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与分裂：亲属称谓的跨文化可译度

作者：欧阳珊（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来源：《原道》第37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五月初十日甲辰

          耶稣2020年6月30日

（莫言：《蛙》）

内容提要：所有人类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特征和基本差异，对这些基本特征和基本差异进行归纳和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人们习惯用文化来解释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为了生存，为了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平衡。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亲属称谓”都是一个基本的文化概念，是特定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对人类行为背后的世界的感知。葛浩文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的英译者。

他对莫言作品的用心翻译非常值得中国翻译工作者和文化学者的仔细研究和借鉴。本文围绕“亲属称谓”这个看似简单却涵义丰富的特色概念，从中西文化异同和沟通的角度，对其翻译进行多方位的分析、对比和评述，以及人类社会学的广阔背景下，探求葛浩文为达到翻译的理想效果所采取的方法。

关键词：亲属称谓；中西方文化异同和沟通；人类社会学；跨文化翻译

一、引言

中国文化灿烂，历史悠久，有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同时中国的地域也幅员辽阔，南北跨越5500公里，东西绵延5200公里，居住者众多人口。

如此天时地利为中国的民间习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民间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它包罗万象，千姿百态，大到天时地理、时令时间、农事农具，小道饮食起居、红白喜事和文化教育。

可以说从有文字可考的战国时期的《诗经》到当今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交流，民间习俗贯穿了中国文学的古往今来。

由于英汉语言文化内涵的不对等性，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民间习俗的对外翻译成为了一种挑战，因为它们承载着中国人从儿时就逐步积累起来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感受以及情感性体验。这对于跨文化的西方翻译家们和读者群体而言，是一种特殊的语感，也是中国文化的神秘之所在。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翻译对象，中国当代作家作家莫言系山东高密人，1955年出生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农民家庭，小学五年级辍学回家务农。

（莫言）

十八岁时，到县棉花加工厂做工。1976年2月应征入伍，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文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莫言的创作一直把主要视线定格在农村，可以说是致力于关注农村、表现农村，特别是中国特色话语和方言土语的运用更是形成了属于莫言自己的语言特色，使其作品展现出浓厚的中国风情和乡土地方气息。

然而对于其作品的翻译者葛浩文来说，如何再现原著独特的语言风格是他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莫言的重要代表作《生死疲劳》的书名足以让各外语语种的翻译家们头疼，对于英语译者葛浩来说也是如此。

最后，葛浩文直接译为“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生和死使我筋疲力尽）”，但他自己并不满意，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翻译“失去了那句佛经短语的韵味：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事实上，亲属称谓也属于特有的中国民俗文化特点，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意在通过厘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

由于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亲属称谓的细分化日趋庞杂繁复，与西方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区别渐行渐远。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中英文翻译文本，深刻剖析亲属称谓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别和影响，以推进和丰富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化的进程。

本文即试图围绕“亲属称谓”这个看似简单却涵义丰富的特色概念，从中西文化异同和沟通的角度，对其翻译进行多方位的分析、对比和评述，以及人类社会学的广阔背景下，探求葛浩文为达到翻译的理想效果所采取的方法。

二、译者探微：葛浩文对亲属称谓的英译

在我国作家群体中，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寻根”小说家莫言可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农村原生态语言情有独钟。莫言小说的语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足以令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称：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站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所以莫言作品的翻译功不可没，翻译家的工作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有必要先总结归纳一下葛浩文对亲属称谓的翻译技巧，再反思中英亲属称谓差异的跨文化可译尺度。

（马尔克斯）

（一）归化方法

在翻译汉语亲属称谓时，有时为了让英语读者弄清汉语中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葛浩文宜遵守目标文化的规范，将叙述简单化，这样就照顾到了英语读者的表达习惯。例如他将作品中的“姥姥、姥爷”翻译成“grandma/grandpa/grandfather/grandparents”。

例1：那爸爸拐跑了我小姨，气死了我姥姥，气病了我姥爷，为什么不能提？（《生死疲劳》）

When he stole off with my aunt,he wearily killed my grandma and made my grandpa sick,so why can’t I talk about him?

例2：“待会到了家，嘴巴要甜，要有礼貌，”妻子说，“要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高兴，要让亲戚朋友佩服。”（《生死疲劳》）

Don’t forget,when we get home,say sweet things,be polite,”your wife reminded him.“We want your grandparents to be happy and our relatives to admire you.”

