清晰完整地还原耶稣生平事迹，笔者作了一定的研究考证，对很多传统的经文解释和神学观点提供了新见解。努力把分散在四部福音书以及典外文献里的多条线索整合为一条合理明晰的线索，提供给读者以了解耶稣生平的方便。资料来源以四部福音书为主，以典外文献作为辅助性和学术性的点滴参考，同时也参考了历史上的研究结论，本书通过合理的推理把这些与《周易》卦象融合在一起。内容尤其侧重于耶稣生平足迹的合乎逻辑的顺序梳理[5]以及基督教导、基督事迹的意义挖掘。至于基督教导的部分原话和有些故事情节或喻道故事，由于篇幅浩大，引用从精从略，读者需要在阅读本书之后再去细读四部福音书。

　　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本来有可能在明末儒家基督徒自由结社基础上和已萌芽的儒家基督徒神学路线上，在三百年前就已经自然完成的。但是由于西方教会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尊重和康熙皇帝禁教，而中断了此进程。此后由于中西发展的巨大落差而更加使得中国文化不受西方传道人认真的尊重，也使得中国基督徒膜拜西方文化包括盲从西方神学的风气蔓延开来，至今未见根本的消退。此三百年的中国教会历史的曲折展开，除了有难以为人知的上帝默许之原因外，不得不说，在文化层面缘于在耶儒之间存在着无法绕开、必须解决而一直未解决的深层次重大问题。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层面，或者具体一点说，在耶儒两家的文化关系层面，目前仍然存在着的最深层次问题是，两家在真理依据或者信仰依据上彼此排斥，互相说“你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我不需要你”。基督教方面传道人往往说中国祖先的上帝信仰完全属于异教信仰，是外邦假神；而保守的儒家人士则会说耶稣是外国人，基督教是冲击华夏文明的“洋教”。在让耶儒两家抛开情绪而静心倾听一下对方这个方面，“基督易传”的探索性工作应当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广义地看，从《易经》的角度讲述耶稣生平的“基督易传”属于利玛窦、白晋等传教士在四百年前开创的“儒家基督徒神学”之新进展，当然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只不过，我们中国基督徒今天做的比白晋、傅圣泽等传教士的索隐工作更加具体可信。零散而无序的索隐例证，力量有限。而“基督易传”这诸多的一系列的连续而有次序的索隐工作在逻辑上就近乎实证，携带着巨大的印证之力[6]，证实了《圣经》的确是真神带领下的默示，证实了《易经》的确是真神赐给中国人的玄秘经典和化了妆的福音书，证实了引导中华民族祖先的灵不是别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灵，证实了耶稣生平在人类文明体系里的核心地位，也让这些西洋传教士所栽植的“儒家基督徒神学”之花终于结出有益的果实：彻底打碎中国基督徒头顶上的“洋教”帽子，坚信上帝自古也在华夏民族做事直到如今，坚信中华文化的印证福音、保护福音的不可磨灭之价值。基督教中国化的最高追求，不仅是借助于中国文化传播基督，而更是借助于中国文化印证真理、廓清谬误、看见基督、理解基督、效法基督。基督教中国化不仅关乎“怎么传”也关乎“传什么”。

　　如果作为中国儒学的“群经之首”的《易经》可以确认有上帝圣灵的带领，那么，中国儒家文化的孔孟之道的真理性就是值得重视的了。特别是与《易经》同时代的《尚书》、《诗经》所保存的上古中华民族祖先的上帝信仰，就值得重视了。中华文化系统的保护福音真理信息不被曲解不被冲淡的“文化勤王”的存在价值也同样值得重视了。特殊启示的耶稣基督若比喻为周天子的话，则普通启示就是诸侯王，而中华文化系统里的普通启示又堪称诸侯王中最大者。中华文化因为“文化勤王”的存在价值而获得世界性的价值。这不仅可以唤醒那些盲从西方神学并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价值的基督徒，也可以转化那些极端保守的儒家知识分子，让他们看见，耶稣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弥赛亚，耶稣不仅是西方世界的天主，耶稣也是“咱们的基督”，是全人类的基督。让他们看见，国学原来还可以获得如此的神圣性。这个“基督易传”的诠释工作，虽然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性质，但是毫无疑问，也是儒学新境界的拓展，是儒学神学化的确凿的路标。所以，中国化的基督教应当作为国学新势力，对传统儒释道国学构成丰富、托底和成全。

　　对于本书的思想路径，读者当然有权力批评笔者的做法为“牵强附会”。然而，一个铁一样的“理”摆在这里：万事万物之理对于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命之理；根据生存论论证，若无对于永恒生命的盼望，一个深刻的人根本无法站立；而就可靠性或有凭据性而言，历史上能够给我们人类提供永生盼望的，只有这一位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易经》既然旨在传达天地人生万物之大道大理，那么，它不涉及给真理做见证的超越时空的属于全人类的基督就是不正常的，而蕴含着基督之道则是理所当然。

　　注释：

　　[1]彖（tuàn），总括性的说明、解释。

　　[2]参见李兆铎先生的网文《古人求问上帝的工具——《易经》与“胸牌”》。网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d1bee801013vjg.html

　　[3] “王艮陷阱”是指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对于真理的见证，人们无法理解上帝与万民同在的真相，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陷入“人欲即天理”、“一切即是道”、“存在即合理”的毫无批判性的没有是非、没有抉择、没有坚守、没有原则、无需修养、或逆来顺受或放纵妄为之生命处境。

　　[4]沿用至今的六十四卦部分卦名在周文王之前已经产生，参见王家台秦简《归藏》。从《归藏》大体内容看，即使后世有增益，《归藏》也应当早于《周易》。而卦序却是周文王在狱中静心推演而定，至于在圣灵带领下他的推演排定卦序的依据，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

　　[5]梳理清楚耶稣生平事迹顺序，意义重大。如果不是按照耶稣生平事迹顺序对应通行本六十四卦顺序，则对应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而且意义也几乎失去。

　　[6]构成印证关系的双方在互相印证的过程中都会得到值得信任的精神层面的坚固。在互相印证的过程中，《周易》获得了神圣性，而《圣经》也获得了可信度的增强。

田童心2019年6月23日于南京江宁

作者简介：田童心，金陵协和神学院儒家基督徒神学倡导者，耶儒对话课程专职讲员。1967年生于山东枣庄市峄城。1986年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著有《神学的觉悟》、《儒家神学新议》、《儒家基督徒神学：儒家神学的二次重建》、《基督易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