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上的独特景观

——论晚清公羊学的理论创造活力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文化》，刘梦溪 主编，2019年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六日壬辰

          耶稣2019年12月21日

[题头]本期《中国文化》刊载了陈其泰先生的专题研究文字，对晚清公羊学的理论创造活力及其在经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作了深入细致探讨。将经学演进过程归纳为“三阶段论”，即“传统经学时代”（清中叶以前）—“经学时代的终结”（晚清）—“以史治经、对经学进行客观研究的时代”（20世纪初以后）。清中叶，公羊学得以复兴，与危机四伏的时代潮流相激荡，展现出非凡的理论创造力。晚清公羊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应时代的迫切课题，龚自珍唤醒国人认识专制统治“衰世”的到来、倡导实行改革；魏源呼吁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维新变法的理论纲领，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学风靡海内，腾挪跌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程和学术的变迁。对此作专题探讨在哲理上有深刻启示意义：传统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转变的内在基础、内在动力；晚清时期虽然危机深重，但又是中华民族克服艰危局面、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关键时期，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经学史上壮观的夕照”。

一、“传统经学”及其二重性

说起“晚清”，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早已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印象：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相交织，民族命运衰颓不可复振！然而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自鸦片战争至清朝覆亡这80年间，清朝统治极度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这一切固然是无法改变的史实，但这只是历史现象的一个方面。与此相表里、相交织的，还有对于历史演进更有意义的另一方面，这就是由于社会矛盾、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刺激着有识之士逐步觉醒，前赴后继探索救亡之路。此期间，原先曾经消沉千余年的儒学今文公羊学说正好经历由嘉道年间被重新提起、到戊戌维新时期风行于世，公羊学的复兴进程恰与晚清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爱国之士探索救亡图强之路相伴随、相激荡。这是晚清学术史意义极其深刻的重大事情。由此意味着，“晚清”80年，又处于时代大转折，最先觉醒的人物呼吁变革、推进维新事业，因而在政治上是不平凡的时代，而在学术文化上，则标志着经学时代的终结和近代学术新格局的行将展开！

探索晚清今文公羊学的复兴，不能就事论事、就公羊学论公羊学，而应当将之置于传统学术在此80年间所经历的巨大转折来深入剖析。这里提出的“经学时代的终结”，就是为了揭示出这场巨大转折的内涵和意义。

“经学”是人们十分惯常使用的词语，似乎人皆熟知、无甚深意。实则不能对从古至今的“经学”笼统地看待，应当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而建立起互有联系而实质内涵不同的经学演进“三阶段论”的观念：

传统经学；

晚清时期经学时代的终结；

20世纪初以后已经失去神圣光环、只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经学。

这三个概念恰恰反映了时代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学术理念即治学指导思想之质的区别。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首

什么是“传统经学”？指的是从孔子创立原始儒家开始、西汉时期“经学”确立，直至清朝乾隆年间之前，以儒家“六经”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大体与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既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又是学术上的指导思想。如董仲舒所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天不变道亦不变。”又如明儒丘濬对《春秋经》的神圣化的推崇：“论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一字之褒，荣于黼袞，一字之贬，严如斧钺。”[1]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体系，包含有诸多思想精华、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如主张“仁政”、“敬德保民”、斥责“苛政猛于虎”，阐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事物法则，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诸如此类，都是对于社会规律、国家治理原则和提高人格修养的深刻概括，具有真理性的价值。但是，封建时代的经学又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强调等级制度不可逾越，提倡三纲五常，主张愚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主张恪守古训，墨守成规，“惟古是从”，“以上驭下”，君主出言即为“圣旨”，只能顶礼膜拜，不准臣下有丝毫违背，只能刻板服从。这种思想体系作为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思想，必然会导致因袭保守之风盛行，士人不敢独立思考，社会失去创造活力。到了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终于有杰出的思想家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社会的矛盾，对于经学思想体系的若干严重痼疾提出针砭和驳论。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尖锐地抨击君主专制政体的祸害：“为天下之大害也，君而已矣。”“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乾隆时期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愤怒地揭露尊者、长者、贵者动辄以“理”责罚卑者、幼者、贱者，“理”成为迫害无数无辜者含冤致死的工具，怒斥卖力地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理学是“以理杀人”，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同是乾隆时期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更把对“道”的阐发推向封建时代理论探索的最高点，提出应当根据时势的发展、总结出新的“道”的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下》提出：“道”在事中，“道”与事功密切相连，事物发展变化，六经不能尽其“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以上黄宗羲、戴震、章学诚的言论具有重要意义，反映出时代意识的逐步觉醒，杰出人物认识到原有的经学思想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前进的需要，其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纲常、助长因袭守旧的负面作用已更加凸显，作为社会政治的和学术的指导思想已经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