例3：住在咱家，是为了彼此有个照应，这也是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意思。（《生死疲劳》）

The only reason he´s staying with us is so we can all look after one another.That＇s how your grandparents want it.

例四：燕燕姥姥姥爷是个倔人，他要真拗上劲儿，你们难道真要把人家的房子拉倒？（《蛙》）

Yanyan’s grandfather is a stubborn man.Will you really do that if he stands his ground?

中国读者很容易理解“姥姥/姥爷”的意思，这是一些北方地区对外公/外婆的一种称呼方式。

在汉民族亲属关系中，由于受宗法制度的重视，就以直系宗亲的亲属称谓为起始点，逐步拓展出旁系宗亲、外戚宗亲、姻系宗亲等称谓词，由近及远、由亲而疏，其关系网络非常繁杂。

外公外婆属外戚宗亲，“外”的即意指“外族”，不同于本宗族所以不会聚居在一起，于是对于不居住在一处的外亲，称为“外”。

这是一种明显表示亲属关系疏远的称谓，但在西方文化里，这类强加的亲属称谓却不被英语民族感情上接受，又要家庭氛围好，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就不会区分内外有别。所以，按照西方文化的习惯，对“公公婆婆当面称呼“爸爸妈妈””；

对嫂子称“姐姐”，对姐夫称“哥哥”，对表兄表姐一般也免去“表”字，直接称呼“哥哥姐姐”，葛浩文在翻译时也明显照顾了这个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

（二）异化翻译

有时为了明确汉语的称谓关系，让目标语读者了解并接受汉语文化里的称谓习惯，我们也可以遵守原文以至于源语言和文化的规范，采用异化方法翻译汉语亲属称谓，使译文中的称谓语的语义打到同原文中称谓语的语义对等的效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本应该走一条民族的和本土化的道路。

而莫言从事文学创作，从1987年的《红高粱家族》到2009年的《蛙》的发表，8部长篇小说共经历了22个年头，这些全部以高密东北乡为故事发展背景的作品，莫言的独特风格已经牢固确立。

（莫言：《丰乳肥臀》）

因此，翻译这些作品时适当的异化处理也是尊重对方文化语境的重要体现。例如，葛浩文将作品中的“舅老（姥）爷”翻译成“elder uncle”，“干娘”翻译成“nominal mother/foster-mother”。

例五：她从群里出来，说：“舅老爷，人已经死了，哭是哭不活的，大热的天，紧着抬回去吧，盛葬起来，让她入土为安吧！”（《丰乳肥臀》）

He stepped out from the crowd and said，“Elder uncle，she’s dead，and no amount of crying will bring her back to life。It’s a hot day，so take her home，give her a funeral,and put her to rest in the ground.”

例六：他根据哪条裙带称呼司马库“舅老爷”？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知道。（《丰乳肥臀》）

I didn’t know what apron strings he relied upon to call Sima Ku“elder uncle”，nor did I know who might be able to tell me.

例七：“错了错了，”莫言那小子说，“蓝县长跟你大姐同年出生，蓝县长的母亲还是你大姐的干娘呢！”（《生死疲劳》）

“Don’t call him uncle，”Ho Yan said,“Chief Lan and your elder sister were born in the same year.And his mother was your sister’s nominal mother.”

例八：奶奶又骑骡进了一趟县城，给她干娘送去一包沉甸甸的礼物。（《红高粱家族》）

Grandma rode into the county town to deliver a heavy bundle to her foster-mother as a gift.

舅老爷和干娘在西方文化语境里是陌生的，这种亲属称谓既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姻亲关系。它常在汉语中出现被用来称呼陌生人或非亲属人员，以表示拉近与对方的关系或使对方感到亲切。

再例如我们称呼张大妈、李大伯，称呼服务行业人员警察叔叔、护士姐姐，以及在问路和寻求他人帮助时尊称对方大哥、大姐等等。这种非亲属称谓的存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貌谦卑原则。

西方也有类似的礼貌与原则，但带有宗教色彩，例如Brother（修士），Sister（修女）和father（神父）。

Godfather（教父），Godmother（教母）等。这是因为西方宗教的传统教义中宣扬“所有信徒均为兄弟姐妹”的信条，恰巧与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相仿。葛浩文在处理时加上了表示长幼关系的“elder”前缀，而前缀nominal是指existing in name or word only，not in fact，因此这种翻译方法也是恰如其分的。

