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之外的自由学习：文艺复兴时期与当今的人文学科

作者：詹姆斯·汉金斯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西元2020年6月29日

自由派为自由教育的辩护已经不再有效了。人文学科的老师们需要不同的方式来为我们热爱和从事的事业的价值来辩护。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教导我们如何阐明经典著作学习的重要性，它与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并无冲突。

在哈佛大学，教师的独立性已经渐渐受到破坏。我们现在都沦为给一帮恶劣丑陋的官僚群体打工的工蜂。我们现在拥有的最新版通识教育课程基本上都是被吹捧的分配制要求。传递给学生的信息是，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知道一些与其就业前学习课程没有多大关系的东西。这些额外的知识让你成为餐桌上更有意思的谈话对象，它能开阔你的视野。你不仅要学习医学课程前的课程，你还要知道一些藏传佛教或者墨西哥工会等比较酷的东西。至于在学习严肃的事业---赚钱或统治世界之前，你应该选择什么样酷毙的知识，我们大学并没有特别的立场。自由教育究竟应该做什么，我们也没有任何严肃的看法。通识教育的劝诫不过是我们应该研究“紧迫和持久的问题。”感谢你做出这些澄清。

我认为，这是美国精英教育的通病。在耶鲁大学，自由教育已经被挤进学界贫民窟的角落“指导学习”（Directed Studies）课程。其他大学则拥有“荣誉学院”，其中，那些并不特别热衷就业的学生如果愿意可选修荷马和亚里士多德。但是，现在很少大学要求阅读荷马和亚里士多德了，也不会告诉他们，荷马和亚里士多德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阅读的作家。到现在为止，在接受调查的大部分文科学院，这些课程只是作为美国大学教育按菜单点菜的部分菜单而已，它们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在遭遇预算危机时可以轻易抛弃的奢侈品。很少有哪个大学仍然有勇气大声说，这是你作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学习的东西。他们只知道大学是什么：一台生产毕业证书的机器，给每个毕业生身上盖上精英成员善意持有人的印章。他们无法清晰地表达自由教育究竟要做什么。他们尤其不能说“自由教育”这个短语中的“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为了先把我的牌放在桌子上，我要论证，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经受的自由派为自由教育的辩护现在已经不管用了，人文学科的教师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来为我们热爱和从事的事业的价值来辩护。我认为，如果返回到14世纪中期人文学科的初期，即文艺复兴之初，我们能找到这样的方法。文艺复兴能教导我们如何阐明经典著作学习的重要性，它与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并没有冲突。从彼特拉克（Petrarch）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讲授的是，人文学科能提供道德训练和灵魂塑造，为成功的政府管理培养所需要的统治者和公民。人文学科若得到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讲授、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它能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实现思想的卓越，这些是传统称作美德的品质。

现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美德恰恰是从北美到南美到欧洲到印度到中国的当今文明危机中迫切需要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场危机是因为道德领袖的瘫痪和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精英的无能造成的，也是精英文化无法在民族国家中唤起非精英公民的尊重造成的。这场危机非常类似于14世纪的文明危机，正是那场危机最初导致了人文学科的出现。在某些方面，它也类似中国的共产主义精英危机，多年来出现的复兴儒家传统的运动，部分就是希望为政府管理提供一种更容易得到民众接受的道德基础。

自由派为自由学习辩护

但是，我想回到当今的伟大著作课程仍然使用的那种辩护，也是对笼统文科的辩护，只不过效果更差些。我想解释，在当今气候下我为什么认为这种辩护已经不充分了。虽然我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当代文明课程，开设这门课程的合理性论证仍然主要依靠进步派和自由派有关教育目标的共识。它也依靠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善于表达的个人主义特征，虽然并不那么明显。据说，我们在做的是在把心灵从未经审视的现成观念中解放出来，迫使学生面对根本性的人生问题，目标是深化自己的世界观。由此产生的世界观将成为自我选择的东西，来自理性的信念，是在与过去最伟大的思想家激烈辩论中形成的。学生从这个过程中获得的世界观将成为他们个人的世界观，而不是父母或者社会整体的世界观。换句话说，该工程具有深刻的苏格拉底色彩，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自由派为伟大著作课程的辩护有庸俗和复杂两种版本。庸俗版是讲授当代文明的我的同事之一表达出来的，他比我年长些。他解释说，我们在做的事就是动摇哥伦比亚大学的孩子们愚蠢的宗教信仰，确保他们再也不去投票支持共和党了。其假设是理性考察自己的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去拥抱政治自由主义。自由派辩护也有更崇高的版本，我认为最好的表现是莱昂·卡斯（Leon Kass）在1981年对刚入学的芝加哥大学本科生发表的漂亮演说中表达的观点。在卡斯看来，芝加哥大学的自由教育就是他说的“思想性”，被定义为“深度反思重大的人类关怀，目的是要探索真和善。”它寻求的“不是在世界上添加新的真理，也不是将从前的真理传递给年轻人，而是培养每个人积极探索真理的品性，去发现我们自己的真理。”