二、经学时代的终结与公羊学者对时代课题的出色回答

那么，将时间范围从嘉道年间至19世纪末，称之为“经学时代的终结”，其内涵又是什么呢？其内涵应包括两项：一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亘古未有之变局”，传统经学思想体系对此已经应对乏力，需要淬砺新的哲学观点，提出新的命题，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晚清时期是在社会危机不断加剧的刺激下，有识之士艰难探索、寻找救亡之路的过程。二是，今文公羊学说在此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得以复兴。今文公羊学说的特点是讲“微言大义”，言进化、变革，重“以经议政”，因而在西汉时期与汉武帝倡言“改制”，兴造制度，多所设施的时代需要相适应，曾风靡于世。但在东汉末年以后却消沉了一千多年，这同样与时代条件有关，由于其时封建政治体制已经相对稳定，因而喜尊古、尚因袭、重史实、言训诂的古文经学说长期居于经学正统地位，今文公羊学说则被认为“其中多非常异义”，有旁门左道之嫌。至乾隆末年以后，封建社会的颓势已日益明显，传统儒学中这一言进化、重变革的学说便为时势所需要，遂推波助澜，导演出政治的活剧，创辟出学术的新境，因而奇迹般在历史上再度盛行天下。综观这七十余年的历史，危机与机遇并存，旧的思想体系与新创的学说相交织，传统的惰力与反映社会前进要求的新生力量相搏击，东西方文化撞击与国人的鉴别选择相辉映，这一切都宣告它是中国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大变动时代，因而历史辩证法的展现至此可谓达到极致。

今文公羊学说言进化、重变革，在历史阐释上独擅其长，善于通过阐释原典注入新义，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课题，因此为晚清经学终结时代书写了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刻哲理的篇章，展现了学术史上的独特景观。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三人是推进晚清今文学说的著名人物，他们为破解传统经学的困境、为中国哲学在晚清这一艰难而特殊的时期作出卓越的贡献，由此构成晚清“经学终结时代”的深刻内涵。

（一）龚自珍：唤醒国人认识专制统治”衰世“的到来，倡导实行改革

龚自珍写了大量犀利的政论、史论，被称为“时代的镜子”。在他之前有两位对晚清公羊学复兴作出贡献的先行人物，一位是庄存与，著有《春秋正辞》，是在清代重新点燃今文公羊学说火种的智者；一位是刘逢禄，庄氏的外孙，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等书，是为清代公羊学张大旗帜的卓荦之士。刘逢禄与龚、魏两人又有师生之谊，奖掖晚辈不遗余力。龚自珍的首要贡献是，对于社会矛盾观察极其敏锐，结合对时代变迁的强烈感受，对于公羊学说进行革命性改造，磨砺它的战斗锋芒，要求人们正视封建统治“衰世”的到来，唤起改革的热情。在《乙丙之际箸议》中，龚自珍提出自己独特的“三世”历史观，断言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2]龚自珍称“深于《春秋》者”，显指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龚氏提出“治世”、“衰世”、“乱世”三世说，既是取法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划分春秋为三世的理论，同时又是他本人对现实社会深刻观察而得出的新概括，标志着公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在举世昏昏然如梦如痴的时候，他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危机的深重，忧虑憔悴、日夜不安。他发出有力的警告：“乱亦竟不远矣！”龚自珍进一步描绘了一幅社会行将解体的惨状：“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只有置身于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之中，才会产生如此惨痛的感受！推动龚自珍运用公羊学说进行新的哲学创造的力量，是要为危机时代找出路。这就是他所说的纵观三千年历史的优秀史家，负有“忧天下”、“探世变”的重任。“变”，是乾隆末年以后由盛到衰转折时代的本质，龚自珍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这一“变”的特点。为了给“衰世”的现实寻找疗救的药方，唤起人们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警醒过来，必须总结出一套时代所需要的变革的哲学，以此作为改造现实、挽救危机的武器。他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另一篇著名政论中，即深刻地总结出变革是历史的规律：“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兴，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兴，商不假八百年矣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3]龚自珍是从历史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论述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龚自珍发挥《易经》和《公羊传》变易哲学而得出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的大胆预言，恰恰被晚清历史前进方向所完全证实。

