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 ” 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十一日癸未

 耶稣2018年12月17日

后周显德七年（960），当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从周恭帝手里接过政权时，也许当时谁也想不到他建立的赵宋王朝能够享国三百余年，是汉朝之后国运最长的一个朝代。在陈桥兵变之前，已经有五个短命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兵变登场，又被兵变推翻（严格来说，后晋为辽所灭），安知赵宋不会重蹈覆辙，成了五代之后的第六代？

况且，宋太祖从后周接手的地盘，也不过是传统中原地区的一部分而已，周边割据军阀林立：长江中游一带有南平国、独立的马平节度使政权，四川有后蜀，岭南有南汉，江南有富庶的南唐、吴越王国，山西有北汉。更加强悍的对手是站在北汉身后的大辽国。

辽国的前身是游牧于北方草原的契丹部落，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此时赵匡胤尚未出生），统一了契丹诸部的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帝国，国号契丹。二十年后，中原为后唐清泰三年（937），军阀石敬瑭叛变，并向契丹国借兵，消灭了后唐，建立后晋政权，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予契丹。至此，契丹帝国的国土北至贝加尔湖，西抵中亚大漠，东临日本海，南部则跨过长城切入中原。再过十年（947年），因石敬瑭的继任者石重贵与契丹反目，辽太宗耶律德光发兵直逼开封，灭晋，同年耶律德光将国号改称“大辽”。

赵宋建立后，赵匡胤曾于开宝二年（969）亲率大军北伐，包围北汉太原城，却由于辽国出兵助汉，宋师无功而返。辽国之强悍，可以左右邻国后晋与北汉的存亡。

当宋太祖、宋太宗兄弟先后平定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各个割据政权之后，注定要跟大辽直接摊牌。

对新生的宋王朝来说，收复后晋时被割让出去的燕云故土，是太祖、太宗的夙愿。宋太祖尝设封桩库，储备战略物资，宣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陷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 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宋太宗也计划“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

而对辽国而言，其势力之强可以征服草原诸部落，发兵灭晋、灭渤海王国，迫使高丽纳贡称臣，未尝没有挥鞭南下、经略中国、统一天下之心。况且，辽国与宋朝之间也有领土争端。原来，后周时，周世宗柴荣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宁州三州和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这一领土遗产为赵宋所继承。此即所谓的“关南之地”。辽国一直以取回关南之地为借口，频频发兵南侵。

因此，在“澶渊之盟”达成之前，宋朝要北伐，辽国要南征，双方一直互有征战。

这差不多就是宋辽这两个东亚大国的历史宿命。

战争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初八，辽国大举南伐。

算起来，这是契丹第九次发起对宋王朝的侵略了。在真宗继位之后的咸平二年（999）、咸平四年（1001）、咸平六年（1003），辽国都曾进兵冒犯边境，或小胜北还，或为宋师所败。但这一次辽军的来势特别凶猛。辽主萧太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率兵号称二十万之众，先锋为辽国大将萧挞凛。十五日，辽国破宋境顺安城；十六日，又破遂城，并擒宋将王先知；又自定州东部突破宋人的唐河防线，逼近阳城；然后，辽军分兵三路，扑向瀛州、祁州，并欲乘虚直下贝州、冀州、天雄军（参见中信出版社出版、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

军情自边关急递至京师汴梁，宋王朝“中外震骇”。

其时宋真宗赵恒继承大统不过几年，作为一名从未像他的伯父（太祖）、父亲（太宗）那样在沙场厮杀过的文弱君主，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军团，真宗该如何对付这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不但是国家的危机，也是真宗个人的荣誉危机。

真宗召宰相等大臣商议对策。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密言于上，请幸金陵”，建议皇帝到金陵避避祸；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幸成都”。真宗问宰相寇准：有大臣提议迁都金陵或成都，爱卿有何意见？寇准假装不知道是王钦若与陈尧叟的意思，当着两人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成，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真宗不敢再存迁都之念，决定御驾亲征。

这个时候，前线辽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也受到遏止。九月下旬，辽人以数万骑进攻山西草城川，宋军将领高继勋率兵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说：“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遂与辽兵激战于寒光岭，“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众”。

