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修古，尽祭之义

——当代文庙释奠仪程的建构

作者：刘续兵（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来源：《新礼乐》第一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初一日庚午

          耶稣2019年8月1日

“礼乐”乃儒家文化的核心所在，而“祭祀”之礼更是各种礼仪中尤为重要者，“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周礼•地官•大司徒》也记载，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将祀礼视为“十二教之首”。在各种祭祀之礼中，列入国家祀典并绵延至今的文庙释奠礼，具有文化传承、文明信仰的崇高性质，对于其独特价值和丰富内涵，有必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予以审视和研究。

一、回顾：历史上文庙释奠是尊重孔子儒学的重要载体

“释奠礼”是文庙祭祀最高规格的礼仪等级，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文庙祭祀”的专称。

儒家重视祭祀，更多地是着眼于血缘宗法社会的现实需要。祭祀祖先，乃出于对亲情的维护与延续，而源自于血缘的亲情乃是维系宗法社会和谐秩序的一个重要纽带。通过连续不断的庄严仪式，追思前人的恩德，使自己内心得到升华。因此，儒家提倡祭祀鬼神的意图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礼记·祭统》），要实现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这也是一种“神道设教”的教化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释奠礼”正是对“前哲令德之人”的追思和纪念。

“释奠”一词，现在看到的最早记载是《礼记》之《王制》与《文王世子》二篇。此时的释奠礼虽然肯定与“孔子”无关，但却是一种与“学”“教”有关的活动，这便为日后释奠礼与孔子祭祀合流奠定了基础。

自东汉明帝开始，在辟雍祭祀孔子已经成为惯例，所用规制为“太牢”礼。魏晋时期，释奠礼多在幼年皇帝或太子通一经之后举行；而更为隆重的是天子的视学礼。值得注意的是，南齐武帝永明三年（485），议定孔子庙释奠“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南齐书•礼志》，又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四》。），这是对孔子释奠礼规制的一次定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文庙释奠礼仪重要组成部分的从祀制度，即祭祀孔子之时，以孔子弟子后学以及历代大儒附祭的制度，也在唐代开始形成。随着圣、哲、贤、儒的文庙祭祀体系基本确立，文庙释奠礼仪也最终定型。

两宋时期，由于统治阶层的空前重视，文庙获得进一步发展。不同于前代主要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办学兴教”的因素也起到积极作用，文庙教育功能凸显，改变了前代重庙轻学、重祭祀轻教育的传统，因而，伴随着兴学运动的开展，各地在修建学校的同时，也都设置文庙，“庙学一体”的局面得以形式。宋太祖赵匡胤曾亲谒孔子庙，下诏增修祠宇等；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赐书孔子庙，诏立学舍，颁授孔子庙从上公制，并追封孔子弟子，颁布释奠仪注及祭器图，建庙学。此后，宋制影响较大。

金、元两代对于孔子祭祀亦十分重视。金代往往由皇帝亲自主持文庙释奠，而孔子封号在元代达到了极点。

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明世宗采纳张璁的建议，对文庙祀典进行了改革：一是撤除孔子的王号，称“至圣先师”；削除从祀弟子爵号；四配称“某圣某子”，十哲以下及门弟子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二是毁除塑像，改用木主；三是另立启圣祠，主祭孔子之父叔梁纥，而以从祀弟子之父配享从祀；四是简化祭祀礼制；五是重新认定从祀诸儒。明成化年间，祭孔子用八佾舞，升为大祀；嘉靖时又复为中祀。

满清入关之后，对于文庙祭祀取继承明制的基本态度，其尊崇孔子、祭祀孔子的程度，较之以往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祀礼规格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似乎与天地、社稷、太庙的规格齐等。

1919年，北洋政府将讲求实用之学的清初大儒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从祀孔庙，成为孔庙从祀诸儒中的最后两位。1934年，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介石等人提案，以夏历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国民政府举行的文庙祭祀，有几点与以往不同。首先，改变了原来四时丁祭的传统，仅以纪念孔子诞辰的方式进行；其次，在祭祀仪式上发生了重大变革，改跪拜礼为鞠躬礼，改三牲为献花圈；再次，祭祀仪式前先奏国歌。而家祭则依然采取传统礼仪。

