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读后感

作者：何焕荣（明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十一日丁丑

          耶稣2020年2月4日

这本书很庞大，表面的结构又很井然，所以很难写读后感；因其庞大，故如果不尽量简述内容，只谈感受，别人会不知所云；因其结构井然，全书有“引论”和“结语”，每章有问题和小“结语”，所以看似简单抄录其结语，就足够成一篇读后；但这并不能称为“读后”，因为那还只是苏力的话，而不是读者自己的话。所以，我只能这么写，先尽可能更简单的概述其内容，然后努力去“接着讲”（冯友兰语），讲苏力没有特别阐述的内容。

苏力很看重的一点，本书不是历史，而是理论，是关于宪制/宪政/宪法，即关于国家构成和运作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当然不是现在学界普遍推崇的西式普世价值/民主自由的理论，相反，我觉得他认为民主自由本身不构成宪制理论，而只是理论结果之一；他认为，宪制理论，是具体到一个区域的人，如何持续有效组建经济文化政治的共同体（是否会联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他问题导向或者实用主义的理论观。

具体到历史中国，基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小农经济的共同体面临两大全局性关键命题，一是持续可靠的治理大河，二是与周边、主要是北边的游牧民族的竞合，甚至是融合。这两个（或者加上小农经济这一前提，那就是三个）可以当作最重要的初始变量；当然，我认为他隐含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疆域之大、人口之众，超越古今（他反复提到西周建国的面积和/或人口已经就大于欧盟和美国早期的十三州）；这个中间变量是另一些宪制学者看重的（比如姚中秋等强调的“超大规模共同体”）；苏力认为如此之大之众，基本还是由前述两/三个前提造成的，当然，也很直接的会影响他之后详细阐述的各项细分宪制内容，所以可谓中间变量。

由此开始，他推演/复盘出的宪制模型借用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词，但绝不是《大学》和《孟子》意义上的递进构建逻辑（本质上，苏力不是儒家信徒，而具有明显的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性质，但他几乎百分百推崇孔子，因为他认为孔子兼具神圣性和实用主义），而是与前述问题直接对应的，即小农经济在一定范围的家/家族/宗族的秩序即为“齐家“，更大范围的中原内的组织是”治国“，与边疆/游牧民族的关系是”平天下“，但因其问题的实质提出，让他把”治国“和”平天下“的相关制度构成完全融合起来写。

在”齐家“部分，分两章分别论述了”父慈子孝与长幼有序“和”男女有别“，具体展开不赘述。其实这里的论说在当前冒了一定风险，因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伦理已被当代社会”污名化“，但苏力非常精妙的用现代人能接受的实用主义逻辑，包括很多社会心理学的推演，论证这些秩序不仅合理，而且很重要，是”宪制“的一部分。

由于讨论“宪制“，”治国/平天下“自然更多着墨，共分了八章，分别是”宪制的军事塑造“、”疆域管控与行政区划“、”度量衡的宪制塑造力“、”经济的构成与整合“、”书同文和官话“、”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作为制度的皇帝“和”“缺失的“公民？“等。这些选题很个人色彩，因为什么问题是宪制问题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苏力非常重视，也非常自信的论证，军事在普遍意义上是国家层面的第一宪制问题，具体到历史中国，更由于前述游牧民族的问题，让军事问题尤为重要。于是这一章里又特别详细讨论了长城的历史功能，比较耳目一新的是，苏力引用了很多资料，论证在历史上，（1）不仅在修建之前，政府就进行了充分的投入产出分析，（2）修建后，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抵御外敌、统合边防资源的作用，直接和间接的效应很明显。另外，既然是宪制，就蕴含着制衡，军权和行政权的制衡，他举例分析了当今中国这两者仍然是制衡的。我个人倒是联想到非常特殊的美国，总统身兼国家元首、行政首长（其他国家的总理/首相角色）和三军统帅三种角色，全球估计都是唯一的；但考虑到其深刻的联邦制，某种意义上，行政权更多在州政府层面，因此，实际上还是有所制衡的。

疆域问题优先于行政区划问题，也是因为边疆的统合与治理本身超越了一般行政问题；羁縻制度是非常现实而又有创举的制度，不过这一部分其实没有特别吸引我的论证。吸引我的是，苏力非常坚定的认为，虽然是秦开创了“郡县制“，但西周分封制下的诸侯跟夏/商的诸侯非常不同，西周可认为是开创了”央地关系“，因为周礼对诸侯/卿/大夫如何履行对周天子的义务有整套的规定；并且可能从区划的痕迹上，也可以看出诸侯国/采邑跟郡/县还是有很多大致相同之处。