十月上旬，辽师围困河北瀛州城，“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使奚人负版乘墉而上”。瀛州原为辽人所占据，后为柴荣夺回，现在辽国对拿下瀛州是志在必得的。但宋军也早有防备，“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发垒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辽人强攻不下，萧太后亲自上阵督战：“契丹主及萧太后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猬”，却被守城的宋军以礌石、巨木、弩箭击毙“三万人”，“伤者倍之”。辽军“弗能克，乃退”。

瀛州保卫战的大捷，极大挫伤了辽军企图一鼓作气拿下关南之地的信心，同时也坚定了宋真宗御驾亲征的决心。

十一月十四日，真宗离开东京，移驾前往澶州前线，亲征辽人。并于二十六日抵达澶州南城。当时澶州被黄河分隔为南城与北城，北城正是战争前线。真宗原本打算驻扎在南城，不过黄河。这样安全一些。但寇准坚请渡河：“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摄，非所以取威决胜也。”真宗这才过河，登上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此时辽师数万骑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直抵澶州城下，随时可以发起攻城之战。相持十余日之后，辽军统军萧挞凛自恃其勇，出营督战，守城的“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凛额，挞凛死”。萧太后闻讯，“哭之恸，辍朝五日”，深知战局再拖下去，辽军也讨不到好处，不得不向宋方提出议和，《辽史》说：“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宋真宗无疑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并不希望战火一直烧下去，也有意于议和，于是派曹利用为谈判代表，赴辽营和谈。

议和

宋辽停火谈判是在宋军取得战场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按寇准的意思，应该趁机对辽国提出苛刻的讲和条件：一、契丹交回燕云十六州；二、契丹称臣。但显而易见，这样的停火条件是辽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辽国开出的要求是，宋王朝交回关南之地。

宋真宗问计群臣：“吾固虑此（指辽国意在关南之地），今果然，将奈何？”辅臣说：“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资，以固欢盟。惟陛下裁度。”真宗说：“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耳！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意思是说，割地求和这种事情，是我万万不能做的。辽人如果执意要夺关南之地，我们不惜跟他们一战！如果辽人愿意放弃关南，可以考虑给他们一点经济补偿。这是宋朝一方定下来的谈判基调。

曹利用动身前往辽营之前，宋真宗再三叮嘱他：“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曹利用问，那最多可以答应给辽人多少钱？真宗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但曹利用出发前，被寇准叫到帐内，寇准警告他：“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将斩汝！”

到了辽营，辽方果然提出要宋朝归还关南之地。曹利用说：“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割地。

辽方说：“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负愧多矣。”曹利用答道：“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如果辽国坚持要地，那就战场上见分晓吧。

萧太后与辽圣宗“闻之，意稍怠，但欲岁取金币”。双方谈判的焦点遂放在岁币的数额上。最后曹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议始定”。

和谈既成，曹利用回澶州向宋真宗复命。当时真宗正在进食，便叫内侍出来问曹利用到底谈了多少钱。曹利用告诉内侍：“此机事，当面奏。”内侍说：“姑言其略。”曹利用还是不肯明说，“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内报告真宗：“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失声说：“太多！”既而又说：“姑了事，亦可耳。”

待真宗用餐完毕，召曹利用进见。曹利用再三称罪，说：“臣许之银绢过多。”真宗问：“几何？”曹利用说：“三十万。”宋真宗“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

十二月初七，宋方派使者持誓书前往辽营报聘。誓书写道：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辽国回复宋朝的誓书写道：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

这就是辽宋两国于公元1004年达成的“澶渊之盟”，两份历史性的文件。

均势

宋王朝与辽帝国之所以能够在交战二十五年（从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到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能够达成和约，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由于双方军事上的势均力敌。

宋辽之间比较大的战争少说已经发生过十数次，双方各有胜败。大体来说，宋朝的北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一举吞掉对手。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本上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实际。

那么，为什么刘彻时代的西汉能够击溃匈奴，李世民时代的大唐能够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国力最盛的时候也无法从辽国手里拿回燕云之地？进而言之，为什么宋王朝在与辽国、西夏、金国等草原铁骑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汉唐雄风？