总之，文庙释奠礼仪的规格，自唐以来，一向定为中祀。除了宋、明、清代曾短暂地升为大祀外，基本上维持了这一定制。然而，自孔子去世之后，对其纪念与祭祀，上至帝王，下至士子，从时间和空间上，是其它诸教无法比拟的。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孔子是文化道统的象征，也是政统教统的象征。孔子在士人中的影响力，不能不使帝王意识到祭祀孔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正如司马迁所谓：“诸侯卿相至，常先谒而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

二、损益：用孔子“时中”思想把握释奠礼基本原则

从本质上讲，历代中国祭祀孔子，都是将其作为“文化符号”对待的。举行文庙释奠礼仪当然首先在于尊崇孔子，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尊重以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既然是祭祀孔子儒家，理所当然要正确领会和把握孔子儒学的思想核心，并以此为原则确定具体礼仪。孔子认为，每个朝代礼制都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爱与和谐，以及“尊尊”“亲亲”的伦理秩序绝不会变。[1]

继承不代表僵化。孔子认为，有三种人是会招致灾祸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礼记•中庸》）。由此可知，孔子虽尊“礼”，但绝不拘泥于古礼，而是富于权变思想、“与时偕行”的“圣之时者”。

事实上，文庙释奠礼仪作为传统社会的重要礼制，自形成以来，一直存在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过程。今天思考与确定文庙释奠礼，既要把握其中“不变”的核心思想，保持传统祭祀仪典的内涵，又要防止“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

孔子以后两千多年中，儒学的地位虽有升降变化，但总体居于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位置。孔子儒学奠定了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作为官方的祭祀制度，文庙释奠礼仪也将各个时代的政治理念、思想意识、文教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论语•为政》篇记载：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里记载的是孔子对子张所问关于治国礼仪制度问题的回答，其本质上，所谈论的是“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孔子的这种论述十分符合他的一贯思想，“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就是明证。他执着于“王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是，在赞赏与敬仰三代“明王”的同时，他也批评“乱王”[2]。

《礼记•表记》记孔子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较之夏、商两代，周代文化更为理性，也更为进步。而周代礼乐制度也并非全由周人、周公所独创，也是在借鉴、吸收前代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融汇提升而成。可见，孔子对古代历史兴趣浓厚，但他绝不是埋首典籍的学究，而是深知研究历史可资作为今天借鉴的道理，更懂得研究近代史、当代史以树立政治观点的重要性。他一方面“详今略古”，另一方面“厚今而不薄古”，这与其“多闻缺疑”的态度有关。西周以前的资料多已散佚，传闻讹误处居多，对无史可征者孔子不肯妄加评论。所以他谈论古人，远古时期只到尧、舜、禹三人，三代时期的都很少。而对于历史人物，他既不是简单的肯定，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这又与他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不仅承认社会是变化的，更肯定了社会变革的作用，认为历史发展不是简单接续，也不是往返循环，而是朝着理想的境界向前发展。在评价齐鲁两国的政教时，孔子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同样，在《论语•卫灵公》中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这是因为相比之下，夏代的历法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殷代的车子更为自然质朴。这里虽指的只是对某一种事物的选择和利用，但也反映了其承续与发展的历史眼光。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等等言论，更从不同的角度明白地反映了孔子的历史发展观点。《论语•子罕》篇载有孔子对礼的看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意思是说，“礼帽用麻料来编织是符合传统的，今天大家都用丝料，这样更节省，我同意大家的做法。臣见君要先在堂下行礼，再到堂上行礼，这是符合传统的。今天大家都免除前者，只在堂上行礼，这是倨傲的表现，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但我仍主张要两次行礼”。准确把握了对礼的本质与形式的认知。孔子并非泥古，亦未固今，一切都视其是否合“宜”而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从这句无异于“夫子自道”的话语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孔子对“时”的深刻理解。一个真正的智者，对人对事不应存有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的僵化思想，而应本着合理、合宜的原则做出符合“时中”标准的决定。