善于思考建立在求知的自然欲望基础上，但是培养了一种并不纯粹是否定性的怀疑主义，不仅仅是打破已经接受的信念的欲望驱动的。它寻求的是在更可靠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我们真正的信念，满足通过发现真理而实现求知欲的承诺。换句话说，卡斯接受了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使命的修改，相信哲学人生的承诺和热爱真理的主张将是空洞的，除非你真正获得了某些智慧。自由教育做的事就是通过理性辩论让你对各种观念持开放态度。它也能产生好的道德效果，是“不宽容、自以为是、和沾沾自喜的对立面。”寻求伟大生活问题的真理让你成为更好的公民，让你能用深刻的道德术语评论政治议题。它也能依靠增强你的同情心，加深对他人的深刻理解改善你的人际关系。卡斯甚至暗示“善于思考和性格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自由教育培养善于思考的能力，这将让你成为更体贴、更友好、更能建立最好友谊关系的人。 

新左派和保守派的回应 

卡斯为自由教育进行的自由派辩护，我们很多人至今仍然能接受，但是，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削弱甚至颠覆了它。新左派连同其怀疑阐释学开启了揭去伟大著作课程---以及笼统的自由教育的虚伪面具的过程，暴露出它是特权者堡垒的真面目。它宣称，自由艺术（文科）的真正目的就是在富有的精英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竖起阶级的壁垒，或者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腐朽价值观提供意识形态灌输。有些新左派人士无视确凿的历史证据公然宣称，整个西方传统就是为当权者服务的政权知识分子炮制出来的意识形态产物，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新左派历史学家致力于揭露西方历史上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目的在于破坏其权威性。其目标是破坏我们称赞高尚祖先的能力。法国哲学家、中世纪阿拉伯哲学思想专家勒米·布拉格（Rémi Brague）将此能力描述为所有文明存在的条件。古代作家中发现的任何激动人心的理想都不过是橱窗展览而已，旨在用漂亮的语言把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包装起来。从作家旨在传递的理想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信用已经破产，因为早期社会在实现这些理想方面统统都失败了。一旦西方历史暴露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真面目，那些伟大的西方作家被谴责为特权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那么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应该保护年轻人，不要让他们去阅读这些东西，以免受到其巨大魅力的诱惑而将从前的罪恶延续下去。

自从新左派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见效之后，自由教育已经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在我看来，令人遗憾的后果是文科教育越来越多地主要依靠文化保守派来辩护，他们认为伟大著作课程是进步派思想灌输大海中的传统主义小岛。这当然是对大学实际情况的漫画式描述，这在很多方面比保守派媒体上的描述更合乎情理得多。不过，高等教育的一些新变化使其拥有了某些真理色彩。例子之一是很多大学引进了一种必须的课程评价体系，邀请学生汇报教授们犯下的偏离多样性和包容性教条的情况。在监控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文化中，我们很难期待言论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能够繁荣发展。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官老爷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根本不在乎他们给思想生活造成共同伤害的帮凶角色，其中介就是自由。如果允许魔鬼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进来，甚至天使法院也将成为义专断暴虐著称的星室法庭。那么多显而易见， 或应该如此。

