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批判

——新统治阶级

作者：海伦·安德鲁斯 （澳大利亚悉尼独立研究中心的政策分析师）

译者：吴万伟 （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来源；原载《文史哲》2018年第6期，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廿九日壬申

         耶稣2018年12月6日

摘  要：贤能政治批评家应该质疑贤能政治基本原则的可靠性，并指出在实践中贯彻选贤使能的不可行性。英国公务员制度的两位改革者于1854年撰写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引发公众的两极反应：自由派认为竞争性考试是最伟大的公共改革之一；保守派则担心计划在实践中行不通，用带有主观性的“根据功绩来晋升”取代根据资历晋升，为任人唯亲大开方便之门，将竞争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能对公务员系统的社会活力和弹性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违反民主问责原则。贤能政治会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中央集权，造成政府精神的转变，可能把英国社会变成由暴君和奴隶组成的两极世界。封建贵族试图阻止官僚阶级支配国家，却意外制造出了一个新贵族阶级，这无疑意味着社会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脆弱系统的终结。

关键词：贤能政治；公务员制度；竞争性考试；贵族；新统治阶级

一、引言

2016年秋天，托比·杨做了一件颇具反讽意味之事。托比的父亲是英国社会学家和工党终身贵族迈克尔·杨，也是贤能政治（meritocracy）这个词的创造者，该词首次出现在他1958年的讽刺作品《贤能政治的崛起》中。托比是当之无愧的教育改革者，在当记者和传记作家时就名声大噪，之后创办了西伦敦自由学校。2016年9月，他在澳大利亚一家月刊上发表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重新探讨了由他父亲创造的这个标志性概念。他写到，父亲的观点----贤能政治逐渐创造出一个等级森严和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无疑是正确的，但依靠废除选拔性教育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却是错误的。“与我的父亲不同，我不是平等论者。”如果贤能政治制造出新的种姓制度，“解决办法应该是让它的尚贤色彩更浓厚些”。要恢复机会平等，他建议应为“低于平均智商”的贫穷父母提供补贴，使其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就最大程度低提高孩子的智商[①]。 该建议的反讽意味在于托比正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对世袭遗传并不重要的观念拥有特别的洞察力。

托比求助于优生学的古怪之举表明，就像批判贤能政治的所有现代人一样，他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他们揭露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但提出的解决方法都不过是微调而已，要么稍稍改善制度的效率，要么稍稍减弱对穷人的偏见。例如，威廉·德莱塞维茨在《优秀的绵羊》这本书中指责，常春藤名校将一帮恶毒的统治精英强加在国人身上。接着又小心翼翼地建议，名牌大学可以通过在招生录取时给予社会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更大的优惠，并减弱对申请者“简历”的过分关注[②]。 拉妮·吉尼尔的《贤能政治的独裁》，从标题看似乎是严厉的批判，但她的建议暴露了其真实意图，不过是要我们学会“奖励民主功德而不是奖励谁更会考试”罢了[③]。 克里斯托弗·海耶斯把他的第一本书《精英的黄昏》的副标题确定为“贤能政治之后的美国”，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如何提高效率而使贤能政治永存[④]。 罗伯特·帕特南在新书《我们的孩子》中证明，美国社会的流动性陷入危机之中，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住房券和人人都有资格上学前班之类预料之中的骗人花招上[⑤]。

若作者用十五页的陈词滥调或乌托邦幻想结束其长达二百页充满热情的长篇大论时，通常被称为“最后一章问题”。但是，若每位作者在谈到某个问题时都不知不觉地陷入迷茫之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作者在批判贤能政治时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头脑还困在贤能政治的框架之中，他们无法想象框架之外的东西。本来应该提出质疑的东西，他们却认为理所当然。

但是，若不把贤能政治视为理所当然，会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根据某些值得向往的品质为候选官员排序，然后从中挑选最优秀者。这个理念似乎不言自明，但它是在不久前才被创造出来，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如果回顾它在英语世界首次出现的场合，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群人反对它，不仅因为他们觉得这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因为他们根本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则。贤能政治有开端和过程，还可能有个终结。开端就在1854年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的第一页，在那里作者首先杜撰了这个词[⑥]。