关于度量衡，与其说是科学/经济学问题，不如说也是宪制问题，作者比较创新的论证，在井田制下，度田本身代表了一种税收安排（耕作公田），量衡的设置与发展是因为地域的不断扩张、税收越来越实物化而非劳动化才产生的。度量衡的重要性突出，本身就代表着数目化的管理（顺带批驳了黄仁宇等）。作者特别强调，秦统一后，先统一度量衡，最后才统一货币，有非常精致合理的考量。

一般的经济问题不是宪制问题，只有重大的宏观调控才是，其中包括应否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如何进行。在历史中国，最突出的宏观调控包括大型工程（水利、驰道、长城等）、土地分配、经济移民、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等。当下的很多时髦宏观经济政策，其实也都有传统的影子。

语言文字的统一和延绵不绝本就是中国的重要特点，其中的宪制色彩毋庸置疑。不过我比较惊喜的是，苏力非常巧妙及深刻的论证了“语同音“的作用不亚于”书同文“，两者相辅相成。从技术上，由于中国文字本身是”表意文字“，所以两者相对难以分离（但不是不能分离，韩/日即为例子）；从政治上，有意无意的、庙堂和民间的各种”官话“推广，稳打稳扎的让官话和文字时刻密切结合着；然后，这种结合催生了”士“（读书人）的阶层。

“士“是历史中国精英政治的代名词之一，也是精英们的”群众基础“。从推举到察举再到科举，历史中国实现了”文治“或者是”法治“。这些是相对普遍的认知。作者比较创新的是把科举额度的分配问题单独作为政治问题来论述，由于中国之大、之众，疆域和区划之复杂，因此对部分区域的额度倾斜成为常态，甚至是”政治正确“，这跟美国各州参议员名额及总统选举人团的选举人名额照顾小州的思路如出一辙；其实各朝的进士，其地位又何尝比参议员们低多少呢？

确实士大夫是历史中国政治的主体，那么往上的皇帝和往下的万民，也各有其重要意义。作为制度的皇帝，最大的功能就是确定性。而传统中国的老百姓，绝不是“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在历史维度上，而是尽可能的做到了”安居乐业“，持续进行着小农经济之事业（费孝通语）；将百姓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最后一章，也呼应了第一部分的”齐家“，从而将整个的宪制结构论述的更完整。

正如苏力反复强调，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理论，理论自然希望有前瞻性。一则他认为此书是对目前亲西的主流法学家的一次全面的纠偏或教育（不说论战）；二则他潜意识估计也希望对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宪制走向有一定的说服力或影响力。于是，我“接着讲“以下几点：

1.苏力做到了“四个自信“，特别是居首的文化自信。历史中国的宪制优越性，从其路径依赖角度，自然会延伸到当下；特别是在论证其实用主义的宪制哲学时，每一处对历史上彼时彼刻重大问题的描述，都特别容易让我联想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的”画外音“；这种因问题意识带来的合法性，确实是比较牢固的，但需要一定的警惕，也就是如何保持能持续解决每时每刻的最重大问题的”能力“，如何”不忘初心“，特别当下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外部的大变局其实自近代就开始了，时空从东亚这1000万左右平方公里放大到整个地球，治国/平天下的界限完全改变，于是从军事和政治上，我们经历了一个“半殖民“到”复国（虽然尚未完全实现）“再到”一带一路“的历史进程，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更新更宏伟的”天下大同“；从经济上，从小农到传统工商再到工业化/信息化的历次产业革命；于是，我们需要怎样新的宪制应对，答案似乎还是模糊的，统而言之应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内部的大变局，可从“人“和”地“两个维度。从人的角度，虽然苏力此书有回应挑战、回归传统、批评西化的色彩或目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底色就是，斯土斯民，早已不是”只读孔孟书“，西学已经或多或少渗透进每个人的思想与情感，因此，如何进行再一次的思想文化整合，恰如汉武帝/董仲舒在彼时所做的，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答案不能照搬，思路可以借鉴，或者这就是”新时代***思想“，就是新时代的”通三统“？从地的角度，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现代交通，尤其是中国优势的高铁，非常深刻的改变了各地的”时间距离“，三千年未有大调整的郡/县格局真正面临挑战，原来一个乡，一个县，都显得很大很远，现在省内1-2小时走遍，应对这个新问题，也可能需要新的宪制性安排，比如说可能的答案包括（1）强化地级市的作用，其中蕴含的政治细节会有很多，（2）对应的，县域将更本地化，县域的行政治理将更多让位于自治（一如以往的村镇）…

非结束语：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坊间议论，得失均在“举国体制“，这其实就是当前的宪制，无论如何，躬身入局，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