但是，将伟大著作课程转变成文化保守主义的藏身之所---正如全国数十所荣誉学院和宗派性大学发生的情况那样---也导致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出现的意识形态扭曲。我已经看到保守派大学里的伟大著作课程和项目在讲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联邦党人文集》的同时还穿插了当代“保守派经典”如约拿·戈登堡（Jonah Goldberg）《自由派法西斯主义》和印度裔美国作家迪内希·迪索萨（Dinesh D’Souza）的《希拉里的美国》。如果这不是对伟大著作教育的贬低，我不知道什么是。伟大著作课程虽然宣称属于自由派，但已经变成保守派意识形态人士的工具，至少在我看来，这种威胁的确令人深感担忧。这只能让西方经典的学习变得越来越边缘化。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教育

现在请让我简要概述我想到的人文主义教育的另外一种辩护，它受到我研究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皇权时代中国的儒家传统的启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诞生于14世纪中期巨大的文明危机中，是我们当今拥有的人文主义的直接祖先。除了其他东西之外，这是一场合法性的危机，其中中世纪伟大的、普遍的权威---帝国和罗马教皇都已经不能激发基督教王国的普遍忠诚---前者是因为帝国太虚弱，后者是因为教会太腐败。意大利北部受到独裁者的统治，少数幸存的城市共和国则遭遇精英和民众之间党派偏见激烈争吵的困扰；南部意大利王国则持续处于阿拉贡家族（Aragon）和安茹家族（Anjou）的争夺中。整个欧洲似乎都处于上帝的诅咒之下，遭受连绵不断的饥荒、持续的战争还有更可怕的黑死病瘟疫。这是彼特拉克后半生所处的场景，那是人文学科或人文主义研究（the studia humanitatis ）诞生的时期。

在支持罗马护民官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失败的革命一段时间之后，彼特拉克认定，任何直接了当的政治改革并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他的观点是，意大利和欧洲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进入当今政府和军界的人的素质太，意大利人似乎已经丢掉了早期罗马帝国建立时拥有的卓越美德和实际智慧。意大利的问题说到底是道德问题，解决办法只能是道德解决办法，必须复兴古代的灵魂塑造工程作为治国工程的配套设施。彼特拉克改造基督教王国的长期规划是通过复兴古代的教化精神（the paideia）来复兴古代美德和智慧---不仅仅是古代基督徒后期发现有用的并整理出来的七艺（可追溯到古代希腊的教学内容包括“三科”“四学”，合称“七艺”。“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四学”:算数、几何、天文、音乐。请对比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译注），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而是成就希腊的光荣和罗马辉煌的古代整个文化、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这个文化的关键是复兴对古代语言和文学的掌握。复兴这些东西能复兴希腊和罗马精神。 

最终，彼特拉克和他的很多追随者创建了新的教育课程，他们后来有各种说法如人文学科研究（the studia humanitatis）、  “好的文学作品（bonae literae）或者让你变成更有人性关怀的文学（ literae humaniores）激发你探索人性热情的文学，让你成为更好、更有人性的人的文学。按照文艺复兴学者的说法，人文学科的核心意义就是有能力克服人性中天生的自私，学会关爱他人。这种新教化旨在培养具有人性关怀的人，这部分产生于这样一种信念，古老的经院哲学教育因为太多唯利是图和职业主义而失效，在道德上也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它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律师和医生，却没有让他们变成更好的人。彼特拉克及其弟子创造的教育旨在做这样的事。它呼吁研究经院哲学教育所忽略的古典文本，尤其是诗歌、传记、历史和演讲。诗歌、传记、历史被认为能给学生提供古人中做出体现美德的举动的动人案例。历史能讲述实际智慧，尤其是如何管理国家和指挥军队。修辞能教导政治领袖交流沟通的技能：如何说服追随者做正确的事。那是美德的喇叭，正如昆体良（Quintilian）所说，优秀的人，精于讲话（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如果不能成为好人，如果没有高超的演讲能力，你就不能成为政治领袖。

将新人文学科和古代文科区分开来的关键动作是在课程上添加了道德哲学。塞涅卡（Seneca）、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和其他古代哲学家都批评古代的文学教育过多关心琐碎的哲学问题。文法（Grammatica）单纯的语文学缺乏改造人们生活的威力，只有哲学才有那个威力。被古代后期基督教当局重新改造过的文科也删掉了哲学，这毫无疑问是因为它有潜力去挑战基督教启示的改造威力。但是，早期人文主义者认为道德哲学，尤其是希腊的道德哲学是道德教育新项目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今天它可能被称为性格教育。