三、构想：对当代文庙释奠礼仪的建议

今天的文庙祭祀活动，不仅包含着我们对孔子的崇敬与怀念，同时也借以表明我们对传统文化之价值观的回归与扬弃。而尊重孔子儒学，文庙释奠礼仪是一个很好的物质载体。如同孔子对于礼制的认识那样，文庙释奠在形成之后也存在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梳理历史上文庙祭祀制度的演变，可以为当代文庙祭祀制度的予以适当损益和改良提供明确的思路。

1.对文庙祭祀礼仪的反思

孔子在历史上地位的起伏、儒学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均可以在一部文庙祭祀史上得以展现。尤其可以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纵观整个文庙祭祀史，我们发现，其规格和礼制基本呈上升趋势，但其间多有起伏更易。而历朝历代的祭祀变革无不彰显了其时的世风与时势变化。

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思潮，并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中国大地，已深刻影响中国社会近一个半世纪之久，虽经近年来的“正本清源”，但毕竟人们与孔子儒学已经相对隔膜。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对待历史文化，不应采取“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一方面，妄自菲薄自不可取；但另一方面，更不能以为自己已经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而应当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3]但是，在对待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当今社会依然是乱象丛生，这其实也是人们对孔子祭祀持怀疑乃至批评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该不该有祭祀这样的形式？该不该祭祀孔子？“先贤不只孔子”，为什么只祭祀孔子？为什么这样祭祀孔子？这许许多多的疑问，归根结底，都源于对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不清晰。

孔子祭祀不仅仅是孔氏族人祭祖的“家事”，更是中国人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事”。[4]今人祭祀孔子，也应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及其创造者们表达敬意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虽然这种敬意对不少人来说已属陌生疏离。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民族，必定抱有宽容的精神，尊重前人的智慧，珍视自己的传统，善待外来的文化，不狭獈，不偏执，从多元文化中择善而从，从而延续民族文化的生命，创建属于当今时代的精神家园。

2.当前文庙祭祀礼仪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公祭孔子大典”现在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盛典”，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文化品牌，不但行之于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而且在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仍在延续。在孔子故乡曲阜，春秋时期，鲁国的礼乐令人叹为观止；百多年前，这里还是全国孔子释奠礼乐的中心。而对于今天内地孔子祭祀的现状，一些学者指出了祭祀典礼中一些不规范、不完善之处。结合我们的研究，总结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文庙祭祀礼仪”的名称问题。

文庙，现在人们一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孔庙”，例如曲阜“阙里孔庙”，由于同时是孔氏家庙，称其为“孔庙”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文庙中不仅仅祭祀孔子，而且以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称其为“文庙”更为妥当。

历史上的文庙祭祀名目繁多。应当认真研究历史上的做法，制定出当代的祭祀类别、祭祀名目。尤其国家参与的公祭，是文庙祭祀的“殊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值得认真甄别研究。

近些年来，出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各地都开始举行对先祖、先圣、先贤的祭祀。在这样的活动中，不难发现存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归结起来，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正名”问题。祭祀对象如何称谓？祭文、楹联怎样称名？甚至主祭对象与配享人物是什么关系？绝不应该是活动主办者或者组织者随意就可以确定的。

第二，关于“文庙祭祀礼仪”的举行时间。

从2008年开始，台北“孔庙”和曲阜“孔庙”不约而同的恢复了“春季祭祀”，使80年代以来影响由小到大的“文庙祭祀”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上“春秋两祭”的主要祭祀形式得以再现。但是，春祭与秋季的时间各地并不统一，这里还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和认知问题。

第三，关于“文庙祭祀礼仪”的具体仪程。

2004年开始，曲阜第一次将“表演性质”“民间性质”的“祭孔乐舞”升级为官方公祭，并从2005年开始，将“清制”改为“明制”，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有学者指出，曲阜祭孔大典的仪节设置存在内在层次性和关联性方面的不规范之处。另外，祭祀一开始就来了多次献花仪式，有悖于“礼不欲数”的精神。而且“从始至终都只是献花，最后社会各界献花环节更是混乱，甚至有人边走边摄像。这些都是极不合礼的，应该彻底改观”[5]。在服饰方面，参与祭祀的人员缺乏系统性规划或要求，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当然，这与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国服”有关，显示出在保留和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整个中国在礼乐传统上的缺失。