相信许多朋友会归咎于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国精神。然而，宋朝的所谓“抑武”，只不过表现为对武官坐大、预政的制度性防范；对于国防与武备，可是从来都没有丝毫的放松。宋政府不但设有当时最先进的兵工厂，还将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养兵。试想一下，在11至13世纪极为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备与国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骑兵碾灭了。

但宋人确实在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这里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从立国那一天起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首先，由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丧失了长城防线：“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长城尽管谈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险线，但显然是一道有效的防御线，有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轻易地跃马南下；失去这道屏障，便可一马平川南下牧马。宋人对长城的功效，也是比较怀念的，一首宋词写道：“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

其次，在冷兵器时代，自马镫发明之后（汉代时马镫的应用尚未普及，骑兵的威力未能发挥到最大化），战马就是最强悍的装备，骑兵就是最厉害的部队。宋人已认识到：“马者，兵之大也，边庭之所以常取胜中国者也”。然而，“中国之兵，步多骑少，骑兵利平，步兵利险。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与天尽，不见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虽步卒百万，讵能抗戎马之出入乎？”你去看《清明上河图》，会发现画家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这正是宋朝缺乏马匹的写照。之所以缺马，是因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养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马的供应量严重减少。宋人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

如果说，长城防线的丧失导致宋人的防御力大打折扣，那么良马的路匮乏，则使宋朝部队的攻击力受到限制，难以跟草原铁骑一争兵锋。相比之下，辽国、西夏都是马资源充沛的地方，战马唾手可得。按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疋”，每一名士兵配备三匹马。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纪之后的辽国跟汉武帝时代的匈奴、李世民时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语。匈奴与突厥都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文明形态，而辽国已经从中原王朝学习到构建国家的组织能力。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前，契丹各部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各部落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平时各自为战，耶律阿保机仿效中原王朝的组织方式，将它们结成一个紧密的国家共同体，设立南北枢密院控制全国武装，并创设直隶于契丹皇帝的常备军——宫帐军。不管从国家的组织能力、财税汲取能力，还是从战时动员能力来说，大辽帝国都非以前的匈奴与突厥部落所能比拟，即使汉武帝与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够征服辽国。

宋辽双方军事优劣势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宋朝部队很难在对辽战争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只能双方对峙。

盟约

毫无疑问，宋辽之间谁也吞不了谁的战争，如果长久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双方停火，坐下来谈判，在承认既成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和平协议，无疑是双赢的选项。我们对宋辽“澶渊之盟”的评价，也应该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今天有些人可能会习惯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和约。但事实上，“澶渊之盟”是在宋朝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作了让步而达成的和议，跟屈辱性质的城下之盟完全不是一码事。从“澶渊之盟”的内容来看，也没有屈辱的条款，而是一份平等的条约。

来看看盟书以及后续约定所达成的重要协议：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宋政府坚决不割地），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双边贸易。

许多人认定宋朝签订澶盟为“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但从岁币的性质来看，它既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19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岁币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政府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其实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这一点盟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而且，对宋王朝来说，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同时，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宋朝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八十万贯价值的顺差，数额超过送出去的岁币。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岁币支出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

至于有一些网文认为，“由于宋朝经济文化影响力太盛，两国互市之后，宋朝的大观通宝在辽国成为了贸易的结算货币。到宋辽贸易后期，辽国发现铸币无用，干脆也就不铸了。于是要辽国老命的一场货币战争就悄无声息的开始。 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曾经不可一世的契丹国被掏空了。”显然就是“货币战争”阴谋论的一次过度引申了。

当然“澶渊之盟”也确实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那就是它在给宋辽带来百年和平的同时，也让两国都消磨了斗志，松懈了军备，致使大辽与北宋先后都被新锐的女真铁骑所灭。然而，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不能用来否定和平协定的价值。

战争无疑是烧钱的游戏，更是杀戮的游戏。财物的损耗还是小事，宋人更不愿意接受的是，如果宋辽征战，势必有无数的军人与平民要死于战火。而从“澶渊之盟”生效，到北宋末宋朝与女真秘密订立“海上之盟”，辽国两国实现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其间尽管有纠纷、有局部冲突，有勾心斗角，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没有引发战争。想想近代西方国家创设的国际组织、机制、协约，还未有一项能够维持一百年和平。从这个角度来看1000年前中国的“澶渊之盟”，给予多高的评价我觉得都不过分。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