二、两个改革者的故事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说过，任何一个政府职位，我派谁担任，谁就合适。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对任命权制度的理解。这基本上被当作政治事实来接受。政党民主需要政治工作者，如果不能为亲信分配公务员的工作，政党如何能说服人们为其工作？任命权制度现在被视为现金捐款：毫无疑问有些声名狼藉，肯定容易招致腐败，但这并不违法。本杰明·迪斯雷利可以说是乔治时代的散漫松弛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正当性之间的过渡人物，他在1858写道：“任命权是权力的外在的、可见的标志，权力则是内在的、精神的恩典。”[⑦]

这种神圣推理对未来时代的新教改革者没有任何意义，对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来说当然也没有意义。今天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被认为是倾向自由的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自我满足的原型，他甚至认为妹夫特里维廉有些自命清高。两人都在印度时，麦考莱谈到特里维廉时说，“他心里充满了改善道德和政治的方案，即使在求爱过程中，他的话题也集中在蒸汽导航、当地人的教育以及糖税的均衡等问题上”[⑧]。 这并没有阻止麦考莱利用他的影响力在1840年任命特里维廉为财政部高级常务秘书，虽然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特里维廉，他曾经从中干预此事。如果他这样做了，历史可能就该重写。其实，特里维廉一直认为自己的晋升是朝廷对其功德的奖励，回到英国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尚贤原则了[⑨]。

除了前私人秘书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之外，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需要第二位主席来调查公务员体制改革时，他首先想到了查尔斯·特里维廉，认为此人是能够给他答案的可信赖者。当时的共识是公务员制度已经混乱不堪，并且效率低下，必须采取措施整顿。这个时期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就出现过泰特·巴纳克尔的拖拉衙门“兜三绕四部”。作为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特别关注的是，为党棍和门生谋取工作清闲但报酬优厚的职位要付出的代价，他与生俱来的道德谨慎使他倾向于支持采取竞争性考试，以此剥夺大臣的自由裁量权和腐败诱惑。

诺思科特和特里维廉花了将近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本只有二十三页的报告。幸运的是，报告出现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引起公众强烈要求行政改革的关键时刻（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作为财政部组成部分的军粮系统就在特里维廉的监督之下）。报告建议，所有新入职的公务员都要接受中央公务员委员会的某种考核。最起码，拼写和算术等资格考试将淘汰掉明显的不合格者。更理想的是设置大学水平难度的竞争性考试，每年在确定的日期在多个地点举行，考试科目包括希腊语和化学等。不需要名家推荐，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然后，每年公务员职位空缺多少，就按成绩排名从上到下录取多少名考生[⑩]。

对此，公众的反应差别很大。像大多数倾向改革的自由主义者一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兴奋异常，他欣喜地说：“竞争性考试对我来说似乎是最伟大的公共改革之一，它的采用将开启历史的新时代。”[11] 哈罗公学校长承认，现状的受益者可能阻挠改革。但是“我不能理解仅就其抽象的好处就存在着两种观点”[12] 。许多英国人还不习惯在学校之外的地方还需要考试，（用已故历史学家的话说）“看起来似乎像外星人闯入政治世界---好像有人向证券交易所提议，要求当天的股票价格应该通过祷告和拈阄来确定”[13]。

特里维廉依据校长、教授和官员的意见完成了调查报告，引人注目的是所有教育者几乎全都支持，所有官员则几乎全都反对。官员们警告说，该报告精心斟酌后表达的观点在实践中可能根本行不通。例如，用带有主观性的“根据功绩来晋升”取代根据资历晋升将为任人唯亲大开方便之门。在曾尝试过资格考试的部门，监督者发现考试让“填鸭式教学”者的钱包赚得满满，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却不能产生多大作用。在反对者看来，整个事件就像是校长的一场阴谋。据我所知，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三个职员》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讽刺诺思科特和特里维廉改革的小说，其中以牛津教授和改革支持者本杰明·乔伊为原型的人物，幻想有朝一日“英国的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一些考试，蔬菜杂货店的年轻人除非得到健康检查的确认，否则不准搬运大白菜”[14]。 特罗洛普本人就是公务员，他怀疑这类考试泛滥只会给考官带来好处。