《龚自珍全集》

揭露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腐朽性已经积重难返，激励进取者敢于冒险犯难，破除旧制，创辟新规，这是龚自珍发扬公羊学革新精神所做的又一项贡献。龚自珍将公羊学说“为后王立法”、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发展到新阶段，他对专制主义的基础——官僚集团的恶浊风气作了深刻的解剖和无情的鞭挞。在这方面，龚自珍的论述，对于19世纪末的维新志士同样起到警醒的作用。他怀着经世治国的抱负，因而能够无畏地顶住同僚耻笑他是“狂生”、“有痼疾”的压力，“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4]他不仅能够淋漓尽致描绘出官僚集团种种丑态，更能深入实质，究其底蕴，透辟地分析官僚群体的心态特点，从制度上探讨官僚政治腐败的根由。龚自珍概述官僚集团的心理特征，是献媚营私、丧失廉耻。这正是清中叶以后官场风气的根本要害所在！越是身居高位，越是无耻地献媚取宠，“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愈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5]龚自珍进而历数官吏制度的积弊，指出清朝实行的“停年之格”，即官吏升迁完全限于年数、资历的制度，造成人才的被压抑，碌碌无为者身居高位，“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6]熬到最后当上宰辅高位者，必然是齿发脱落，精神疲惫。这种用人制度的严重后果，便是进取精神的被窒息，畏葸退缩、萎靡不振的风气蔓延泛滥，整个社会失去创造活力。

龚自珍第三项贡献，是他以高度的责任心，规划天下大计，突出地显示出公羊学名家比考证学者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深远的眼光，因而有力地提高今文公羊学派在学术上和治国策略上的影响。龚自珍一生治学，发扬了公羊家法把学术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的传统。他指斥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反对“万喙相因”、摹拟颠倒的八股文，主张学术要“探世变”和“忧天下”，他本人身体力行，运用他所熟悉的西北部落源流、历史沿革、山川形势的丰富知识，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西域置行省议》等文，充分显示出他着眼于解决社会危机，着眼于加强边防，巩固国家统一，来解决边疆问题的远见卓识。关于新疆设行省的建议，绝非只给新疆起个“行省”的新名称，也决不是简单设立一个行政机构，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自康熙年间，新疆地区已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至嘉庆年间止，这一百多年间，朝廷对新疆的管理却一直采用委派将军、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而缺乏一套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显然不利于有效地开发、管理新疆，不利于巩固国家统一。龚自珍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汉唐时代的“凿空”、“羁縻”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了；今天的迫切问题是朝廷如何在新疆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统，“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7]因此龚自珍第一个明确提出新疆设立行省，对新疆的经济、边防、以至十四个府州、四十个县如何设置，都有具体的建议。他还建议迁内地无业游民入疆，认为这是既解决内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又可发展边疆生产、巩固边防的一举三得的重要措施。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果然设立行省，他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二）魏源呼吁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

龚自珍抨击专制、倡导改革等项言论都是对公羊学精义的创造性发挥，超越于传统经学思想体系之外，努力锻造为这一大转折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哲学武器。龚氏卒于鸦片战争爆发的次年，以后的事变他未能见到，关于御侮图强和中西文化撞击这些更加崭新的、完全属于近代范畴的课题，恰好由其生前挚友魏源来作出回答。

