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胜教授主讲修身工夫 推动儒家修身学的现代转化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初七日己酉

          耶稣2019年3月13日

2019年3月7日上午，中山大学哲学系18级研究生“哲学前沿”课程第二课——《从“修身”到“工夫”——“工夫”的出场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于中山大学锡昌堂103室开讲，由陈立胜教授讲授。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取得了极佳的课堂效果。

▲讲座现场

陈少明教授先就本课程作开场致辞，主要介绍了陈立胜教授的学术地位与贡献，并推介了陈立胜教授新近出版的大著《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教研究》（三联书店2018年）。

陈立胜教授的讲课始于对本次课程之主题的解释：自先秦以来，“修身”一直是中国思想传统中延绵不绝的重要命题，但这一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宋代“工夫”论的出场意味着中国修身学传统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那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应该如何理解这场转变？这些关键问题正是本课程所要解决和传达的。

陈教授的授课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为何关注修身问题？第二，修身意识是如何兴起的？第三，“工夫”的出场为儒家修身学带来怎样的转折？沿着这三个部分，陈教授进行了条理清晰、细致绵密的讲授。

▲陈立胜教授

陈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关注中国修身学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因缘，乃是来自两位西方思想家——麦金太尔与福柯。麦金太尔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 Virtue,或译《追寻美德》）对西方道德谱系的演变作了清晰梳理，那么对于中国思想中的德性谱系，也应作融贯地审视和动态地理解；而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自我技术”的强调，则提醒我们有必要对同样作为“自我关注”的儒家修身传统也作一谱系学的梳理。

此外，内藤湖南将宋代视为中国近世开端的“唐宋变革论”，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对“唐宋变革论”的反思和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也进一步影响了陈教授对修身问题的致思方向。

由此便引出第二部分：既然修身问题是值得关注的，那么修身观念是如何兴起的？陈教授借用了英国宗教哲学家希克（John Hick）对轴心突破的判断，来帮助我们理解修身观念的发生：轴心突破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对自我转化之道的追求成为宗教的目标和愿景。与此相类似，中国修身观念的出现也意味着“哲学的突破”：生命成为“省察”的对象，修身的意义即在于秉持超越性的精神高度，对生命本身进行整体性反思，并与对“何为美好生活”的哲学追问联系起来。

先秦思想中普遍存在“修身为本”的意识，这一意识为儒、道、法等诸子共同分享。“修”这一原本表示外向性的技艺活动的概念，在《论语》及其后的《孟子》、《荀子》那里成为一种内在化的过程，身心和生命成为修炼的对象。这一由外而内的转变代表了人之尊严的觉醒，人作为万物之灵、五行之秀的意识与修身观念密不可分。对有待成长的生命本身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高贵的追求也构成了修身的哲学预设，规定了修身之于人的必要性。归根结底，关于修身的种种预设都可总结为“独”领域之自觉，也即一种心性结构的自觉，这意味着情感与意志的虚静、专一、自足和充盈。由此出发，修身也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如“修己以敬”的态度和治气养心之术等。

陈教授指出，先秦时期修身的重点乃是“君子之道”，主要在于恭敬、忠信等政治德性的培养；然而随着“工夫”的出场，修身的重点和目的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由此便引出了第三部分：儒家工夫论给传统修身学带来了怎样的转折？陈教授先对“工夫”一词进行了语义探源，追溯了这一词汇如何从最初的役使、劳作之义逐渐具备了修身养性的含义，最终成为修身的代名词。

陈教授接下来便详细梳理了“工夫”所导致的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体现在修身焦点的转移，以朱子对《中庸》“慎独”的新解为例，不同于汉儒在行为层面的解释，朱子认为“独”之重点在于对“一念萌动”之觉察、审查，关涉的是私己的、隐秘的心理活动。因此，这就意味着修身焦点转移到了“意念”，意念的对治成为工夫论的重要内容。

工夫带来的第二重变化，在于新的省察类型的出现。陈教授总结了四种省察、反思的类型：对人生整体的省察、事后的省察、意念发动后的即刻省察和在意念发动的当下进行的同步省察。前两种类型多见于先宋典籍，后两种则无疑是宋儒的发明。

工夫带来的第三重变化，在于修身的广度、深度均有重大拓展和深化，梦境、死亡都成为工夫的对象，内省的范围扩展到了全幅的心灵生活，死亡也不再是灰暗的、幽冥的、可怖的，而是成了一种清醒意识和自主事件。

工夫带来的第四重变化，在于修身技术的多元，如静坐工夫的出现，和书信、日记、日谱等自我书写（self-writing）的兴起，以及士大夫作自画像以便自我观照的盛行。

工夫带来的最后一重变化，在于圣人心性图像的重构。不同于汉儒视域中带有神性特征的、不可企及的圣人形象，宋明儒者认为圣人气象是可以通过做工夫来获得的，这也重新规定了修身的方向与归宿。

陈教授至此结束了本次授课的主要内容，并在结尾处提出了若干发人深省的开放性问题，如怎样解释这种“腔子中用功”的现象？“工夫”一词在近代以来的哪个时间节点丧失了其修身意义？而当“工夫”与修身脱节之后，我们又该用怎样的语词或称谓来表达自我修养？

通过详细梳理从“修身”到“工夫”的思想嬗变，陈教授提醒我们进一步思考：既然修身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身处古今之变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就必须在承接古典时代的修身观念与技术的基础上，推动儒家修身学在现代的有效转化，使得传统儒家对德性的要求和对生命的关注，在现代社会也能发挥积极意义。正如陈少明教授在随后的总结中指出的，修身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的，也是现实的；不仅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

▲现场提问

陈立胜教授讲授完毕后，广大听众进行了踊跃提问，提出了许多高质量的问题。

如中大哲学系郑淑红副教授提问：理学工夫论如何处理人性之恶？既然修身意味着“独”领域之觉醒，那么宋明儒对集体意识、共同体意志等是如何理解的？陈教授答曰：宋明儒其实是将个体修身与共同体建构结合起来考虑。第一，个体修身活动本来就是在一个共同体网络、人伦与社会关系之中展开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修身个体之间也需要结合为一个共同体、会社，一个准宗教组织，依靠定期的聚会及主体之间互动，才能更有效地省察与克服人性之恶。

又有学生提问：工夫论中是否存在自我与他人、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陈教授答曰：将宋明理学简单归结为“心性儒学”是不充分的，过度强调南宋以来的“内在”转向也是不准确的，修己安人本是一体两面，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对立的关系。

作为中山大学“哲学前沿”课程的第二课，陈立胜教授带来了系统、深入而生动的讲授，收到了热烈反响，取得了圆满成功。可容纳百余人的课室被听众们挤得水泄不通，这证明了“修身”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依然被现代人所热切关注。因此，如何推动儒家修身学的现代转化、让传统的思想资源继续焕发活力，就成了亟待讨论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