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宋朝人如果生活在大清，一定会被砍脑袋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腾讯·大家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初十日壬子

          耶稣2019年1月15日

哪些宋朝人设若生活在大清，确切地说，生活在雍正—乾隆盛世，会被大清皇帝砍了脑袋呢？——这当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不可能得到直接的证实。打个比方，有一些朋友会说，如果苏轼生活在大清乾隆时代，以他所写的那些讽刺时政之诗，就算长了九个脑袋瓜，只怕也不够皇帝砍的。然而，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比如乾隆皇帝似乎未曾亲口说过：我要宰了苏大胡子。

不过，下面这几名宋朝人，我们比较有把握说，如果他们生在雍正—乾隆盛世，必死无疑。

第一个人就是大文豪欧阳修。欧阳修写过一篇替朋党辩诬的《朋党论》，大意是说，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在传统官方话语体系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历朝皇帝都对朋党活动都深恶痛绝。欧阳修替朋党正名，有点惊世骇俗。不过按宋人的说法，欧阳修“上《朋党论》，以破邪说，仁宗感悟”，宋仁宗还是觉得欧阳修所说的有点道理。

不想几百年后，欧阳修之说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皇帝。雍正读过《朋党论》，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反驳欧阳修：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致，如果“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最后，雍正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看起来雍正并无诛杀欧阳修之心嘛，而是想找欧阳修辩论一番。但且慢，这句话其实并不是雍正原话，而是后来史官修《雍正朝实录》修改过来的。原话保存在原始文献雍正“起居注”中：“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明明白白说了要诛杀欧阳修。

第二个会被雍正杀掉的宋朝人，是问政的伶人。要知道，在宋代，讽谏时政、取笑官员乃是滑稽戏的常见节目，宋人说，“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现在的伶人，多拿当官的调笑。宋神宗年间，京师教坊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伶官，叫丁仙现，就经常在表演节目时拿当朝宰相开涮，搞得王安石狼狈不堪，“然无如之何也”，拿他没办法。后来王宰相还是老羞成怒了，“遂发怒，必欲斩之”。但最终还是杀不成，因为宋神宗暗中叫人保护了丁仙现。

这个丁仙现假如生活在大清盛世，早就去九泉之下演戏了。雍正年间，内廷戏班演了一出《郑儋打子》，因为伶人演得很卖力，“曲伎俱佳”，获皇帝赏赐酒食。席间，有一名伶人无意问及当今常州长官是谁（因戏中郑儋为常州刺史），雍正立即变脸，勃然大怒说：“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竟命人将那倒霉的伶人拉下去，活活杖死。

第三个会被大清皇帝杀掉的宋朝人，叫做王益柔。他是宋仁宗朝的文人，有一次应邀参加了朋友苏舜钦组织的饭局。苏舜钦是进奏院的头头，卖了单位的旧报纸，换成钱存入小金库，然后请几位同僚与文友集体去喝花酒。喝花酒时，王益柔乘着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两句说：“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恰好这事情让台谏官知道了，台谏官便拿住苏舜钦、王益柔不放，要求朝廷重责苏舜钦挪用公款喝花酒、王益柔发表“反对言论”之罪。

结果，苏舜钦因监守自盗被“除名勒停”，即开除公职；王益柔则被贬到复州当一名税官；其他参与喝花酒的官员也分别被降职。作为喝花酒发起人与组织者的苏舜钦，受到的处分最重；发表了“反动言论”的王益柔得到的惩罚并不比其他人更严厉。

这个处理结果，让几百年后的乾隆觉得非常不爽：“特宜正王益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在乾隆看来，苏舜钦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桩，可以原谅，教训一番就行了；王益柔“侮慢圣贤”，才是大事情，才应该重重治罪。那乾隆平日是怎么治文人“侮慢圣贤之罪”的？不说你也知道，就是杀杀杀。这方面，乾隆爷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王益柔要是遇到乾隆爷，死定了。

第四个会被乾隆爷杀了的宋朝人，叫做阿云。阿云是一位生活在宋神宗年间的登州女子，因为被家中尊长许配给一个丑男人韦阿大为妻，阿云不乐意，一日夜间，便趁韦阿大睡着，砍了他十几刀，意欲杀死他。但因为力气小，加以慌乱，未能杀死韦阿大，只是砍断了他的手指。不久案子告破，阿云承认自己就是杀手。

这个案子该如何判决，宋朝政府争论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议法数次，司马光等人认为，应该按“谋杀已伤”之罪，判阿云死刑；王安石等人则认为，应当按“自首减刑”之法，免阿云一死。最后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特赦了阿云的死罪。

清代乾隆年间编撰《历代通鉴辑览》，将宋代阿云之狱的相关争论收录了进来。乾隆皇帝对此事作出御批：“妇谋杀夫，悖恶极矣，伤虽未死，而谋则已行，岂可因幸而获生以逭其杀夫之罪？又岂可以按问即服遂开自首之条？”如果阿云案发生在乾隆时代，阿云哪里还有生理？

宋朝又有一名老秀才，不知其姓名，他要是生活大清，也必定是自寻死路。这老秀才曾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鼓动四川割据独立。吓得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批复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当当。”

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写信，鼓动他起兵反清。岳钟琪也是立即具折上奏，雍正马上抓了曾静。经审讯，曾静供称他的思想受了大学者吕留良影响。其时吕留良已经去世，但雍正连死人也不放过，下令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仍在世的儿子、族人俱诛。曾静则无罪释放，派去宣讲雍正皇帝的圣谕大义。然并卵，曾静终究还是难逃一死，乾隆爷继位后，立即就下令将那曾静重新抓起来，一把“咔嚓”掉。

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大清皇帝欲杀之而后快的宋朝人，还待日后读史时留意。（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附宋王朝与清王朝的几处对比：

【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对外贸易】

公元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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