对人性研究的限制被非常认真地拆除了，其方式对我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当今时代有重要相关意义的论证很重要。人文主义者在大学提供的职业教育和教会及其托钵修会提供的宗教教育之间的文化空间内构建其课程体系。无论它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多么具有反教会色彩，人文主义者在整体上非常小心地不在精神领域去挑战基督教宗教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该运动的成功有难以衡量的重要性，彼特拉克能说服同代人相信，学习异教徒作家并不代表过去常常指控的那样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实际上，它甚至可能充当学习圣经福音书的某种准备，是美德和智慧训练，成为打开心扉变成真正信徒的前奏。

在尘世生命中，人文研究提供了一种改造个人、国家和社会，并使其变得高尚的方式。彼特拉克区分了尘世和永生这两个世界，前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定位于此生---世俗生命----的暂时性终结；后者属于永恒领域，不朽的人类灵魂注定要进入地狱接受惩罚或进入天堂享受神的恩典。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至少在表面上看，人文研究和基督教之间没有冲突的必要。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处理人类在尘世的教化启迪和人类国家和社会的改造，也就是荷兰基督教护教学者格劳秀斯（Grotius）和古典语文学家利普修斯（Lipsius）后来所说的公民审慎，甚至包括那些因为争论不休的宗教教条而水火不容的人在内的所有社会都共有的公共价值观基石。人文主义者的公民审慎与灵魂救赎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来世可以留给牧师们来考虑，终极问题可以让神学家们去处理。

人文主义的灵魂塑造也是刻意地排除党派偏见色彩，它不是任何政权类型的意识形态产物，而是与所有思想都相容的。它推崇的政治就是我说的美德政治，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共享信念激发的政治，检验政治家和政治机构好不好的标准是它能否产生有美德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声称只有那些具有美德和实际智慧的人领导并关心公民公共利益的政府才是具有合法性的。这个政权是被一个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统治或者多数人统治或这三种方式的混合并不怎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统治者及其公民的美德。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也是故意排除了党派偏见色彩（supra partes），因为追求政治权力的野心（ambitio）代表了性格上的危险。党派偏见是丑陋之事，会削弱你作为人的品质。彼特拉克在其写给古代演说家的著名书信中就是因为党派偏见而谴责了西塞罗。薄加丘（Boccaccio）也因为党派偏见谴责了但丁（Dante）这个本来令人钦佩的伟大诗人。作为专业的修辞专家，人文主义者或许有时候被要求称赞君主或者共和国的政府管理形式，但他们在做这种事的时候通常都不带排他性，并不像当今理论家常常宣称这是唯一合法的政权，其他政权都是非法的。

因此，作为政治改革运动，人文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想让什么样的人管理我们？”他们的回答类似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和皇权时代中国的儒家学派---已作必要的修正 （mutatis mutandis ）。我们想让管理者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拥有审慎的实践智慧（prudentia (phronesis)）、现实智慧，因而能为共同体做出良好的决定。这些美德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

这里存在着人文主义者和古代哲学家之间的最大区别。道德卓越和实用智慧不是靠听从任何哲学学派的教导就能获得的---这是基督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地位而排除了可能性的战略---而是靠人文学科的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课程中已经包含道德哲学，而且包括修辞，即在因为利益和敌对的激情而分裂的社会中创造共识的技能。研究人文学科也有将那些热衷人性研究的人纳入伟大传统的目的，这是古代人留下的传统，是多个世纪致力于人文研究的学者传承下来的传统。这意味着深爱教育、优雅的行为、文明的对话、共同的文化与和平共处。这意味着坚决反对无知、道德腐败和自私，也反对宗派斗争、文化碎片化和暴力。人文学科不仅仅是多门学科构成的课程表：它们讲授的是生活方式。

只有通过追求这种生活方式，人文学科研究背后的这种“对人性的热情”，人们才能实现人类物种的所有潜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概念中，对人性的热情是真正高贵之源---这种高贵建立在美德而不是遗传的基础上。在此意义上的人性将人提升到超越共同群体的高度。人文学科在最根本的关爱他人的意义上将所有人团结起来，变成人类同胞（humaniores）而不是他人。这种杰出的美德使其理所应当地拥有影响他人的权威。对人文研究的热情为那些缺乏出身高贵的有利条件的人提供了走向高贵之路。

