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说诠说

作者：杨朝明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廿一日己未

          耶稣2019年9月19日

摘要：在对于董仲舒的历史文化地位的评述中，以王充《论衡》所言“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最为确切精妙。孔子推崇以周文王为核心代表的周代文明，留存周代文明命脉，整理周代经典文献，系统阐发了周代的礼乐文明并以此教谕弟子，构筑了儒家的思想文化体系。至于董仲舒，则适应了汉代新的历史环境，将儒家学说通过制度建设、核心价值观构建真正落实于政治与社会实践之中，进而塑造了帝制时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面貌。王充“文王－孔子－董子”之说，更准确地说明了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董仲舒；王充；文；中国文化

在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研究愈加深入的今天，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视野去审视董仲舒的历史地位，窃以为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超奇》中的话值得注意：“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此言内涵丰富，值得细细品味。这一评价从孔子思想来源说起，涉及以往人们注意不够的周文王，这启示我们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准确把握董仲舒的历史地位。

一、王充心目中的董仲舒

王充（27－约97年）出生在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去世130年之后，他的《论衡》是他用毕生精力写成。到王充时，汉代学术文化经过了20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王充通晓百家，学识渊博，从而能独抒己见，批古论今。在《论衡》中，王充“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往古与当时的学术思潮、思想学说进行衡评，“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定其是非，攻击虚妄。

王充对历史人物、事迹的评价鞭辟入里，与他自身成长经历关系密切。据说，他小时候逛书店，就阅读那里的书籍，后来回到乡里教书。王充善于思考，不死记章句。他擅长辩论，认为庸俗治学往往失去儒家本质。他曾闭门思考，谢绝一切俗礼和仪节，专心研究写作。故所著《论衡》解释万物异同，纠正了当时的不少疑惑。

在王充对自己家族渊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中的特立独行之处。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记载了个人祖上的“家丑”。当然，王充的本意是为凸显自己出身贫贱，说明“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但也印证了王充“疾虚妄”而禀实直言的人生信条。在那个格外崇尚孝道的年代，他的做法难免会令人误解，如唐代的刘知几就认为不合纲常，说他“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我们今天看，王充不为祖上讳，自抖“家丑”，显现了王充对于前人评价中的笃实、中肯、可信。

王充对包括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在内的汉代不少名家都有评价。例如，王充尤其赞赏和推崇桓谭（约前40－32年，字君山），他把桓谭与董仲舒进行比较，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论衡·案书》）他还把孔子称为“素王”，而称桓谭为“素丞相”。就像孔子从来未曾做王一样，桓谭也从来没有做过丞相，可王充认为桓谭可与孔子相配，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类比。在王充看来，桓谭评定世事，讨论疑难，无人能出其右。与桓谭一样，王充反对神学迷信等虚妄之言，所以他的《论衡》才能“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论衡·对作》）。

王充反对虚妄，所以称道董仲舒为“孔子之文”的落实者。那时，章句之学炽盛，他反对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很多儒生拘泥于家传，师徒相传，不敢改变，故所知有限。王充认为，既然“六经之作皆有据”，那就说明“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论衡·书解》），既然如此，诸子也各有其长。王充认为“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论衡·书解》），所以他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王充广涉经子，所见亦深，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论衡·别通》）

在王充的视野里，董仲舒是一位博学的“鸿儒”。王充把儒学之士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说：“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论衡·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自然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不离师法，辞说虽多，也不能称博；通人则博览群书，识古通今，但知识丰富，却未必了解世事。如果学而不能用，知道再多也没有益处。王充“贵其能用”，主张文人要能“抒其意指”，反对“信师是古”，文人草章属文，损益博通而能用世。如果在此基础上连缀篇章，成一家之言，那就成为非常理想的鸿儒。王充最贵鸿儒，就在于其为“世之金玉”，他们“超而又超”“奇而又奇”，在王充那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都属于“鸿儒”。

在王充心目中，无论董仲舒的治学精神，还是他的道德政治论述，都值得充分肯定。周桂钿先生说，王充《论衡》提到董仲舒62次，大都是正面评价或推崇[1]。例如，他说董仲舒论“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评价他的对策“策既中实，文说美善”“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如此等等。在我们看来，王充对于董仲舒的评价是颇值得玩味的。除此之外，他在《论衡·超奇》中把董仲舒与文王、孔子并提，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王充的这句话也许在当时并非郑重其事的评论，却很能表达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二、“文王之文”与“孔子之文”