也有人担心将竞争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能对公务员系统的社会活力和弹性产生不良影响。爱德华·罗米利议员警告说：“公务员从下层阶级招收的人员越多，高层人才报名的就越少。”[15] 这不仅仅是势利。如果政府想让公务员们勇敢面对议员、金融家和外国政客，就必须招聘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曾担任格莱斯顿秘书的罗伯特·劳在推行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改革时做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但他认为公务员系统应该至少部分维持其贵族气派，虽然阶级不再是贤德的保证，但它产生“某种共济会成员的意识，这种感受虽然不容易描述，但人人都能感受到”[16]。 也许罗伯特·劳想到了他在温切斯特公学读书的时代和1829年著名的“低年级学生反叛”。这次抗议活动的爆发，是因为学校决定在高年级任命成绩最好者作为级长，而不是之前任命“运动竞技场的英雄”为级长的惯常做法[17]。 低年级同学起来反抗，劳（作为不擅长运动而被撤职的级长之一）早年得到的教训之一是，人们会自己决定他们愿意承认哪种权威。

其他反对意见更加接近这个原则。首先是民主问责问题。公务员们觉得他们得到这个工作是自己依靠功德得来的，并不欠任何人的人情，因此能保持独立性，也就是说能在监督和制衡面前保持镇静。即使如此，他们的权力并不是源于民众，而是源自议会庇护者，因为民众离他们太遥远了。教育处的拉尔夫·林根请求特里维廉记住，在选举之后，英国选民常常把教育处当作“战利品发放点”，“不仅因为酬金，而且因为影响政府管理的能力”[18] 。这几乎是一种直接民主。

三、转变政府精神

更大的担忧是，贤能政治会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中央集权。普鲁士的先例让沃尔特·白芝浩警觉“英国可能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有组织的官僚机构”[19]。 议员们在下议院挥舞着带有托克维尔和蒙塔朗贝尔警告的标语，呼吁不要重蹈法兰西帝国陷入独裁专制的覆辙，制造出政治知识分子群体，用“腐败的、驯服的奴性”取代英国的自由精神[20]。 格莱斯顿回答说，这种担心是“懒散、胆怯和懦弱”的表现，因为应该相信议会将确保公务员系统保持不变。“在欧洲大陆某些国家，这种改革实验或许有危险，但在英国，你想让公务员系统有多强大就能让它变得有多强大。”[21]

听到这种言辞，罗伯特·塞西尔（即已故的萨尔斯堡勋爵）说：“他并不认为那种恐惧像右边可敬的绅士认为的那样毫无根据和异想天开。”[22] 萨尔斯堡反对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改革的立场，被格莱斯顿的传记作者约翰·莫莱当作“男人都大同小异的懒惰教条”而不屑一顾。毫无疑问，这是萨尔斯堡的出发点[23]。 除了确保候选人会轮替和增加之外，他认为，选择你所能找到的最聪明者不仅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这种人可能傲慢自大，争强好胜，并将“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大好才华被埋没了”。这不仅是纯粹的猜测，而是他担任考试部门主管的亲身经历。萨尔斯堡引用一位愤愤不平的海关官员对其下属的抱怨予以证明：“自负、傲慢，因为通过了考试而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渴望搞文学创作，却不得不做海关检查的工作。”萨尔斯堡认为，这种傲慢在机关办公室里已经够糟糕的了，若蔓延至公众事务，将会对公民的自由造成威胁[24]。

更笼统地说，萨尔斯堡预测，竞争性考试将危险地改变政府的精神。在他看来，改革者寻求一种使政治艺术自动化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表露出对我们天性中最常见的东西而非最糟糕情感的深恶痛绝”。在滔滔不绝地说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塞缪尔·约翰逊、罗伯特·皮尔栽培他人的多个例子后，萨尔斯堡问到，仅仅为了保留一群头脑迟钝的模仿者就值得让我们放弃这样的行为吗？“为什么应该把私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恩惠、友谊、善良和感恩统统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在努力消除滥用权力的种种可能性之后，人类还保留哪些其他品质？仁慈？灵活性？对国家的忠诚？政治家可以依靠数学公式管理国家的概念实在危险得很，这是变态的观念[25]。

萨尔斯堡是保守派，他对任何进步都从来不会用一个好词来形容。另一个激烈反对“公开竞争”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也是如此。他是可靠的自由派，也是天才的管理者。长期在白厅工作的经验使他像萨尔斯堡一样相信，“在考试中成绩居中的人比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优秀公务员，不是一样好而是更好”[26]。 政府工作并不能为成绩优异者提供发挥才能和实现野心的足够空间，也不应该提供这样的空间。像萨尔斯堡一样的人会补充说，不就是政府部门的小职员而已吗？