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对于国内社会危机和封建统治“衰世”特征的看法，与龚自珍互相契合，他对于改革吏治、选官、边政以及盐法、漕运、水利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并且有的在施行中大获成效。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在这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中，是公羊变易发展哲学观，促使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达到新的飞跃，呕心沥血寻找御侮图强良策，开创了解外国的风气，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起点。如何勇敢地打破长期封闭状态形成的排拒意识和愚昧偏见，跨出探求外部世界的第一步，认识西方的制度、文化；特别是，在中国遭受侵略、进行正义的自卫战争的情况下，却要承认自己落后，要保持御侮图强的信心，却又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承认侵略者比自己高明，承认西方制度文化比中国先进，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些是鸦片战争这场剧变，骤然地向我们的先辈提出的极为复杂、困难和严峻的课题。正是魏源这位具有公羊学变易观点的哲人，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而出色的回答。《海国图志》一书，就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认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这一历史潮流的起点。这就是在坚持独立、反抗侵略的前提下，“师夷长技以制夷”，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时，还这样评价《海国图志》的深远影响：“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8]与倡导“师夷长技”相联系的是魏源明确表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东方封建专制与西方民主政治互相对立，中西文化体系差别悬殊，在近代史开端时期，沟通极为困难。在如此复杂的文化背景下，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却能跨过别人难以逾越的鸿沟，大胆地对西方制度表示赞美向往，他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见识，即因为掌握了公羊变易进化哲学观，使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力。《海国图志》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议论：“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体，其自西而东乎！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即为东晋、南唐、南宋、齐、梁，偏隅割据，而航琛献赆之岛，服卉衣皮之贡，史不绝书，今无一登于王会。何为乎红夷东驶之船，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9]这段议论，是中国智识界对认识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历史转折、认识世界局势的第一次直接表述。说明魏源已意识到中国面临两种意义的转折：一是，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已意味着东西方由过去隔绝到互相交往的转变；二是中国和西方先进和落后地位的转变。这样的历史变局意味着中国必须觉醒自强，正视并解决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进行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改革的迫切课题！魏源还在《海国图志后叙述》中指出：“《地理备考》之欧罗巴州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至墨利加北州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更意味着希望中国也应该用资本主义民主制来取代封建专制制度。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在哲学观点上，魏源对世界上万事万物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中和改革的迫切性，有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10]他还强烈地憧憬出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政治局面，甚至讲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11]这样具有鲜明民主倾向的言论。因此，当他接触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步性之后，自然容易理解并且赞赏。魏源著有《诗古微》，对于阐发《诗经》的真价值作出重要贡献，他大破《毛诗》“美刺”之说，拨开一千多年来笼罩在《诗经》这部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上的雾罩，揭示古代诗篇与社会生活、人物、事件的本来联系，重现其本来面目，力创古代诗歌“自道其情”的新鲜见解。魏源这样做，就清除了古文学者给《诗经》层层涂沫上去的宣扬纲常伦理的封建卫道色彩，重新使古代诗篇获得活泼的生命，从而为近代学者解诗打开一条新的途径。公羊学派长于义理的发挥，勇于在阐发古代经典微言大义之下提出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想，于此又获得有力的证据。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2]龚自珍和魏源对公羊学说的革命性改造，代表着中华民族先进人物处于民族危机时代观察国家命运和挽救危亡的哲学探求。公羊学专讲“微言大义”、便于发挥引申的特点，使两位进步思想家在阐释儒家经典的名义下敷陈新观点，导入新价值观，甚至大胆地跨越“夷夏界限”，赞扬西方民主政体可“垂奕世而无弊”，憧憬着用它代替在中国两千多年来视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皇权。这些新论点、新观念，对于推动晚清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意义极大。18世纪是古文经学的世纪，那是同封建统治的相对稳定直接联系的，19世纪则是以公羊学说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世纪，那又是同封建制度急剧没落、近代社会的行程即将开始直接相联系的。古文经学虽然在学术上有过极盛期，但是在哲学上，它尊古，求恒（制度稳定不变）的基本倾向，同危机四伏的晚清时期格格不入！时代的选择，必然是言进化、求变革的公羊学说扮演19世纪思想意识舞台的主角。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如实地承认：龚自珍、魏源由于改造了公羊学说而揭开了近代思想的序幕。我们民族的精神，也因此而提高到新的阶段。梁启超曾经高度评价龚自珍和魏源运用公羊学精义阐发新的思想观念的意义：“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13]这是他结合本人亲身观察和实践而得出的精辟见解。

（三）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相结合，构建维新变法的理论纲领

把晚清公羊学推向高潮的人物是康有为，他将公羊“三世说”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相结合，构建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纲领，因而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真理的著名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之尊奉今文公羊学说，乃是出于自感救亡图强需要的自觉选择。他在青年时代本来热心于重考证的古文经学。于23岁时著《何氏纠缪》，“专攻何邵公者”。[14]他还曾设想编一部《礼案》，而礼学乃是古文经学的主干。他早年还著有《民功篇》，[15]尊崇黄帝、尧、舜，尤其是称誉周公，这正是古文经学家的观点。但康有为绝对不做一个只求琐屑考据、不问世事的俗儒，他从早年起，就逐步形成强烈的经世意识和救亡图强的精神，这是他以后转向今文经学、并利用它掀起变法运动的重要原因。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他19岁时，即深受岭南大儒朱次琦的学术旨趣和人品的影响。自称：“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馀，以末世俗汙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高谈空论。……于时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从此谢绝科举之文”。此后，又进一步认识到考据之学无济世用。“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从此不再习琐屑考订之学。“既念民生艰难，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康有为把学术与经世、挽救民族危机密切联系起来，这就使他很容易跟龚自珍、魏源所开创的呼吁变革的公羊学说相接续，转向今文学体系。