那么，“文王之文”说的是什么，王充何以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关键是怎样理解这个“文”。

孔子周游列国，经历过很多困厄。一次，他和弟子们在匡地被围困数日，《论语·子罕》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样的困厄中，孔子的担当与使命感充分体现出来。在此，孔子自谓为“后死者”，以传承中华文明、继承文王之道为己任。孔子极力推崇文、武、周公之道，《中庸》说他“宪章文武”，《论语·子张》记子贡曾说孔子学修“文武之道”。孔子一生求道，他以文、武、周公之道的继承者自居。他渴望道的实现，希望社会具有正确的价值与信仰。他在匡地的淡定和从容，正源自他内在的信仰与生命追求，他要传承周文礼乐，继承发扬以周文王为创立者的周文化。孔子说，文王死后，礼乐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上天要消灭这种文化，那就不会让我掌握这种文化了；如果上天不灭亡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正如后来许多文庙“斯文在兹”的匾额所提示的，孔子所说的那个“文”指的是斯文、文化，也可以指文献，指蕴含文武之道的六艺典籍，孔子正是用这些文献传授于弟子。这个“文”，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文章”而已。古代教育有小学、大学之分，朱子《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黄震《黄氏日钞》说：“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引何北山曰：“所谓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盖当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礼乐悉已崩坏，纪纲文章亦皆荡然无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诗书，正礼乐，集群圣之大成，以昭来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谓得与斯文者也。”这个说法更为准确！

孔子推崇周文化，还在于周文化本身，在于它继承了夏商以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论语·八佾》记载说：“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郁郁”，形容事物盛美、繁多，这里是指富有文采。孔子斯言体现了他对周代文化的整体认识。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文化是损益发展的，周代礼乐文明并非全然新创，而是在夏、商基础上有所借鉴、有所损益发展而成。在对夏商周三代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周文化继承了夏、商的主体结构与基本精神而更加充实灿烂，故而他才对周文化非常向往，明确表示“从周”。

“文王之文在孔子”不仅在于孔子对周文化的体认，还在于他对周文化的发扬光大。周文化“郁郁乎文哉”，故孔子之口常常不离“周道”“周训”“文武之政”，他还时常“梦见周公”。孔子信仰周代的文化，希望恢复这样的礼乐之治。他意念坚定，表现在时时处处。例如，途经宋国时，他与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也记载了孔子的这句话。这样的情形与他在匡地被困正相仿佛。对自己的文化使命，孔子似乎有一种神圣体认和自觉意识。此种近乎宗教般的精神，正是古今中外伟人应对危难、创造伟业的动力与支柱。有人说此不过是“壮胆的话”，则失之浅矣。

周文王代表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在孔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继承与阐发、完善。文武之政、周公礼乐，从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如果对文、武、周公之道进行历史解读，就会发现孔子对周代礼乐文明的系统化。《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武王、周公作为“文王之子”，他们自然要大力发扬文王之道，不忘“文考”遗训。所以，不论“成康之道”，还是“周公之训”，皆“文王之文”也。王充说的“文王之文在孔子”，说的就是孔子对他以前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孔子“宪章文武”，以“斯文在兹”的使命担当，发扬光大周文化，系统阐发周朝礼乐文明，形成了他的博大思想体系。正如“文王之文”得到了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阐发与弘扬那样，孔子思想也被包括孔子弟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在内的早期儒家进一步发扬光大，“孔子之文”由此更加光彩夺目。

三、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孔子儒家的学说是治世的学说，所追求的是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天下和平。儒学绝不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绝不仅仅是空洞的理论，孔子和早期儒家都关注现实。不仅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栖栖惶惶到处奔走，子思、孟子、荀子也与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希望说服当政者行教化、施仁政、兴礼乐。然而，孔子儒家的治世学说真正具体落地而变为现实，却是从董仲舒开始的。

从春秋末年的孔子时代开始，社会持续动荡不安。孔子去世到董仲舒出生的整整300年间，可以说一直处在孔子所言的“天下无道”状态。春秋末年，礼坏乐崩；战国时期，征伐不断；秦朝短暂统一，实行暴政，二世而亡；楚汉战争以后，西汉虽然建立，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对于如何治理天下，汉初君臣都不得不去探索、去思考。他们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仁义不施”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也看到了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特点，明白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道理。无奈受制于西汉之初的经济状况，只能采取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于是，黄老之学兴盛一时，儒家思想依旧黯然不彰。