在很多现代人听起来，人文学科在教育的最广泛意义上旨在发挥人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所有潜力，这与仁慈或者对善待他人等狭隘的基本含义都有很大不同。但是，从根本上说，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看来，对从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到昆体良（Quintilian）的古代文学-修辞传统来说，这两种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其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信念，某种形式的研究---如语言、文学、历史、修辞和哲学研究---是我们从可敬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工具，用以让我们有能力改善自我和普遍的人类品质。存在一个防止人类治理和机构的腐败和道德堕落的治疗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人性研究拥有公民的维度，因为人文主义者相信，通过扭转道德堕落的趋势，改善社会和政治精英的道德和思想品质将有利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

当今很多人发现，很难相信人文学科的研究能够让你成为道德上更高尚的人。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大学里将科研凌驾于教学之上，部分是因为我们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那样强调，人文学科的教师应该是拥有更高道德品质的人。相反，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坚定相信研究人文学科具有深刻的转型威力，将引导学生走向美德，为城市培养出杰出领袖和优秀公民。但是，实际上文学和哲学研究传授人文道德？“对人性的热情”（人文学科研究（studia humanitatis的另外一种翻译）如何改善和提高我们的道德品质呢？

人文学科的学者相信阅读优秀文学（bonae litterae）尤其是史诗和修辞的年轻人将看到在行动中高贵和美德意味着什么。当他们看到这些行为在传统和记忆中受到人们的千古传颂，他们应该受到激励去模仿那些最优秀的行为。他们将寻求自己名垂青史和持续荣耀的方式。通过在作文中模仿古代人的演讲，他们将吸收先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历史学习将扩大他们的道德词汇，了解世界上的众多风俗习惯，激发他们的同情心和想象力来理解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的人，通过大幅度扩大其天生的记忆力教导他们学会谨慎。他们将更少陷入狂热，因为他们会激励自己去学习美德，同时严肃认真地努力要成为好人的自觉将让他们更少对他人吹毛求疵。研究普罗塔克（Plutarch）或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塞涅卡等学习道德哲学将培养一种意识，让他们在批评他人时保持克制。道德上的自我意识将理解莎士比亚的话传递的要点，虽然令人觉得不舒服：“若按应得的礼遇，他们一个个岂不要挨一顿鞭子抽?（哈姆雷特第8幕---译注）人文学科讲授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同情心将扩大到宗教和虔诚，因为所有学问渊博的人，甚至是公然的无神论者不可能不意识到宗教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人是他或她有义务要关心的人。

当今的人文学科

这让我转向演讲的最后一部分：我对现代人文学科改革的想法。人们可能都会注意到现代人文主义和现代人文学科研究和文艺复兴时期设想的人文学科有多么大不同，了解它是如何转变成为教育课程的。人们必须承认，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范围从现代的眼光看狭隘得让人难以忍受，焦点集中在相对很少的经典文本等核心篇目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学科的教学方法也无法否认地有些迂腐和费时耗力。它是严格遵循法则，严重依赖死记硬背的，导致学生视野的某种碎片化。它鼓励学生为了特定目的和角色积累知识，而不是寻求古代哲学提出的自我融合。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教育缺乏我在上文提到的卡斯演讲中称赞的统一视角。

人文学者尤其没有拥抱苏格拉底式的认识自我工程，或者塑造自我的善的哲学概念（gnothi seauton），这个工程是伟大著作教育人文学科的核心。文艺复兴时期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也就是说，基督教在自我的塑造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的作为如果用其最优秀的表达，就是激励学生对学习的热爱，追求道德卓越，言行举止优雅以及为共同体无私奉献。对当今人文学科来说，或许这些是更有道理和更吸引人的目标，比苏格拉底的自我实现和道德自主性理想更吸引人。至少在我看来，它们比现代大学人文学科的目标，如果还有的话---模糊的“丰富”以及在道德真空或党派偏见的思想灌输中提供“批评性技能”等更讨人喜欢。