在礼仪的细节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且不论献花篮是西化的做法，仅就行走的方式而言，我国传统礼仪对不同场合的步法有非常细致的合乎人情、物理的规定。行礼要达到威仪可观的效果，就必须充分重视所有的细节，否则容易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

第四，关于“文庙祭祀礼仪”的“祭文”。

曲阜自“公祭”孔子开始，每年都专门邀请学者撰写“祭文”。最初，一直是邀请同一位学者撰写。自2008年开始，为“给孔子祭祀留下历史文献”，遂分别邀请“文化名人”撰写祭祀孔圣文，几年中，先后邀请了金庸、范曾、许嘉璐、杨朝明、董金裕等先生进行撰写，取得了很好的“名人效应”，主办者的意图或良好愿望得到了很好体现。

但是，从传统上看，古代释奠礼的祭文基本是固定的，仅将岁月干支依时变更，《大唐开元礼》等历代礼书都有明确的范文。因此，有学者就认为应该沿用古来惯例，参考历代祭文，撰定蓝本以推行开来，没有必要在祭文的撰写上“翻出”无谓的花样。

当然，关于祭文，还可进一步深化研究。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做法也有所不同，虽然不必追求“花样翻新”，但也不一定年年固定、一成不变。

3.对当代文庙释奠礼的建议

认真研究历代的孔子释奠礼仪，检讨今天孔子祭祀的现状，十分有利于今后孔子祭祀的规范化。既然是“公祭”，是今人举行的释奠礼，就应该与时俱进，制定出一套既接续传统又反映时代特色的祀典。这不仅为当今社会发展所需要，而且也是孔子关于礼制在“损益”中发展这一思想本身的要求。

首先，加强对孔子释奠礼仪重要意义的认识。

中国自古重视祭祀，对祭祀的重要性进行过很多论述。如《礼记•祭统》中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祭祀与政治管理密切相关，甚至是政治治理的关键。对人的管理，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而在众多的礼仪活动中，恐怕祭祀之礼又最为重要。礼生于心，形之于外，只有具贤徳之人方能够理解祭礼真谛。祭祀为国家头等“大事”，能培养人的“敬”心，所谓“以祀礼教敬”，也许正因如此，孔子才希望人们能够做到“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特别强调一个“敬”字。

对孔子祭祀的理解，与对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是一致的。今人祭祀孔子是对祖国传统文化表达敬意的重要方式。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的传承如同生命的延续，不可中断，更不可自戕。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不能自立，就难以赢得世界的尊重。今人思所以振作之道，必起于尊重传统、珍视文化。

研究孔子祭祀礼仪，还是开展一系列礼仪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中华民族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道德滑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人熟悉所谓西方“礼仪”，却从根本上丧失了中华“礼义”，深思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从孔子祭祀礼仪入手，可以把诸如“冠笄礼（成人礼）”“丧葬礼”“士昏礼”、源于古代“士相见礼”的生活实用礼仪等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有益于教化世风人心的优秀礼义传统推广开来，古为今用，对当前的道德建设意义重大。

第二，组织专门力量研究释奠礼仪。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释奠礼仪活动长期举行，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献，为研究制订今天的孔子释奠礼仪提供了丰富材料。但是，由于几十年的中断，人们已经对释奠礼乐比较陌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需要制定具有时代特色的释奠礼乐。

民国时期，因时局动乱，又无可供遵循的统一礼仪，所以释奠礼的举行很不正常，也不规范。1968年，台湾组织力量，聘请学者、专家组成“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分别成立礼仪、服装、乐舞、祭器四个研究组，确定各组的召集人，进行研究规划工作，初步订定“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释奠礼仪节”，在台北市文庙试行。经过两年的研讨改进，于1970年定案而公布实施，各方反应良好而一直在台湾沿用。

