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近代学人对国学分类的探索看大学国学学科设置

作者：曾光光

来源：《安徽史学》2019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初八日甲辰

          耶稣2020年1月2日

内容提要：国学与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体系虽然有着一定的冲突，但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之下，国学要在我国高等教育科研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长足发展，确有将其纳入学科目录的必要。若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国学如何分类分科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自近代以来，诸多中国学人于此问题已有不少有益的思考与实践。借鉴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分类的思考，可尝试将国学划分为经学、国史学、诸子学、文章学、小学、国学理论与国学史等具体学科。

关键词：近代中国/国学/大学/学科设置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国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创新研究”(18BZS1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光光，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目前我国大学开展国学教育及研究的途径与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采取通识教育的方式，即在大学开设国学选修或通识课程；二是在大学设置专门研究国学的研究院所，国学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可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申报相关学科的职称，若招收研究生，学生毕业时可按论文研究方向授予相关学科及专业的学位；三是设立国学专业，培养国学专门人才。前两种方式与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并不冲突，是目前我国大学开展国学教育与研究的主要方式，但要在大学设置国学专业，就涉及将国学纳入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体系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之下，国学要在大学教育科研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长足发展，确有将其列入学科目录体系中的必要。国学教育目前在我国高校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就与国学迄今还未被纳入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密切相关。国学是否应该被纳入我国现行的学科目录体系中，是学术界近年来争议较多的话题。①随着国学热在我国不断升温，国学在大学教育中日益受到重视，将国学纳入学科目录体系的呼声也渐高。若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如何对国学进行分级分类是其中一个十分关键与具体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与方案，迄今也无较为统一的看法。②其实，自中国近代国学思潮兴起以来，不少倡导国学的中国学人对于国学分类的问题已有不少有益的思考与实践，他们关于国学分类划分的种种探索可以为今天我国大学国学分级分科的设置提供借鉴与思路。本文拟对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分类的种种思考进行系统梳理与对比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国学学科分级分科的设想。

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故若将国学纳入学科目录体系，就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二是将国学列为二级学科；三是将国学列为学科门类。若将国学作为一级学科置于与之最为接近的历史学学科门类之下与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并列，其优点是不用增添调整现有学科门类，但弊病也很明显：一是国学与中国史等学科之间在内容上存在重叠与交叉，二是使国学局限于历史学一隅，这就与国学“无所不包”的特性相冲突了。③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尚面临范围受限的问题，遑论将其列为二级学科了。若将国学新列为学科门类与文学、历史学等学科门类并列，其优点在于：一是可以提高国学的地位。国学在取得独立的学科门类的地位后将极大地促进国学的发展，这也是目前部分国学倡导者建议将国学设置为学科门类的主要原因。二是将国学直接设为学科门类与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并列，虽然也面临将“无所不包”的国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分割开来的问题，但正是因为将国学列为与历史、哲学、文学等并列的独立的学科门类，国学也就摆脱了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的局限而具有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国学“无所不包”的特性也可在国学学科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设置上得以充分体现。

若将国学列为学科门类，就涉及其下列一级、二级学科如何划分与设置的问题。关于国学学科的层级划分设置问题，可以参考哲学学科门类的划分设置方式。在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哲学学科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就为哲学，二级学科再具体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借鉴这种划分法，在设定国学学科门类后，在国学学科门类下设国学一级学科，国学一级学科下再细分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如何细分，就涉及国学具体分类的问题了。近代以来，不少倡导国学的学人围绕国学分类的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他们所探讨的国学分类问题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国学学科分级分科问题有诸多契合相通之处，正好可资借鉴。为说明问题，现将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分类的思考分类梳理列举如下：

(一)主张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角度对国学进行分类划分

近代中国学人以中国传统学术为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类的主张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几类：其一，从汉宋学的角度将国学分为汉学、宋学两大类。如范皕诲将汉学视为“知”，将宋学视为“行”，两者相加，正是“兼知兼行”、“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④其二，从四书五经六艺的角度对国学进行划分。如闻一多在《论振兴国学》中就以《礼》《乐》《书》《诗》《易》《春秋》来概括国学：“顾《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违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亘万世而不渝，胪万事而一理者，古学之为用，亦既广且大矣。苟披天地之纯，阐古人之真，俾内圣外王之道，昭然若日月之揭。且使天下咸知圣人之学在实行，而戒多言。葆吾国粹，扬吾菁华，则斯文不终丧，而五帝不足六矣。”⑤其三，从中国传统图书书目分类的角度将国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近代学者持这种观点的不少。其代表有吴汝纶、邓实、顾实等人。吴汝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期间撰成《学堂书目》，为中国各级学堂学生开列学习书目。他在《学堂书目》中特别举出“中国专门学”学习阶段，从其设想来看，“中国专门学”为大学堂阶段后研习中国学的专门阶段。他为这一阶段的学生开设的书目就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一些近代学人在按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的角度去概括、划分国学的时候，常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所增删调整。如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将“国学”分为“一国之经学”、“一国之史学”、“一国之子学”、“一国之理学”、“一国之掌故学”、“一国之文学”五类。⑥又如顾实在《国学丛刊》发刊辞中将国学分为：“小学类”、“经学类”、“史学类”、“诸子类”、“佛典类”、“诗文类”六类。⑦