康有为所处的晚清时代和广东沿海地区，又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触西方文化，认识西方制度、学术的先进，并把大力吸收西学作为他构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海国图志》、《瀛寰志略》，1882年，他首次赴北京应试，南归时道经上海，大购西书。这一时期，康有为不仅初步了解到欧美国家的制度，而且对于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如数学、电学、光学、力学以及“星云说”等有所了解。1888年，他因张鼎华多次邀请他到京师，于是赴京参加乡试。在京城期间，他感受到中法战争失败后时局的危险，于是先向最有时名的公卿潘祖荫、翁同龢、徐桐致书责备，京师哗然，然后又发愤向光绪帝上万言书，请求变法，格而未达。这次失败使康有为深受刺激，思考着选择今后以“从教”即创立学说体系以影响大众的道路。他离京前致好友沈曾植的信中批评清代盛行的考据词章之学：“今之学者，利禄之卑鄙为内伤，深入膏，肓而考据词章，则其痈疽痔赘也。”而他所期望创立的是同世局巨大变化相适应的、不“拘常守旧”的新异学说，故云：“世变大，则教亦异，不复能拘常守旧，惟是正之。”[16]因此，康有为接受今文经学，从其思想倾向的趋势看，正是他抱定救世、变革和吸收西方新鲜学说的逻辑发展。1889年底，康有为在广州会见廖平，受其影响，转而崇信今文学。康有为这一转变，其中既有从学术上真心赞成的成分，又有从政治上考虑，有意地将今文学作为理论武器来发挥、利用的成分。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刊行了他所著《新学伪经考》。[17]这部著作以其与长期居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完全相对立的观点而震动一时，形成“思想界之大飓风”。康有为树立起反对自东汉至清代学者们所尊奉的古文经传的旗帜，力辨刘歆所争请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均系伪造，故称“伪经”；刘歆伪造古文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汉制造理论根据，湮没了孔子的真经，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当称“新学”。《新学伪经考》的产生是正在酝酿的维新变法运动要发生的一个信号，无论是康有为撰著的意图和它产生的社会影响，都远远超出学术辨伪本身。当时中国新旧两种社会力量正在准备着一场较量。列强侵略日益加深，国家形势危如累卵，而清朝统治早已病入膏肓，民族的前途眼看被彻底断送。另一方面，至19世纪80、9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初步产生，并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而随着西方学说的传入，中国旧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更加暴露。就在这样的新旧冲突、中西文化撞击背景下，爱国志士已经认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对旧势力展开攻击。康有为根据他于1888年在京师停留的观察，对于清廷的腐败作了这样的描绘：“于时，上兴土木，下通贿赂，孙毓汶与李联英[18]密结，把持朝政，士夫掩口，言路结舌，群僚皆以贿进，大臣退朝，即拥娼优，酣饮为乐，孙毓汶倡之，礼亲王、张之万和之，容贵、熙敬之流，交媚醇邸，以取权贵，不独不能变法，即旧政风纪，亦败坏扫地。官方凌迟，士声尽靡。”[19]对于这样的封建王朝末日景象和根深蒂固的腐朽势力，必须以雷霆般的声势发动攻击才能动摇其根基。他认识到，首先必须引起社会上对原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产生怀疑、不满，才有可能发动一场政治变革运动。《新学伪经考》的刊行正符合这一时代需要，所以为革新派人士热心地传布，同时又被顽固派所仇恨。康有为通过对古文经学的怀疑和否定，进而公然怀疑和否定封建政治制度。他指责两千年封建腐败统治是由于“奉伪经为圣法”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两千年专制统治和为其服务的思想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为鼓吹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梁启超曾比喻《新学伪经考》的著成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而《孔子改制考》的著成（于1897年撰于成，次年刊行）更是“火山大喷火、大地震”。全书核心论题即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大圣人。在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中，康有为提出：最得孔子改制精义的，是《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书。孔子创立了“三统”、“三世”诸义，处在“乱世”，向往“太平”。社会的发展，是远的、旧的必定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社会是越向前越进步，泥古守旧，注定失败。孔子的升平、太平理想同“民主”政治相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朝向共同目标的。“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这样，康有为就重新改塑了孔子的形象，六经成为主张改制之书，因时变革，甚至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都成为孔子早已树立的传统，那么实行维新变法，改革封建专制政治，就成为效法孔子的、完全正当的行动，这就进一步为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纲领。康有为还把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观，以及资产阶级君主、民主学说都糅合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儒家学说上面，都说是孔子所创。如说：“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制。”由此可见，公羊学说的变易性、政治性和阐释性，在康有为手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0]康有为以阐释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途径，把他所了解到的并且是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容纳进去，把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改造、发展成为封建专制进为君主立宪、再进为民主共和的新学说，成为维新时期向封建专制政体和顽固势力进攻的思想武器。康有为阐释的公羊新学说，比起旧的传统思想具有重大进步意义，因而是近代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