（三）简化翻译

除了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外，在当前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也出现了简化的翻译方式。因为时代在进步，社会生活在不断融入全球化，中西方的文化和语言也处于动态发展状态中。

任何事物都不会永远的一成不变，何况还应考虑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单就亲属称谓来看，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汉语的词汇范围在逐渐扩充丰富，乐于接受英日韩等外国的流行词汇，而当前的网络语言的丰富也使得中西方跨文化交流趋于快速化。

例如广东话的“饮茶”被英译为drink tea，四书被称为“Four Books”，和平崛起被翻译成peaceful rising。据美国《时代》杂志的报道，目前全球至少有3000万人正在学习汉语，100多个国家与地区，逾2500所大学在教授中文。

在东南亚，学习汉语的人数有160万人；韩国有200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中学选修汉语的学生约13万人，种种迹象表明全球“汉语热”必将持续燃烧。

（孔子学院）

同步进行的是英语词汇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求新求变的互联网领域，在广告用语和青年用语以及经济方面所使用的外来语的数量显著增长。

例九：我父亲的一个表叔曾对我详细地介绍过当时烧酒作坊的工艺流程及管理状况，他在我们村的“总记”酒坊里干过十几年。（《酒国》）

One of my father’s uncle once gave m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how the distilleries operated,including the distilling art,the technology,management,things like that,He’d worked at Zongji for over a decade.

例十：保安：“砸了就砸了呗，反正我也不想干了，牛蛙养殖公司老板是我表姨夫，我娘已经跟我表姨说了，让我表姨跟我表姨夫说说，让我表姨夫把我弄到他那里去上班……”（《蛙》）SECURITY GUARD:So what?I have been thinking of packing it in anyway.The boss at the bullfrog breeding farm is my uncle.My mother has asked her cousin to get her husband to hire me at the farm……由上可见，葛浩文在翻译时有选择的选择性简化，也不失为一种创新的翻译技巧。这种灵活的翻译方法，让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国作品的时候，不仅能得到文学艺术上的享受，还能消除对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畏难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世纪战略。例如，葛浩文将“表叔”译为“uncle”，“表姨夫”译为“uncle”。

三、文化梳理：东西方宗族、种姓和亲属

葛浩文的上述翻译案例表明，两种语言之间的跨越是以思维作为中介和重要支点的，所以辨析东西方宗族和种姓的思维差别很有必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血缘关系、世系、婚姻、交换、家庭组织等因素被纳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中。

随着资本、权力、信息的全球化渗透，以及产品、劳务、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地域空间对于人们的工作生活的限制逐渐消除，时间和空间的地方差异化，在趋同化。作为制度文化中的三大核心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亲属制度的复杂程度开始调整。

制度文化就是除了物质文化外的一种社会生活，因为人类的生老病死的整个过程都是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感其实是依靠继承基础上不断变革的一些共有原则来培养起来亲属关系就是这些原则中最强力的。

学者徐烺光把这种联系称为“以家庭为起点的各个社会中的二次人类集团”。

（徐烺光）

中国人是以情景为中心的处事态度，而美国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则以个人为中心的处事态度，这些从本质上影响了各自的实际行为模式和意识观念大相径庭。

许烺光指出，“情景中心的处事态度以一种持久的，把近亲连接在家庭和宗族之中的纽带为特征。在这种基本的人类集团中，个人受制于寻找相互间的依赖。就是说，他之依赖于别人正是别人之依赖于他，并且他完全明白报答自己恩人的义务……

个人中心的处事态度，以存在于近亲者之间的暂时性纽带为特征。由于没有永久的家庭和宗族基础，个人的基本生活和环境取向便是自我依赖。就是说，他受到这样的制约，他要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并用自己的双手，及以自己的能力开辟自己的前途。

在这种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个人会认为依赖他人是不可容忍的，因为那会毁掉他的自尊；不过他也同样认为不能让人依赖自己，因为这种情况会招致别人的反感……这种个人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可能会为环境所迫而与多重行为准则和组织要求相趋同。”

由于中西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汉英亲属称谓体系存在巨大差异。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称谓”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的方面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到的名称，如父亲、师傅、厂长等。

许烺光还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而追溯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为此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刑法，人们看待客观世界的心态以及外交和战争行为，他也仔细的剖析了亲子关系，对待祖先与后代的心态，青年社团与老龄生活、性在日常生活及文学艺术中的作用，犯罪率、对成功及权威的判定、游戏和体育心理，以及其他一些人类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1883年诞生的人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由初民社会转向巨型文明社会研究的趋势，自20世纪30年代起，以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人类学文化心理学派逐渐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需要更迫切需要研究中国的国民性。