对于以经史子集四部法为主要标准来划分国学，近代的一些学者并不表认同。闻宥对此还进行过系统的分析批判：其一，清代四部划分为四十四类，今人若“以之为凭藉，终觉迷乱而无所措手”。其二，四部的分类法重形式而不重本质，这种分类法看似清晰实易引起混乱，如“经类之《春秋》，其质实同于史类。史类之传记，其质实混于小说。而其他子类中之术数，由经类递演而出，经类之杂礼，与史类综杂相关。释道二家，独立则不伦，入子则失所，此皆但依形式所无法贯通者”。其三，古今以来，四部之名、义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四部之名，多有“无当”。以“经”为例，“世所谓经，乃指圣人述作之经常法度而言，而不知其本义织也。古以竹简成书，编丝缀属，故得是名。即以转义言之，经亦古代典籍之通称，故老子之书曰《道德经》，《墨子》之书有经上下。即更以狭义言之，如章学诚言经皆官书，则《论语》《孝经》何以与之同类，而后世官家典籍多矣，又何以反不得与。可知经之一名，反复抵牾，百不一当”。⑧

(二)按照现代学科的分类方式对国学进行分类

近代以来，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近代中国学人在研究方法上也深受西学影响，故在国学进行分类这一问题上，近代中国学人多采取现代学科的分类方式，这其中以胡适为代表。早在1922年，胡适就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使清华学校的学生学习“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⑨在此文中，他将所选国学书目分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对国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他提出，国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之下分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 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⑩与胡适的分类法相类似，许啸天提出，要将国学按“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一样一样的整理出来，再一样一样的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里”。(11)胡适、许啸天等人于此采用的就是西方现代学科的分科法，这种分类法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学研究中占有主流地位。在这种分类法之下，国学事实上被分解到文学、史学、哲学等现代学科中去了，经学与诸子学由于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没有相应位置而逐渐边缘化。国学事实上被分解到现代诸学科中又使国学于现代学科如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甚至“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无所不包，这种于现代学科无所不包的特性正是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的一个困扰与症结所在。若按现代学术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类分科，势必与现行学科目录有着诸多冲突重叠。

(三)将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方式与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混用对国学进行分类

将统中国图书分类方式与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混用对国学进行分类也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学人较常采用的一种分类方式。采用这种分类方式时涉及一个主次问题，即在分类时是以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方式为主还是以现代学科分类方式为主。上举如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将国学分为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掌故学、文学六类就是以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法为主，但又兼采了现代学科的分类方式。钱基博在《国学文选类纂》中也采取了类似的分类法，他在此书中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校雠目录六部。(12)相较之下，近代中国学人在对国学分类时更倾向于以现代学科分类方式为主要标准，如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将国学区分为经学、哲学、文学三大类就是如此，又如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邀所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将国学书目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书、韵文书、小学书及文法书、随意涉览书五大类也是采取了此种分类方式。以上所举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分类都较为粗疏，与之相较，一些近代学人对国学的分类则较为细致，如胡朴安将国学细分为以下七类：哲理类、礼教类、史地类、语言文字类、文章类、艺术类、博物类。与此类似，闻宥在《国学概论》中将国学分为以下八类：语言文字类、哲理类、史地类、文章类、美术类、博物类、礼教类、数技类。(13)总体来看，胡朴安、闻宥在对国学进行分类时主要采用的是现代学科的分类法，但他们其中所举的“礼教类”又是出自经史子集中的经部，“数技类”则应是出自经史子集中的子部，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的兼采。除了以上所举，中华图书馆协会及北京图书馆编纂出版的《国学论文索引》更具代表性。从1929年7月至1936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连续出版了《国学论文索引》(1929年7月)、《国学论文索引续编》(1931年7月)、《国学论文索引三编》(1934年10月)、《国学论文索引四编》(1936年10月)。《国学论文索引》《国学论文索引续编》的扉页书名为蔡元培题写；《国学论文索引三编》《国学论文索引四编》的扉页书名为钱玄同题写。1955年，北京图书馆又出版了《国学论文索引五编》。该编由北京图书馆已故职员侯植忠抗战前所编，所收期刊以1937年6月前出版者为限。《国学论文索引五编》扉页印有一简短说明：“我馆以前曾陆续编印过国学论文索引一至四编。抗战前，已故职员侯植忠接着完成了第五编，但一直没有付印。最近有好些单位知道我们有这部稿本，纷纷前来抄录。为了免于大家抄录的麻烦，特将全部稿本油印出来，以供有关单位内部参考。”(14)这套规模颇为宏大的国学书目索引在分类问题的处理上较为周密。就1929年7月出版的《国学论文索引》来看，其目录分为总论、群经、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史学、地学、诸子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音乐、艺术、图书目录学等十七大类及若干小类。(15)除“群经”、“诸子学”外，整个分类主要是采取了现代学科的分类法。随后的续编、三编、四编、五编在国学目录分类上只在类别称呼上稍有不同，总体上大同小异。如经学，在《国学论文索引》中名为“群经”，在《国学论文索引五编》则称为“经学”。名称虽异，所指同一。