以上所举只是荦荦大端，但已足以证明：晚清时期今文公羊学说所具有的理论创造活力，的确构成了经学史上的独特景观。在时代剧变条件下，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卓荦之士将公羊学的精义大力发挥，出色地回答了时代的迫切课题，论证了封建统治“衰世”到来、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迫切性、向西方学习改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政体这些重大问题。公羊学理论的推阐与时代潮流相激荡，有序展开、环环相扣。这一学术变迁史，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19世纪中国人哲学探索的历程和救亡图强思想的不断高涨。历史辩证法也从这近百年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传统的经学思想体系虽然已经失去指导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但其中的公羊学进化观、变易观却能帮助先进人物探索救国道路、提出新的理论命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具有向近代文化转变的内在基础、内在动力；晚清社会虽然危机深重，但又是中华民族克服艰危局面、勇敢搏击进取的关键时期，由公羊学推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更是古老民族的奋力一搏，而成为20世纪初西方新思想迅速传播、民主革命高潮和继其后新文化运动的初阶。正因为在晚清时期在探索救亡和民族复兴道路上有如此非凡意义的成果，所以笔者在《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一书“引言”中，将此概括为“经史上壮观的夕照”。并用了如下赞语：

嘉庆以后公羊学说的复兴和盛行是经学时代结束前壮观的一幕，夕照辉煌，晚霞满天，预示着新世纪行将到来。

对此还应举出典型的直接证据，在20世纪初年，进步人士豪迈地宣称好学深思之士喜谈《公羊》，顽固派则惊呼公羊学说“举国若狂”。当晚清公羊学风靡于世的盛况刚刚过去，20世纪前期士林人物，不论是进步思想界或顽固派营垒，都有过值得重视的评论。陈寅恪先生说今文公羊之学在戊戌前后“流被深广”。[21]顽固派代表人物叶德辉的一段话，则从反面证明公羊学说对晚清政局的巨大影响：“仁和龚定庵先生，以旷代逸才，负经营世宙之略，不幸浮湛郎署，为儒林文苑中人，此非其生平志愿所归往也。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助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22]叶德辉咒骂公羊学说是使清朝统治覆亡的祸首，实则恰从反面证明它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臣。

陈寅恪：《寒柳堂集》

三、“以史治经”：观念近代化催生学术新格局

经学演进的第三阶段是：至20世纪初以后，经学已失去神圣的光环，不再是政治的指导思想和学术的指导思想，只作为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但这种变化并非没落，反之，乃是因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而达到的新的阶段。

经学时代的终结和新的学术近代化格局的展开，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要确立这一论题，须从三个层面作一番深入探讨。