赵元任在《中国人的各种称呼语》一书中列举的汉语亲属称谓语就有114种。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最早把语境分为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

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语境定义为：任何一种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语言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

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内容，折射出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内涵，汉语亲属称谓和英语亲属称谓这两种体系可以被概括为两种极端差异化的称谓制度。前者体系严密，分类精细，名目繁多，词义明晰。

后者体系简单，分类粗疏，数量贫乏，语义含混。称谓体系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在称谓语的翻译中，译者要在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称谓体系的差异及其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文化语境。

任何一种亲属称谓体系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恒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具有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赖处事观的中国人，倾向于在家庭这个人类初始社会集团中来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而具有个人中心和自我依赖处世观的美国人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思考和能力去看待生活中的问题。

从人类学角度看，东西方的亲属称谓体系之所以会存在这种差异性，根本原因在于：任何社会，要想延续下去，就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功能性前提条件。阿伯利、科思、戴维斯、列维、萨顿所列的条件包括下述八项：

（一）同环境保持适当关系以及性意义上人员补充的措施；（二）角色区分和角色安排；（三）交往；（四）共识的价值取向；（五）一组共识的、相互衔接的目标；（六）对手段的规范性控制；（七）社会化；（八）对分裂性行为的有效控制。

然而，在强调世界文化多元性的今天，我们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只为了更好地揭示族群认同的意义，必须强调某一族群的文化价值，其实是对他者族群文化的包容和尊重。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Herskovits）所言，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准则，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对各群体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因此文化谈不上进步或落后。

四、要问东西：中英亲属称谓的伦常比照

有关亲属关系的研究虽然只是在翻译领域略显端倪，但它其实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亲属关系之于人类学，就像逻辑之于哲学或裸露的身体之于艺术，是这个学科的基础修养。

亲属关系是指人们通过婚姻和家庭而结成的相互关系。家庭是以姻亲和血亲为主线发展出来的基本社会组织单位，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分化，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血亲和姻亲亲属，这群人之间就形成了亲属关系，亲属关系的基本表达方式就是亲属称谓。

“亲属称谓方式，不仅表示出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而且还包含一定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在内。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体系。所以多数人类学家都认为，亲属称谓制度是人类社会中一份系统的，可以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资料。”

亲属关系在中国有着严格的区分，因为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它对于维护古代等级清楚的社会关系、人伦和谐以及进行思想道德的教化有着重要作用。

儒家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基本而恒定的伦理关系，称为“五伦”，而如何使这“五伦”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系统一直为历史上的统治者和先贤们所重视和规范。

最早记载这个“五伦”关系处理态度的《礼记•经解》说道“礼文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意思是“礼”是处理“五伦”关系的最有效办法，“礼”与人犹如衡、绳墨、规矩之于轻重、曲直、方圆一样不可轻易分离，所以，“礼”首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以“礼”来区别人类与动物、区分文明与野蛮。

亲属关系正是让人区分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让每个人明白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从而明确自己在这个特定位置上扮演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人们必须从责任和义务的高度认识“礼”的重要意义。

亲属关系依靠“礼”来维系和规范，使人知道谦逊、礼让和尊敬长辈和其他人，这样就会认人都有君子风度，社会也井然有序。而且“礼”更能让亲属关系披上道德规范的外表，指引人们积极向善，自觉自律，区分是非，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据中国亲属称谓记录最古老最完备的《尔雅·释亲》一书记载，仅“孙”字辈的称谓就有七代之多：孙、曾孙、玄孙、来孙、昆孙、仍孙、云孙。而且以直系宗亲的亲属称谓为起始点，还逐渐拓展出旁系系亲、外戚宗亲、姻系亲属等称谓词，由近及远、由亲而疏，其关系网络非常繁杂。

这些都是构建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的重要因素。所谓宗朝开始重建并有所创新的“宗族共同体”其实已经完备成“封建家族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巩固国家政权、稳定农耕经济，使国与家在政治上联系得更为紧密。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最明显的是古往今来日益完善宏大的礼乐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礼乐制度，对于维护古代社会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人民百姓的安居乐业，以及统治阶级的安邦定国施教都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荀子最早明确礼的重要性并极力向统治者推荐“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