在韩国，释奠礼仪很受重视，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有专门的释奠礼仪“传承人”，有专门的“释奠学会”以及“佾舞研究会”等学术组织，还常常举行“释奠学研究”的学术会议。

在中国内地，有识之士已经对文庙释奠礼乐进行了开拓性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释奠礼仪活动有了很好开端。但是，毋庸讳言，现在的文庙祭祀还不规范，非常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在国家层面上组织专门力量，细致研究探讨，尽快制定规划。

第三，重点整饬作为释奠礼核心的祭祀乐舞。

东汉元和二年(85)，汉章帝祭祀孔子，用鲁国旧存“六代之乐”。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始用“八佾之舞”，乐奏“登歌”。南朝齐永明年间改用“六佾之舞”，“轩悬之乐”。隋仁寿元年(601)作专用乐章《诚夏》。唐武德九年(626)改名为《和》；贞观年间制乐5章9奏；开元年间又增3章，并修改歌词，颁定宫调。后汉改乐名为《成》，废除开元年间所增3章。后周又改名为《顺》。宋初改名为《永安之乐》；景祐二年(1035)改为《凝安之乐》；哲宗年间又增酌献配位1章；徽宗崇宁四年(1105)大晟府主持制定祀孔音乐，4年完成，仍用《凝安》，共8章；政和六年(1116)又增两章。金代借唐乐之名为《太和》，每章以“宁”为名，共9章9奏；明昌六年(1195)所颁乐章稍有不同。元初沿用金乐，成宗大德十年(1306)新撰《大成乐》共19章。明初颁定“六佾之舞”，乐章以《和》为名；洪武二十六年(1393)颁定《大成乐》；宪宗成化年间改用“八佾之舞”，加笾、豆为十二，以皇帝用乐和祭祀天神礼仪的规格祭祀孔子；世宗嘉靖年间，改为“六佾之舞”，乐用“轩悬”。明乐继承了唐以来乐、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已经趋向于完善和精炼。清初仍用洪武旧制，康熙六年(1667)作《中和韶乐》，定曲名为《平》，6章6奏；乾隆八年（1743），颁给全国各郡县及阙里文庙“四时旋宫”之乐，对乐名有所改动，更为六章八奏。

释奠礼中的乐歌，与舞蹈密不可分。在6个乐章中，“初献”“亚献”“终献”中的《宣平》《秩平》《叙平》3章有歌亦有舞，其余3章有歌而无舞。各章均由四字八句32字构成，三章共96字。每个字对应一个具有相应意义的舞蹈动作。明代时舞蹈由“立之容”“舞之容”“首之容”“身之容”“手之容”“步之容”“足之容”“腰之容”(或礼之容)等8大类舞容组成，共39种舞节，兼有执、举、衡、落、拱、呈、合、并、垂、交等11种舞具之势，与各类舞节相应形成适应3个乐章96个字所需的舞容。至清代，其基本结构形式未发生改变。

祭祀舞姿寓意极深，四转势为“四纲”：上转势(面北舞)象恻隐之仁；下转势(面南舞)象羞恶之义；外转势(相背舞)象是非之智；内转势(相对舞)象辞让之礼。队形的变动，也寄寓着独特的象征：初变东西立，象尼山毓圣，五老降庭；再变象筮士于鲁而象治；三变东西分，象历聘列国而四方化；四变而稍退，象删述六经，告备于天；五变而左右，象讲论授受，传道于贤；六变而复原位，象庙堂尊崇，弟子配享。

佾舞经过长期使用，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改朝换代，人们也没有将其进行大的改动。但是三献礼的其它方面却非一成不变，从释奠舞谱看，清朝与明朝舞蹈的动作已有了明显不同，舞者的服饰自然也有变化。即使同在明朝，舞谱也有变化，嘉靖年间整理的舞谱是单人表字，而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整理的舞谱则是两人并对表字。而且八个转动舞姿所表现的“八目”中，已经有于今天不合时宜的象征意义在其中。比如，前三个转动舞姿象“五常”；但第六伏观势，表示尊敬于君，第七仰瞻势，表示亲爱于父，第八回顾势，表示和顺于夫，实与“三纲”相连接。