第一层面，观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积几代学者的认识而逐步形成的。我们可以举出18世纪末期以后钱大昕等位学者的言论为证。钱大昕为赵翼《廿二史劄记》写了序言、批评当时流行的“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见解。他指出，自宋元之后，“说经者多，治史者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而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而实非正也。”[23]这段重要议论从学术发展的源流和评论学术的价值标准两方面，严肃批判当时支配士人头脑的思想定势，指出空洞的议论、穿凿的说法，即使依附于经，也毫无价值，而轻视史学的风气是极不正常的，应予扭转。与钱大昕时代相同，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全书开宗明义即提出著名的“六经皆史”的命题，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段论述意义至为深刻，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恰恰在“儒家经典是如何生成的”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提出了挑战。他明确提出：“六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智慧的记载，“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儒家经典虽然地位很高，但不是古代圣贤周公、孔子有意专门写出一部包含极其高深的“道”的书，古人没有离开具体活动、闭门写书的事情。六经中的“道”和“理”，都是与古代社会生活、人伦日用密切相联系的，六经乃先王治理国家的历史记载，所以，“六经皆史也”。以往研究者曾论述“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扩大了史学的范围，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将儒家经典也作为史料看待，这些看法无疑都有道理。而实则其更加深刻意义在于：提出和辨析古代经典不是圣人头脑演绎、构建出来的，而是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一属于哲学基本范畴的命题。因此，不应当对“六经”神秘化对待，它既非孔子“天纵之圣”头脑中所固有，也非万古不变的铁的法则，“六经”中的“道”是与客观事物相联系、与治理国家的实践相联系，与社会生活的演进相联系。也正因为章氏破除了对“经”神秘化的理解，他才能提出应当根据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去总结出新的“道”这样的在当日几乎是石破天惊的伟论！此后，龚自珍写了《尊史》、《古史钩沉论》等名文，他进一步批评“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绌”的价值取向，并提出“六经为周史之大宗”、“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史与百官莫不联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24]等，其所论，包含着“史”考察的范围大于“经”，“史”的重要性高于“经”的新颖的看法。自钱大昕以来这些具有卓识的人物，批评“经尊史卑”，倡言“六经皆史”、“六经为周史之大宗”，都并非单纯地为了争“经”与“史”地位的高下，而有着深刻得多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观点反映出近代学术的一种重要趋势：把经书和各种学问都置于历史考察眼光之下。至20世纪初王国维出，他在治学方法上继承了乾嘉考史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明确地主张由前清学者“由经治经”，转向“以史治经”。[25]这一主张，表明20世纪考证学中之见识远大者已彻底打破了过去视经书为神圣的旧观念，摆脱了逐字逐句作训诂考订的注经、考经的方法；而代之以将古代经典平等地作为史料，从社会历史演进的视角，结合考古学、社会学等成果来作客观的研究，以求说明社会演进之真相的近代方法，且对经学本身也要考察其历史的演变。这种观念和方法的深刻变化，是推动20世纪历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

第二层面，不同的思想体系适应于社会演进的不同阶段。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衰亡的规律，同样地，中国经学也要经历其发生、发展和衰落。中国传统经学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它从生成到衰落恰与封建社会相终始。到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已卷入世界潮流，中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中国已进入以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社会。社会基本结构、基本特征变化了，作为全社会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思想体系也必然要变化，这就是20世纪初年广泛传播的西方近代进化论学说，及至“五四”以后逐步成为全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这二者，都是近代中国 领域的划时代事件。

19世纪末感觉锐敏的知识界出现了如梁启超所形容的“学问饥荒”时代，实际上就是苦苦探求新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时代。晚清许多爱国志士共同的思想轨迹是：他们由于国内政治腐败、外侮日亟的刺激，不满于正统地位的哲学观，因而苦苦地进行过哲学的探索，由此而走向中国的朴素进化观——公羊学说，然后经由中国本土上的进化观接受并服膺西方进化论，大力传播，用它来观察历史与未来。康有为因关心时局，转而苦心探索和构建不同于正统思想的学说体系。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同样有生动的经历，大约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一、二年，这三个青年人因应考来到北京，相聚一起，彻夜长谈或争论问题，他们探求的就是为了挽救危亡时局而需要的指导思想——哲学问题。梁启超事后这样回忆：“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浪漫’得可惊，不知从那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26]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为了争取在旧传统束缚下获得精神的解放，他们苦苦探求新哲理。在中国学术内部，他们首先尊崇公羊变易哲学，此后，西方学说传入，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进化论学说。夏曾佑对自己因尊崇公羊学说而满腔热情地接受进化论的思想历程讲得尤为真切。他于1896年底结识严复，便立即倾心于达尔文学说，自云：“到津之后，幸遇又陵（按，严复字），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来，始通算术，咸、同之际，乃言格致，洎乎近岁，政术始萌。而彼中积学之人，孤识宏怀，心通来物，盖吾人自言西学以来所从不及此者也。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不知生平有此福否？”[27]他亲聆严复深入讲述进化论学说，所以他的哲学观点实现了质的飞跃。