（荀子）

此后，礼乐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中国的亲属称谓体系，该体系明确规定了各个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这在定位人们的家族关系的地位，稳定家族成员关系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因此在亲属称谓里，亲属关系规定得十分清楚和严格，不容许丝毫的含混和马虎。

具体来说，中国的亲属称谓细分为长幼辈分，血亲与姻亲、宗族与外宗族，父系与母系以及泛化等方面。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宗族”的解释是：爷爷、奶奶、侄儿、孙儿、孙女同属宗族，外公、外婆、外甥、外孙、外孙女属外宗族。

血亲，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被理解为“宗亲称谓”，如伯父、叔父、舅父、姑母、姨母是血亲。

姻亲，指有婚姻方面关系的亲属，也被理解为“姻亲称谓”，如伯母、婶母、舅母、姑父、姨夫是姻亲。依据汉民族宗法制度，父党为宗族、宗亲，母党为外亲，妻党为内亲，不重外亲、内亲、姻亲，血统只论父系。

清代文人雀适所云：“由父之父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而递推之，三世之外，又不知谁何者矣。”

西方的亲属称谓在数量上锐减，这是因为英语亲属称谓属类分型，既不标明亲属是父系的或母系的，是直系的或旁系的，也不标明平辈亲属的排行；而汉语亲属称谓属叙述型，父系和母系，直系和旁系亲属界线分明，既标明辈分，又标明排行。

在推崇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的西方社会，亲属之间的关系趋于简单扁平化，例如汉语中的“堂哥/堂弟/表哥/表弟/堂姐/堂妹/表姐/表妹”等若干个亲属称谓在英语中只需用一个词“cousin”来概括；韩语中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等不同辈分的亲属称谓在英语中野淡化成为性别差异的“brother，sister”。

西方社会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农业立国以及农耕文明的方式，近现代西方从以工业化生产为组织形式的现代社会逐渐转型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其中作为人类基本存在形式的家庭的模式基本上是以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为主，此外从20世纪兴起的非婚同居的普遍化、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甚至丁克家庭的等等社会转型模式都表明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家庭模式多元化的现状。

特别是核心家庭模式，是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在西方社会中暂居主流，这就使得家庭内部关系简单，血缘关系相对淡薄。

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首先提出了核心家庭概念，他在《社会结构》（1949）一书中认为核心家庭的特点是对亲属网络的依赖性小，独立性、灵活性、机动性较大，具有性爱、生育、教育、经济、娱乐、情感交往等功能。

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核心家庭将是现代都市和工业社会最主要的家庭模式，例如9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英语教学节目“Family Album U.S.A.”（《走遍美国》）中的儿媳妇Marilyn称呼自己的婆婆时就直接叫她的名字Ellen，女儿Susan，新婚的老公Henry，对岳父母也时常不随身份改变而改变称呼，而是直呼其名，叫岳父的名字Charlie，叫岳母的名字Caroline。

另外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美国政府的绰号“Uncle Sam（山姆大叔）”就来源于美国人对纽约商人Samuel Wilson的尊称，可见英语里的亲属称谓泛化得非常简单，统计可以仅包括Uncle，aunt，brother，sister，cousin，nephew和niece。

五、结语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亲属称谓与文化紧密相连，它们甚至中国文学作品的“特色代言”部分。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他把文化语境定义为：任何一种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

因此我们在评价判断任何一部翻译作品时都应该考虑文化差异这一重要因素。葛浩文的文论集《论中国文学》展示了他的中国文学观：

“西方优秀小说格外注重对开篇第一句子的经营，务必要写得吸引人，叫人一读而不能释卷。我们都忘不了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开头些写“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人，第二次是男人那句，就令人过目不忘。

读到这样的句子，你怎么可能不继续读下去呢？而中国作家却不这样写小说。他们往往从久远的历史或者作为故事背景的故乡娓娓说起……”

葛浩文提及的历史感和故事背景就是蕴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作家莫言用全新而又鲜活的山东高密农村一带的个性化语言，让一系列小说作品的语言具有非常浓烈的中国乡土气息，从而体现了中国语言的巨大魅力，由他来评价葛浩文的翻译成品最是恰当。

2004年，莫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中评价葛浩文的翻译：

“我的小说的翻译者葛浩文教授，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

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

葛浩文教授的翻译方法切实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学习，他充分了解了中英亲属称谓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合理巧妙地使用归化、异化和简化的翻译方法，做到既能准确传达汉语亲属称谓的指称意义，又能满足西方读者市场的接受理解能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