由上所述，可知近代中国学人划分国学类别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主张完全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角度对国学进行划分；二是完全按照现代学科的分类方式对国学进行分类；三是将传统图书分类方式与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混用兼采对国学进行分类，这种混用分类法中又有主要采取中国传统图书的分类方式还是主要采取现代学科分类方式的区分。由以上分析，可知完全或主要按现代学科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类，其分类结果多与现有学科目录的各级分类特别是二级学科冲突重叠，皆不可取。如果要将国学列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其实质是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融入到现代学术学科体系中。既然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融入现代学科目录，为避免国学与现代学科目录之间的冲突重叠，一种可行的思路就是完全或主要采取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科分类。

(一)完全采取传统学术分类标准进行分科分类

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单一的采取某一种传统学术的分类标准。此种思路简单清晰，但中国传统学术涵括面广，各家见解各异，采取一家之说为分类标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另一种思路是兼取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不同分类方式，以防分类的偏颇或不足，如毛澄宇在《国学》叙言中就把国学范围定为以下几个方面：经、史、理学、百家、辞章。(16)这种分类法就兼取、混了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多种分类法。兼取混用的分类思路虽易导致分类的交叉重叠，但其优点是可以避免只取一种分类标准的局限与偏狭。

(二)主要采取传统学术分类标准进行分科分类

所谓“主要采取”就是在对国学进行分科分类时以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方式为主要参照标准，同时兼采现代学科分类以补不足。前文已经述及，将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方式与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混用对国学进行分类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学人较常采用的一种分类方式。在具体采取这种分类方式对国学分类时，近代学人多以现代学科分类方式为标准。采取这种分类方式对国学进行分类，其分类结果势必与现行的学科目录体系多有冲突。若调整一下思路，即主要采取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而非主要采取现代学科的分类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类，这种思路与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既保持了国学的自有特征，又避免了与现行学科目录的重叠冲突，还可兼采现代学科以补不足。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与《国学演讲录》中曾从不同角度对国学进行过分类，他在不同时期对国学分类的不同思考与尝试对我们今天思考国学分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章太炎写作《国学概论》的时间是在1922年，在《国学概论》中，他将国学分为经学、哲学、文学三大类。《国学讲演录》的讲演时间在1935年至1936年间，在《国学讲演录》中，他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国学概论》中的分类显然是主要采用了现代学科的分类标准，《国学讲演录》则主要是按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同时兼采了现代学科的分类。从时间上考察，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要晚于《国学讲演录》，后者的分类应该是对前者分类的修正，或者说章太炎应更倾向于后者的分类。

笔者于此将在借鉴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分类思路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国学分类的设想。在提出具体的分类设想前，先强调以下三点：

一是在国学学科层级的划分上，本文借鉴类似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哲学学科的分层分类方式。在设定国学学科门类后，在国学学科门类下设国学一级学科，国学一级学科下再细分二级学科。对国学分类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国学二级学科如何划分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

二是关于思路的借鉴与兼采问题。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分别论述了完全采取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及主要采取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科分类的各自优势。在思考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及国学二级学科具体分科的问题时，可兼采这两种国学分类的各自长处：一是借鉴对中国传统学术各派有关学术分类方法混用兼采的思路；二是借鉴在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基础上辅以现代学科分类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类的思路。