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

这些信奉公羊学说、热心维新变法的志士，成为进化论学说最早的热情接受、衷心倾服、积极传播的人物。喜谈公羊，投身变法运动，和传播进化论，三位一体，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还在严复开始发表介绍西方进化论的文章之时，康有为就表示敬佩，见于梁启超于1896年致严复的信中所说：“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28]梁启超本人不仅对进化论学说心折赞赏，而且在20世纪初年连续著文介绍达尔文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指出：“进化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数千年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并且预言进化论学说“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29]20世纪初年进化论学说迅速传播以后，作为哲学观的、在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公羊三世说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其地位被进化论所取代，而价值融入其中。因为，西方进化论是近代学术体系，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前此盛行的公羊三世说虽然比之僵化的封建思想更具进步性，但又具有粗疏原始、主观和神秘的致命弱点。而西方进化论学说，是从大量的实例中归纳出来的，可以动植物、人体、地形、地质、化石来作验证，因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的优点。比较粗疏的原理一定要被更加科学的原理所代替，这正是学术进化发展的规律。而公羊历史演进观念成为沟通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步知识界通向西方进化论的桥梁，这一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第三层面，“以史治经”只是一个简约的说法，20世纪初年学术观念的近代化，其实际内涵即为用理性态度来考察评判事物，提倡独立思考、打破思想禁锢、据实论证、自由讨论，而反对盲从偏执、墨守成规、尊古嗜古。这对学术研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观念的近代化导致出现20世纪初年新的宏大格局。这里仅以梁启超于1902年所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例以说明之。它是我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洞察力、概括力和理论性。梁氏以八万字的简要文字，气势磅礴地概述了我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趋势，划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四、老学时代，魏晋；五、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今日则为复兴时代）。精辟地评价了数以百计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缺陷，这些特点又如何产生，前一时代学术思想如何成为这一时代的渊源，这一时代的思想又对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几千年发展演进的趋势顿现在读者面前。书中对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及其学术成果，评价极高。关于战国时代学术为何勃兴，梁氏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他总结造成学术勃兴的原因，共有七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由于 之自由：“政权下移，游士往来列国之间，出现了处士横议的时代风气，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对于因学术“定于一尊”而造成思想受压制、刻板附和的情形，梁氏以严厉的态度进行批评。他一再用进化、竞争学说，说明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对社会及学术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其中说道：“进化与竞争相倚，此义近人多能言之矣。盖宇宙之事理，至繁赜也，务使各因其才，尽其优胜劣败之作用，然后能相行以俱上。若有一焉，独占势力，不循天则以强压其他者，则天演之神能息矣。……学说并然，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万国历史而皆然也。……故罗马教会全盛之时，正泰西历史最黑暗之日。……吾中国学术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起。”这篇长文的宏阔视野和探索方法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引导青年胡适走上研究中国学术史的道路。如胡适他在《四十自述》中所言：“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分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30]

其后，胡适著成《中国近代哲学史大纲》（上）反响强烈，蔡元培为其撰序，称其书的一项突出特点是“平等的眼光”，将儒家学说与诸子著作平等对待，予以评价。20世纪初期还先后产生了皮锡瑞、章炳麟、刘师培、冯友兰、周予同、顾颉刚等学者关于中国经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虽风格各异，而其共同的显著特点，即是摒弃经学独尊的陈见，将之与各家各派学说平等地对待，进行客观的评判，充分证明了“以史治经”的近代治学观念蔚成风气。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

注释：
 
[1]丘濬：《大学衍义补》第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7页。
 
[2]《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按，乙亥，嘉庆二十年（1815年），丙子，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撰写这级文章时，龚自珍虚岁23-24岁。
 
[3]《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5-6页。
 
[4]《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319页。
 
[5]《明良论》，《龚自珍全集》，第31-32页。
 
[6]《明良论》，《龚自珍全集》，第33页。
 
[7]《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第112-114页。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323页。
 
[9]魏源：《叙东南洋》，《海国图志》卷五，第347-348页。
 
[10]均见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第47-48页。
 
[11]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第44页。
 
[12]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1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6-97页。
 
[14]《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六年。《年谱》又云：“既而悟其非，焚去。”
 
[15]《民功篇》系未完成手稿，大约撰于1886年。
 
[16]均见康有为：《致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一卷。
 
[17]据梁启超所说，“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
 
[18]即李莲英。
 
[19]《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
 
[2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1]陈寅恪：《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22]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孙文光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123-124页。
 
[23]钱大昕：《廿二史劄记序》，《廿二史劄记校注》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5-886页。
 
[24]均见《龚自珍全集·尊史》。
 
[25]王国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转引自《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9页。
 
[26]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20页。
 
[27]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第十三函，见《汪康年师友手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
 
[29]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4页。
 
[30]胡适：《四十自述》（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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