我有关如何改革人文学科的想法以便恢复从前人文学科丢失的美德还远非考虑周全的想法，我在此的发言更多是抛砖引玉而非详尽的论证。我有两个主要建议或两个观察。一个是我相信人文主义试图转向１９世纪的人性宗教尤其是奥古斯丁·孔德（Auguste Comte）的著作是走偏了，误入歧途。人性宗教已经使其自身成为一种全面的教条，如果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就是有关自然、美德、宗教、国家、社会规范、家庭生活和个人价值观的一套具体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观念。罗尔斯本人担忧这样全面的观念将威胁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和自由，并让那些并不赞同这些全面性观念的人更难以接受公共权威。最近，这种与进步政治融合起来的人文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帝国主义色彩和破坏性。它受到越来越狂热的平等理想的驱动，在我看来，既没有对人性特征的任何理解，也没有严谨的政治判断。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伟大老师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关心将现代人文主义－－试图取代宗教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区分开来，他认为后一种人文主义是教育课程是学科循环。他当然是正确的，将这两种人文主义混为一谈是巨大的历史性错误。我无意挑战这个根本见解，我的要点是文艺复兴的人文学科概念（the studia humanitatis）产生的人文品质仍然可靠。根据现代条件经过适当修改，它仍然能为我们的世界带来积极的道德效果。文艺复兴时期设想的人文学科与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基督教是相容的而非基督教的替代品。它们提供了一种普遍性文化但不是罗尔斯意义上的“全面观点”。这种文化确立了公民生活的公共意义、价值观和目标的基础，但将人生的更高目的和来世留给宗教。如果用托马斯的术语来表达，文艺复兴教育课程关心的首先是人的自然目标，即它的临时性目标，而把超自然的目标留给宗教。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概念与现代多元社会是可以协调融合的，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包括很多宗教和派别，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生活中。共同的人文主义文化提供了在更高程度上进行道德反思的资源，而不仅仅是教条或神圣文本。人文主义文本不是当局划定的神圣文本，我们传统中可敬的声音，他们的话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他们提供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共同定位，这扎根于我们从希腊和罗马继承下来，也从中世纪和现代西方文明中继承下来的传统。它们的存在与当今政治有些不同，这允许我们以一种更平静的精神和超脱的态度来聆听其教导，并与他们一起讨论，而无需让党派偏见和激情沸腾起来。

这将导致我建议中的第二个推荐意见：阐释学。如果我们对人性的热情导致道德心态的积极变化，我们需要阅读这些作家不仅仅是“文本”而是表达同胞声音的作品。我们必须再次聆听这些伟大诗人、历史学家、演说家的声音，我们的传统认定传递人性光辉的独特传递者。我们必须能向他们敞开心扉，接受他们给我们的东西，相信它们对我们生活的价值。

但是，我们时代的阐释学实践可能阻碍我们听见古代先贤的声音。问题之一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所说的“怀疑阐释学”，将文本政治化的阐释者透过作者“看透”或揭露其“真实”意图的倾向。我们作为批评家的超级复杂性导致我们假设，作家说的每句话都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我们作为批评家在学界的地位取决于从文本中炮制出意料之外含义的能力。当今，我们阅读作家的方式倾向于将他们贬低为社会经济立场的代言人，使用他们来证明非意图性的、常常伪科学的理论。其著作被解释为语言游戏或修辞战略，其意图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从定义上看都必须是他们明确无误地试图表达的含义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现代很多阐释学的学派甚至否认理解或传达作者意图的可能性。

如果年轻人要想被作家的雄辩再次感动的话，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伟大著作课程推荐的阅读在当今仍然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一种阅读，认真地接受古代作家给我们的智慧，那种阅读使我们协调适应理想的美，不仅优美而且表达美的方式也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一种培养人性的阅读，只有通过我们作为读者实践这种人文学科研究，践行谦恭和慈善的阐释学，我们才能希望发现作家中真正的道德智慧，而这些是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东西。

译自：Liberal Learning Beyond Liberalism: The Humanities as Soulcraft in the Renaissance and Today by James Hankins

https://www.thepublicdiscourse.com/2020/06/64818/

作者简介：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哈佛大学文艺复兴历史教授。

本文选自作者在晨曦学院为了纪念哥伦比亚大学“西方当代文明简介”课程开办一百周年举办的《伟大著作100年》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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