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传统文化教育”成为教育

作者：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教师》2016年第2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初八日丙午

          耶稣2019年9月6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基础教育的努力得到高度重视，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都在积极探索适恰于本土和本校的教育方式，也在探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和谐对接的方式。

在具体实践中，涌现了众多成果，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本刊(《中国教师》)特别就当下传统文化教育的热点问题，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教育中心主任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勇（笔名徐梓）教授，以期获得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进一步认识。

《中国教师》：

徐教授，您好！目前并存着几个概念，如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教育、经典教育或读经等，您认为这些概念之间有何内在关系？

徐梓：

现在，我们确实要对这些概念做出界定与澄清。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还是教育部发布的文件，使用的都是“传统文化教育”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是最恰切、包容最广的。

从教育教学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国学经典、文化知识、游艺游戏或技能技艺，在我正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教材中，每一课都由这三个部分相互支撑构成。

国学和国学教育这个概念，被许多大学用于研究机构的命名，它是一个中位概念：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包括或涵盖了经典教育或读经。

而经典教育或读经的“经”，只是国学文本的一部分，即最精要的那部分文献。也就是说，这三个概念中，它是最下位、最具体、范围最狭小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教育是偏正词组，前者为偏，后者是正。“传统文化”和“国学”是用来修饰“教育”的，它们是教育活动，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因此，必须坚持教育的原则，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不能以所谓的特殊性规避甚至违背这一原则和规律。

《中国教师》：

现在有一种说法，国学教育是圣贤教育，是为国家、民族培养能当大任的圣贤人才的教育，因此大力倡导、推广国学经典诵读活动，而且还涌现了一批纯读经的学校。对这种说法和现象，您有什么看法？

徐梓：

这首先涉及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圣贤是一个传统的概念，有特定内涵。今天，圣贤的产生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现代人才培养目标。

在我看来，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们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感受并向慕汉语的魅力，能够灵活地运用这门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感受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温馨，对传统和祖先保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形成对这一家园的情感皈依，特别是有能力参与到建设这一家园的过程中；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根于传统的土壤，从一个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很多人所说的圣贤教育，实际上是道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当然有道德教育的功效，但道德教育只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方面，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否则就会把传统文化教育狭隘化。

《中国教师》：

近期集中出现了针对王财贵先生倡导的“老实、大量、包本”读经学校的热议，对于这类读经学校的理念和做法，您有什么见解？

徐梓：

1994年，王财贵教授来到大陆推广读经，20多年来，吸引了众多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长，推动开办了一批全日制的私塾和书院。在推动新一轮传统文化教育兴起和唤起全社会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方面，王教授有着始倡、引领之功。我高度评价王教授的这一贡献，但也不讳言在为什么读经、读什么经、怎么读经的问题上，与王教授有着不一样的观点和认识。

在读什么经的问题上，王财贵教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读现有的语文课本，不如读蒙书；读蒙书不如读唐诗宋词；读唐诗宋词不如读古文；读古文不如读“四书”；读“四书”不如读“五经”。并进而认为读了后一种，前一种就不必要学了。我们可以附带地看一下，不要那么努力去学了，因为它不值得努力，所以，孩子们不用读蒙书和唐诗宋词这些“假的经，或是比较肤浅的经”，直接读“四书五经”。

实际上，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人书、绘本、童话、故事等对成人、学者来说，可能太小儿科了，但对孩子来说，无疑是吸收知识营养的有效渠道。再有价值的知识，如果不能被受教育者所接受或接受不了，就不适宜施之于教育，而有暂且搁置的必要。

南京师范大学的刘晓东教授对此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牛排对人体有营养，但不能让刚出生的婴儿也吃牛排啊。教育的原则不是不分对象、向所有的人提供所谓最有价值的知识，而是要向所有的人提供最适合、最恰切的知识，这也是循序渐进、盈科而进、学不躐等、不陵节而施的要义和精髓。

我认为，在基础教育小学阶段，孩子们应该只读唐诗、宋词和蒙书。这些文本，或者是韵语，或者是偶句，往往句子短小，形式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能最大限度地引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实际上，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不是孩子读了多少古代文本，而是要让孩子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传统文化的素养。

在这里，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是关键。因为对学生来说，如果没有学习兴趣，传统文化的价值就无从认识，素养的提高也无从谈起。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儿童在乐中学，学中喜，真正走进教育的过程。

因为只有在这时，孩子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潜能和灵性，从内在产生学习的动力，自我强迫地导向教育，这样的学习才是经济、高效的。否则，机械、单纯背诵所造成的厌学症，所形成的对经典的畏惧，使得学生在需要而且能够接受经典时，依然远离经典，“包本背诵30万字”显然是得不偿失。

我去过不少学校，观看了校方组织的传统文化教学成果表演。孩子们读蒙书时的表情特别快乐，像做游戏一样，蒙书不过是他们做游戏的框架和工具。而表演背诵《论语》的时候，孩子们往往像老和尚在念经，显得非常乏味，他们在台上背得痛苦，我在下面看得难受。

正因如此，近些年，我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提倡传统文化教育，认为传统文化教育是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是最优质、最有价值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有效途径和不二法门。