三是本文在思考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及其二级学科的具体分类时，将以经史子集四部法作为分类的基本依据展开。纵观近代学人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对国学分类的思考，他们多采用中国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为主要依据，如上举邓实、钱基博诸人的分类法都是以传统四部分类法为主体。

如果以中国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为国学分类的主要依据，问题也就具体化为如何围绕“经史子集”展开增删调整。在增删调整时，本着兼采的思路，笔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其他分类法及现代学科的分类法均有采用。

关于“经”的设置，应该是最无争议。一是因为“经学”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的各级门类、学科没有任何冲突，且近代学人对此基本都持认同态度。钱基博就曾说：“国学一线，端系‘六经’”(17)；何键也曾说：“国学应当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在内，并不以经为限，但是中国的学问，无不以经为根据。所以研究国学，当然要以经为首。”(18)

“史”为四部中的一部，在国学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被有的学者视为“国学之体”的重要组成部分。(19)从这个角度看，“史”在国学分类中须保留一席之地。问题在于，若将“史”学直接设为“国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显然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历史学”学科门类相冲突，更与“历史学”学科门类下的“中国史”一级学科冲突叠合。鉴于“史”在国学中的地位，自然不可将其从国学分类中剔除不顾。一种变通可行的方法是将“史”以“国史”名之作为二级学科置于国学一级学科之下。如此设置的理由与优点在于：一是保留了“史”在国学中的位置；二是以“国史”名之，又使其与作为学科门类的“历史学”及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国史”相区别。在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历史学”学科门类下的“中国史”一级学科下设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专门史等七个二级学科。在此分类之下，作为整体的“中国史”事实上被分解割裂开来。在国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史”二级学科以作为整体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在名称上既与作为历史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史”相区别，在内容上正可补历史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史”下各二级学科相互分割之不足。

近代学人在思考国学分类时都为“子”学留有空间，只是在名称上稍有不同，如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将其称为“一国之子学”；顾实在《国学丛刊》发刊辞中将其称为“诸子类”；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则称之为“诸子”。称呼方式虽略有不同，但其所指完全一样。综合比较，以“诸子学”名之显得简单清晰。

“集”主要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词曲等5个大类。“集”应该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文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大致接近。纵观近代学人有关国学分类的设计，直接以“集”列入国学分类中的几乎没有，但与“集”相对应的提法则有不少：如顾实在《国学丛刊》发刊辞及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均有“文学”的提法；毛澄宇在《国学》叙言中有“辞章”的提法(20)；宋育仁在《国学学制改进联合会宣言书》中则有“词章”的提法。近代学人在思考国学分类时为何一般都把“集”项去除而代之以“文学”、“辞章”等提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集”的提法实为“书之分类，不得为学之分科”。(21)经史子集中，经、史、子三部既可作为图书类别，也可作分科之用，分别对应经学、史学、诸子学，唯独“集”仅为图书类别。故近代中国学人在借用四部法对国学分类时，多保留经、史、子，而将“集”变更为“文学”、“中国文学”或“辞章”等。在设想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这一问题时，显然不能在国学学科门类下设置“文学”或“中国文学”，否则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的“文学”学科门类相冲突。但文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又非常重要，时人论及此点时曾说：“中国国学之尤为可贵者，端推文学。”(22)蔡方忱在《振兴文学以保存国粹说》中也曾说：“文学者，文字之学也。是以保存国粹，实以振兴文学为惟一之主义焉!”(23)若要将“文学”纳入国学学科门类之下又不至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相冲突，一种变通的方法就是名之以“文章学”纳入国学体系中。义理、考证、文章实为传统中国学术研究的三种路径，清代古文大家姚鼐曾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分，异趣而同为不可废。”(24)其中“文章”大致与“文学”相对。由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文章”之学对中国诗文词赋的广泛包含及其对文章之“法”的强调，故将“文章学”列于国学学科门类下，在名称上既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的“文学”学科门类及其下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相区别，在内容上也正可补“中国语言文学”下二级学科分割之不足。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学学科之下所设的“文章学”并非是对“集”的别称，而应视为是对中国传统学术中“义理、文章、考证”三分法的兼采。

综上所论，借鉴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可将国学划分为经学、国史学、诸子学、文章学。除此之外，似还可增添以下两项：

一是增添“小学”一项。从图书类别上，小学为经学附庸，可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属。从研究方法上，小学是专指中国古代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小学是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功夫，闻宥曾说：“语言文字之研究，为一切国学之前提”，“故向来学者，每勉人以读书先求小学”。(25)正是鉴于小学之于国学研究的基础性与重要性，故近代学人在思考国学分类问题时，多有列入小学者。如王易在《国学概论》中提出：“经学、小学、哲学、史学”四者为国学之体，而文学、“兵家数术方技之学”等反不在四体之内。(26)又如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小学居于五类之首，可见章太炎对小学的重视。

