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凛然正气 敢作敢为

作者：方彦寿

来源：《福建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八日乙巳

          耶稣2019年10月4日

朱熹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胸有凛然正气、敢作敢为的南宋官员。他在任浙东提举时，曾六次弹劾贪官台州知府唐仲友。面对大义和私情，朱熹选择了前者，体现了一位政治家和理学大师的凛然正气。

“治吏以严”保护弱者

《宋名臣言行录》是朱熹于乾道八年（1172年）在建阳编纂并刊刻的一部史书。其目的，是为了给当朝以及后世君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借鉴。朱熹对北宋大臣范仲淹的言行尤为赞赏。在书中，他高度赞扬了范仲淹“慨然有志于天下”的情怀，并着力向读者推荐了范仲淹惩治贪腐的故事。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时，上书主张建立严密的任官制度，而深忧各路监司等官吏“不才”，下决心整顿吏治。他查阅各路监司的簿册，凡遇“不才”姓名“一笔勾之”，按序予以撤换。枢密使富弼见此情景，试图劝阻他说：“‘丈’（对长辈的尊称）只是轻轻一笔，您可知道，这背后将是这些官吏一大家人的哭声！”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意思是一家哭怎么比得上这一路民众的哭声！毫不留情地把这些贪官、庸官全部罢除。以“不才”官吏一家之“哭”，而换取一路百姓不“哭”，这是范氏任命官员、澄清吏治的主要标准，充分体现了范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

后来，朱熹在从政中，发扬了范仲淹这种大刀阔斧的治吏作风。他认为，只有“治吏以严”“御吏以法”，才能保护善者弱者。对贪赃枉法者，他深恶痛绝。学生王过记曰：“先生一日说及受赃者，怒形于言。”（《语类》卷107）他说：“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语类》卷106）

亲贤臣，远小人，扶忠良，除奸佞，这是历代有为的政治家所竭力提倡的治国主张。朱熹对奸佞误国、贪腐害国的危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希望有这么一位大贤君子，能“正其根本，使万目俱举，吾民得乐其生”（《语类》卷103）。这实际上是朱熹的夫子自道，他愿意努力去做这样一位大贤君子；所以，在朝时，他力劝君主正心诚意远离奸邪；在地方，则打击贪官污吏，反贪倡廉。在给弟子传授为宦之道时，他强调“当官廉谨”“事上以礼，接物以诚，临民以宽，御吏以法”（《答范伯崇》，《文集》卷39）。

不徇私情以民为本

针对时政的各种弊端，朱熹曾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如正君心、除奸佞、正吏治等。这些实际上是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理学思想在为政之道的反映。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八月，朱熹生平首上封事，就对贪佞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地方官是否贤良，是否清廉，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危休戚；而欺压百姓的地方官之所以横行无忌，又与朝中佞臣密切相关。对此，朱熹提出只有“以正朝廷为先务”，此弊病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与此一脉相承的，则是他在各地从政时，大刀阔斧端正吏治。

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朱熹应诏赴浙东救灾。他单车简从，调查民间的疾苦，弄清了浙东的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当地一批官员消极救灾，勾结豪绅侵吞救灾物资所致。朱熹十分震怒，他依法查办或上状弹劾了这些贪官污吏，特别是当时浙东最大的贪官唐仲友。

唐氏是婺州城里有权有势的豪门大户。唐仲友的父亲、大哥、二哥都是进士出身，也都有一官半职。在朱熹来浙东之前，唐仲友任台州知府。而宰相王淮，也是婺州人，与唐仲友是姻亲戚友的关系。唐仲友在大旱灾之年，不但不赈灾救荒，反而违反税法，擅自将缴纳夏税的期限提前两个月，迫使台州的饥民大批流亡。

对此，朱熹连续上了六道奏状予以弹劾，他不顾唐仲友与王淮有姻戚关系，更不因为王淮对自己有所谓“荐举”之恩而网开一面。此时，先贤范仲淹“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惩治腐败的故事激励着他：若唐仲友一家“不哭”，则浙东一路百姓就“哭”无宁日。他的这些举动，体现了儒者的胸襟，和理学大师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

阐明义理弘扬正气

朱熹倡导公平公正，廉政勤政，传统儒学所提倡的“正气观”，也是其思想渊源之一。何谓“正气”？什么是正气观？

朱熹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其一，从“人”与“物”对比而言。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由“理”和“气”所构成，而只有人“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语类》卷4）。儒学先贤孟子提出人性本善，是为了解决人与动物、人性与兽性的根本区别；朱子在此说正气，则是强调世间万物包括动物在内虽同为天地所生，“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故人为最灵”（《语类》卷98）。

其二，从“人”与“人”的对比而言。由于每个人的先天气禀与后天的道德修养不同，免不了有正邪之分和正邪之争。“若以正胜邪，则须是做得十分工夫，方胜得他，然犹自恐怕胜他未尽在。正如人身正气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语类》卷59）所谓“做得十分工夫”，指的就是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在这方面做足“工夫”，才能以正胜邪，正气压倒邪气。

朱熹认为，正气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为人气概，是“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是“自家有道理，对着他没道理，何畏之有”（《语类》卷52）。正是凭着这股“何畏之有”的大无畏精神，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气节，朱熹才能不畏权贵，倡导公平公正，廉政勤政。

朱熹认为，在每个人身上，自然具备的，只能是“血气”，而不是正气。正气的来源与养成，靠的是道德修养，对“义理”的广泛吸收。血气与正气的区别在于，“义理附于其中，则为浩然之气。若不由义而发，则只是血气”。所以，“与天地为一”的“浩然之气”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靠的是日常的“养成”，靠的是日积月累不间断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功夫，从而“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

对朱熹的正气观，朱门后学文天祥用诗的语言作了一番描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文天祥《正气歌》，《文山集》卷20）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