另一方面，我又反对过早读经，尤其是狭义的儒家经典。我们不能揠苗助长，要有耐心，等待化茧成蝶的那一刻，而不是过早、粗暴地把蚕茧剥开。实际上，现今中国教育教学的很多问题，是学科、学段不守自己的边界，不集中主要资源于自身的核心任务、肆意向其他学科和学段拓殖、承载过多功能造成的，所谓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

循序渐进是传统教育的优良传统，如同经典本身一样值得我们珍视。实际上，经典的产生，后于“循序渐进”的传统。孔子的时代乃至整个先秦时期都没有所谓的经典，我们的经典是汉朝传注家兴起之后、推尊本经才有的。

孔子强调“无欲速”，认为“欲速则不达”；孟子说过“盈科而后进”；《学记》则强调“学不躐等”，倡导“不陵节而施”。这些都是在经典产生之前，就已经确立了的原则。

传统社会是一个读经的时代，即便在那时，我们的先民也没有背离这一原则，而是将蒙馆和经馆分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又怎么能因为所谓经典教育的特殊性而背离这一传统，违背教育学的原则和规律，采取种种非教育化的做法呢？

我们的孩子是人，不是机器。他今天可以在教师的督责下学习他不感兴趣的内容，明天可以在家长的约束下阅读他不理解的文本，但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去读自己不懂的而又佶屈聱牙的文字。

朱熹和他的学生合编过一本《小学》，这本书很明显是为启蒙教育、是为孩子编写的。尽管历代政府在提倡，众多的学者在膜拜，朱熹自己也很得意，但它完全是辑录前代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而成的，从形式到内容，都不适合儿童阅读，引不起儿童的学习兴趣。在元明清时期，只是流行在学者的书斋里，供学者研究，而不能流传在孩子们的课堂上。这个教训，值得我们现在提倡传统文化教育时汲取。

《中国教师》：

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相当一批家长乐于把孩子送到读经学校去，这也反映了体制内教育的一些弊端，现实逼迫家长做出这样的选择。

徐梓：

是这样的。家长把孩子送到私塾、书院学习，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让孩子成为考试机器。现在孩子在基础教育每个阶段的学习，几乎是为考试做准备，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做铺垫，一直处于准备考试的过程中，这导致一些家长对这种应试教育的强烈不满。还有些家长认为，单纯的文化知识学习，冷落、轻忽了道德教育；如果每天朝夕与经典为伴，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德行。

我说过，私塾和书院的出现，是对现代教育的挑战与反动，是对根深蒂固的功利教育、应试教育的讽刺和嘲弄，是不满现有教育体制而且有一定素养的家长的自救和自助，也是将教育引向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如果大家分头去做这种探索工作，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私塾和书院的存在，至少对现在的学校教育有一种针砭和激励的作用。

但现代私塾和书院，不应只是让孩子单纯、机械地读经。相对于现代教育而言，私塾和书院最独特的价值是它规模小、人数少，师生朝夕相处，相互了解甚深，能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有针对性地施教。

这是私塾、书院存在的特殊意义，是私塾、书院对现代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私塾、书院在现代依然保持生机、焕发活力、被人们看重的原因。也就是说，私塾和书院满足了社会对多样化、个性化教育的需求，可以成为对现代教育的有益补充。

《中国教师》：

现在，我们回到体制内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上，您认为目前传统文化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徐梓：

现代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很多，我曾说及它庸俗化、功利化和非教育化的问题。对于体制内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缺少合格的师资。传统文化是一门新的课程，以前没有开设过，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利用，教师一切要从头开始，开展教学很困难，对于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都有不少困惑。而且合格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既要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要有一定的教育学意识，而同时具备这两种知识结构的教师少之又少。现在有很多速成班，一周或半个月或许能拿到一个结业证明文书，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培养，不是靠听几次讲座或几个月的培训就能达成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功效是隐性的、不是显性的，是长期的、不是暂时的，传统文化教育师资的培养，难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日就月将，积久为功。

传统文化教育教师，除了有教育学的素养之外，还需要有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学习，有起码的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训练，懂得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基础知识。这样的知识结构，都是众多的速成班不愿、也不能解决的。所以，大学应该承担起培养传统文化教育人才的责任，尤其是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高校。

第二个问题就是课程和教材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目前，传统文化还没有进入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中，山东省是第一个将传统文化列为省级地方课程的省份。校本课程是传统文化开设得最多的层级，不少学校有传统文化的校本课程和教材，但情况很不乐观，非教育化的情形极为普遍。

很多学校没有能力独立开发教材，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教育感到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做。即便已经开设，也心中没底，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否科学。我们努力推动传统文化进入国家课程，目的就是通过标准研制和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让传统文化教育得以更加健康、有效、持久的发展，改变现今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不科学、不合理的状况。

尽管传统文化教育历时既久，参与既众，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对它的发展前景满怀信心。很长一个时期，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民间力量在努力，十八大之后，政府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强势介入传统文化教育。

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自己应该做中华文化最忠实的代表者和传承者。在这一有利的大环境下，各种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理论经过沉淀和过滤，经过人们反复的比较和选择，会越来越科学；教师也会在应对各种挑战中，逐渐积累经验，完善素质，优化知识结构，提升境界，越来越自信和自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传统文化教育会有一个明朗的未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