二是增添“国学理论与国学史”一项。在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诸多一级学科在划分二级学科时，大多为学科理论研究与学科发展史留有位置。如“中国史”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中设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中设有“教育学原理”。由此，可借鉴现行学科目录体系的分科法在国学二级学科中考虑设置“国学理论与国学史”。加之以上所设计的经学、国史学、诸子学、文章学、小学等二级学科对国学有分割隔离之嫌，设置“国学理论与国学史”正好可以对国学进行综合、纵向及理论上的研究。

不管是近代中国国学思潮的萌生还是由此而引发的对国学分类问题的讨论，都涉及中西文化交融兼采的问题。在欧风美雨日盛的近代中国，要实现这样一种学术兼采并不容易。就近代中国学人对国学分类的相关思考与探索来看，“西”往往占到了主导的地位，而“中”在事实上成了陪衬或点缀。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文化之间的态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说中国近代学人对国学的倡导及对国学分类的思考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的被动适应，今天的中国学人对设置国学学科的思考则更加重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地位，更加强调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的坚守，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文化态度。

客观而言，将国学纳入现代学科目录体系虽有方枘圆凿之感，但在现代学科体系主导我国高校教育科研的现实背景下要弘扬、发展国学，就必须为国学找到纳入现代学科目录体系的具体方式与路径。笔者于此借鉴近代中国学人划分国学的思路尝试将国学划分为经学、国史学、诸子学、文章学、小学、国学理论与国学史六类并将此六类列为国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只是一种大致的设想。

国学究竟是否应该纳入以及以何种形式纳入到现行学科体系中?在将国学列为国学学科门类的前提下，究竟应如何划分一、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国学各学科对应专业的相关课程如何设置等具体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详细分析论证。

注释：

①关于国学是否应该被纳入现行学科目录，学界对此争议较大。一些学者主要从国学与现代学术不相兼容的角度不赞同将国学纳入学科名录。如张分田认为：国学独尊儒学，不适合现代，且其涵义混乱，无法界定学科，如果将“国学”列入一级学科目录，会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负面影响(见张分田：《“国学”不宜用于命名一级学科》，《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些学者从现实需要的角度主张将国学纳入学科目录，如吴根友：《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学海》2012年第4期。)

②关于国学学科如何具体分层分科，多数学者主张将国学设为一级学科，然后再下设二级学科，一些学者还就二级学科的设置提出了具体方案。近年来，也有学者主张将国学直接设为“国学门类”。如朱汉民就提出将国学增设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儒学则是国学学科门类下最重要的一级学科(见朱汉民：《儒学应该是国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关于国学学科如何细分的问题，学者们的看法不一。

③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版，第5页。

④范皕诲：《青年国学的需要》，《青年进步》第63册，1923年5月，第23页。

⑤闻一多：《论振兴国学》，《清华周刊》第77期，1916年月17日，第2页。

⑥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1906年8月9日，第4页。

⑦顾实：《〈国学丛刊〉发刊辞》，《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第1页。

⑧闻宥：《国学概论》，《国学》第1卷第3期，1926年，第21页。

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⑩胡适：《发刊宣言》，《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第12-13页。

(11)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12)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13)闻宥：《国学概论》，《国学》1926年第1卷第3期，第22-23页。

(14)《国学论文索引五编说明》，刘修业等编：《国学论文索引全编》(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5)参见徐有富：《论我国索引源流与近现代报刊资料的利用途径(代序)》，刘修业等编：《国学论文索引全编》(1)，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16)毛澄宇：《〈国学〉叙言》，《国学》第1期，1914年7月，第12-13页。

(17)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第6页。

(18)何键：《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国光杂志》第17期，1936年5月16日，第49页。

(19)王易：《国学概论·导言》，王四同编：《大家国学·王易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0)毛澄宇：《〈国学〉叙言》，《国学》第1期，1914年7月，第13页。

(21)宋育仁：《国学学制改进联合会宣言书》，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

(22)高旭：《南社启》，高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页。

(23)蔡方忱：《振兴文学以保存国粹说》，《艺文杂志》第1期，1917年4月，第11页。

(24)姚鼐：《复秦小岘书》，《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25)闻宥：《国学概论(续)》，《国学》1926年第1卷第4期，第7-8页。

(26)王易：《国学概论·导言》，王四同编：《大家国学·王易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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