通过上述描述，结合当代孔子释奠礼仪的现状，可以看出孔子祭祀乐舞需要进一步整饬。在这方面，曲阜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历代的乐舞歌辞不尽相同，为适应当前的历史实际，2005年，由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宋立林新编了祭孔乐舞歌辞，改编后的歌辞精炼概括了孔子思想的优秀内涵，并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此相适应，对释奠礼的音乐和舞蹈也应进行研究和整饬，使得其内容实质与表现形式有相应的损益和提升。

第四，改进与释奠礼有关的活动环节。

当前，中国内地的孔子祭祀活动还具有一定的“仿古”与“表演”性质。国家的礼制关联着社会的管理，孔子释奠不能停留在“旅游”的层面上，应当从极尽孔子文化的社会功能上着眼进行改善和规范。

在祭祀礼仪名称方面，祭典名称宜改为“释奠礼”。“释奠”原本是周代祭名，因奉献给祭祀对象的主要是币帛，也称释币。起初释奠对象较多，有先圣、先师、先老、行者之先（行神）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释奠对象逐渐只剩下先圣、先师。自汉代起，释奠几乎就成了祭祀孔子的专名；至唐代，释奠礼基本定型。从此，代代相传，无大更易。两千年来，孔子与释奠礼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近乎天然的关系。我国因取消了“释奠”之名而代之以“祭孔大典”“祭祀孔子大典”“公祭孔子大典”，以致鲜有人知“释奠礼”为何物。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大典，如果连名称都无法传承下去，岂不是很讽刺的事吗？[6]

在释奠礼举办时间方面，考虑到汉代以来已经形成的“春秋两祭”传统，加上至今未能真正确定孔子诞辰与辞世的具体日期，可以继续以已经实行多年的“9月28日”为秋祭日期，以国人慎终追远、悼念先人的“清明”为秋祭日期。这样既符合文化传统，又便于今天已经熟悉公历纪年的人们记住祭祀时间，是一个现实而自然的选择。2008年开始恢复的春祭，孔子故里曲阜即以“清明”为期，为很多人所接受；而台北文庙以“仲春月上丁日”为期，则造成每年春祭的日期都不一致，客观上产生了一些不便。

在祭祀程序设置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祭祀礼仪中的“正献”与“分献”问题。目前的仪程往往只有祭祀孔子的“正献”礼，而缺少祭祀配享者的“分献礼”。文庙祭祀以孔子为主，但有孔子弟子及其他儒者配享，所以在礼仪程序的设计中，不应忽视这一内容。

同时，应增加讲经的环节。自古以来，释奠就与讲论儒家经典紧密相连，皇帝、皇太子释奠讲经，史不绝书。《大唐开元礼》中的释奠礼就明确设置了讲经内容。其实，最近几年来，曲阜举行“祭孔大典”的前后，在孔子研究院同时举办“世界儒学大会”，国内外的儒学研究者通过这个平台交流研究心得，已经具备了“讲经”的某种意象。不过从仪节设置上，还可以进一步打通这两个活动的内在关联，使其相互呼应，重现释奠讲经传统，以丰富释奠礼的内容。

孔子本人少年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鲁国在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仍保留了较为完备的先代历史典籍与礼乐制度，以至于诸侯各国纷纷到鲁国来观摩和学习周礼。这种文化氛围使少年孔子感到好奇与震撼，令他对这些礼仪滋生了崇敬之心。今天的文庙释奠中，也应恢复祭祀和教育两项功能，增加青少年参与祀典的机会，使他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呼吸历史，触摸传统，增强释奠礼在文化传播和普及方面的现实作用。

注释：

[1]杨朝明：《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参看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刘续兵：《文庙祭祀的文化意义》，《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

[5]参看彭林、张德付：《关于“祭孔大典”的几个建议》，《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第15版。

[6]参看彭林、张德付：《关于“祭孔大典”的几个建议》，《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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