这种状况，到了董仲舒时发生改变。《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孔子学说的特点在于经国济世，董仲舒阐发了孔子思想，并且将这一学说具体落实在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班固所说“推明孔氏”，正是王充推崇董仲舒的原因所在。

孔子一生追寻，希望天下有道。他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在迟暮之年根据鲁国的历史作了《春秋》。《春秋》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寄寓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孔子痛心于礼崩乐坏、诸侯恣行、名分淆乱的现实，感叹道：“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他认为“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深切著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与左丘明入周，论史记旧闻，删烦去重，制定书法义例，借史明义，以期救世。这本是王官之事，而孔子以布衣身份代行天子赏罚，为后世垂教立法，所以他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孔子之“文”，从某种意义也可以理解为“道”，是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和谐、和顺之道，其中包含了文、武、周公所聚合起来的三代圣王治世理念，这个“道”又为孔子所接续、所传承、所发扬。另一方面，所谓“文”，也是“事”，即事功，“文”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遐思，而是需要落实和践行。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推明孔氏”，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具体“文化”社会。

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借史明义，经过董仲舒的切实努力，《春秋》大义又得以明于汉世。《春秋》通过鲁国历史表达孔子的政治理想，董仲舒则推动这种思想在汉代社会现实中具体落实。他在汉代确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构建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及思想传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董仲舒关注社会现实，就像前人指出的，董仲舒的许多做法，如“限民名田塞并兼”“天不重与”以及“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等，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弥合官民对立，“调均”社会资源分配。

王充所说“孔子之文在仲舒”，其所指应该就是孔子的治世理论到董仲舒这里成为政治管理的实践，这其实也是孔子当年所孜孜以求者。董仲舒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西汉中期的历史需求，与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然后通过制度建设、核心价值观构建，通过行政系统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实处，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思想在汉代变成现实。所以，李宗桂先生说，这种“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政治合作传统，从源头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并且将其锻铸为后世认可并践行的文化传统的，是董仲舒”[2]。

董仲舒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使孔子之道深入人心。如果把董仲舒思想与孔子学说放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比较，就会更加有助于对董仲舒思想的认识。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我们对孔子儒学以及董仲舒思想的认识，不应该过于简单化。例如“三纲五常”思想，人们对此讨论虽多，但它毕竟是属于“天地秩序”范畴的纲纪，没想到在帝制时代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异与扭曲。还有被认为董仲舒“政治思想两大武器”的祥瑞说、灾异谴告，其实算不上董仲舒的创造发明，在孔子整理的《尚书》中就有这样类似的事例，如《金縢》篇里的“大雷电以风”、《归禾》篇所谓“异亩同颖”（《史记·鲁周公世家》亦载）都是。其实，祥瑞说、灾异谴告就是《中庸》所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里所说是国家兴亡与社会民情直接相关，假如悖情违理的事情不断出现，难道还不应该引起重视和警觉！

董仲舒受到世人称赞，其实是他在“正其谊”“明其道”的社会意识与价值信仰方面的切实努力。他在《贤良对策》的最后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统一国家要有统一的思想意识，古今皆然。董仲舒强调要统一到六艺、孔子之术，这就是后人所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上，很多学者都看到了董仲舒的杰出贡献，纷纷对他加以称赞和表彰。《汉书》称董仲舒“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王充《论衡·案书》说：“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这与班固的“推明孔氏”相同，而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天地人》则说：“赖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矣。”这些其实都与“孔子之文在仲舒”的表述一致。

对于董仲舒的历史定位，以前学者们多认为：董仲舒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与孔子、朱子并称儒学三大巨擘。依今天看，我们更应当把眼光放大、放宽，从而站在中华文化五千多年创造与发展的广阔视野里，更多关注中华文化形成的漫长过程。如果将中华文化比喻为大树，那么其主干是儒家文化，根脉是孔子之前的“文王之文”，而董仲舒则使儒家思想和现实相结合，才使中华文化的大树有了这样的姿态，伸展出枝条，开结出花果。

窃以为，王充所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可以很好地诠释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王充处在东汉时期的中国，他对于孔子儒学形成的历史应该看得更为真切。可以说，孔子继承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奠定了中国的价值观念基调，董仲舒则通过汉代的社会政治实际进行了有效铺染。与“孔子－董子－朱子”的论说框架相比，似乎“文王－孔子－董子”更能说明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周桂钿.我的学术历程(三):三次定性董学[EB/OL].[2019-06-12].http://m.sohu.com/a/196820453_99916795.

[2]李宗桂.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J].衡水学院学报,2019(2):10-13.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