但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派一样，斯蒂芬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按照英国的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公务员系统作为残疾人、失明者、耳聋者、体弱多病者的庇护所的名声当之无愧（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非常能干，完全有能力胜任工作）。斯蒂芬自豪地承认这种指控。他在写给特里维廉的信中说，“基于裙带关系的任命权就是要为弱者和自己人中的无助者提供避难所，那些天性强悍和受到良好训练的人自然能够自立。斯蒂芬怀疑，更糟糕的是，如果尚贤原则被广泛采用，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与少数精英的关系就像残疾人和聋哑人与他们自己的关系一样，有尊卑贵贱之别。“我想，尚贤世界（detur digniori）是暴君和奴隶组成的世界。”[27]

四、旧贵族离去，新贵族到来

那么，在贤能政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究竟谁正确呢？支持者们除了坚称在一般情况下，在更理性的基础上选拔的人将更优秀之外，做出的具体预测惊人地少。因此，很难判断基于功德的任命是否满足了他们的期望。一位费边主义进步派在1908年曾经反思说，“1870采取的公开竞争似乎消除了更进一步考虑选拔任命官员方法的必要性，而且也毁掉了他们工作的体系”。竞争性的考试“像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小说中的婚礼那样，意味着故事的结束”[28]。

毫无疑问，政府的规模迅速扩大。公务员队伍在50年内增加了3倍，在接下来的10年内又翻了一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高达281,000人。显然，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公众开始相信政府很多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从前假公济私的糟糕时代也绝对不能容忍的干涉，现在有了合理性，因为热衷神秘性的全国性政府（很大程度上华而不实）认定它是智慧之源。一直热情支持竞争的赫伯特·斯宾塞抱怨说，在竞争激烈的考试中，“本来可能强烈谴责官僚主义泛滥成灾的人即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可能采用一种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它”[29]。 官僚系统是自我延续的动态体系，像戴维·劳合·乔治的复杂预算，实施起来比维多利亚时代直截了当计算的税收制度需要更多的智慧。既然聘请了一帮聪明人，为什么不最大限度地使用他们呢？

白芝浩曾经警告说，公开竞争诱捕的聪明年轻人，“到了公共部门必然会陷入闷闷不乐、逐渐萎缩和亵渎神圣的境地”[30]。 但愿他是对的。可是，白芝浩忘了，厌烦工作的聪明人只要有可能也会竭力让工作变得有趣，公务员做事未必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内政部开始到处寻找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管是否有人需要他们的解决办法。殖民部开始频频干预当地官员的决定。下面分部的官员任何时候打电报到总部反映分歧，总部都从各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搜寻先例，并小声嘟囔：“真有趣！”同时，在现场的人迫不及待地做出决定，任何决定都行，根本不管它是否与1885年西帕德总督治下的贝专纳兰的做法相一致。

殖民部由于其特别专横跋扈而臭名昭著，可能是因为它所监督的那些强悍和活跃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在国内看不到发展机会才到国外闯天下的。常务秘书长罗伯特·米德在1892年的评论中提到，殖民地总督往往都是很“低贱的人”[31]。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非地主贵族的傲慢自大（米德本人是并无耀眼背景的尚贤支持者）。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时代有关公开竞争是否有助于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辩论早已结束。格莱斯顿和特里维廉都认为改革对他们有利。其实，辩论的任何一方都不正确。贤能政治创造了全新的阶级，部分来自旧贵族阶级，部分来自新商业阶级，但他们并不忠诚于任何一方。在187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新阶级攫取了旧贵族权力的所有支柱，不仅仅是公务员系统，还有军队、司法、地方政府、政党组织和教会的权力。

这是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的意义。贤能原则就像是英国政治代码中的病毒，它创建的阶级早就设计好要扫荡眼前的一切。就像宗教狂热者和民族主义者有时会战胜仅仅有信仰激情的普通士兵一样，贤能政治支持者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比旧贵族更坚信自己的优越性，“托天之福”（deo gratiasnonsense）的话语根本无法让他们变得谦恭一些。贤能政治支持者的另一个战场优势是流动性。判断他们接管国家政治权力程度的很好方式是观察出生在他们选区的农村议员的百分比－－－柴郡的数字从70%（1832–1885）急剧下降到25%（1885–1918）并不罕见。大卫·坎纳丁在 《英国贵族的衰落》中写到，新人主要是“外来者、专业人士、工会领袖、在本地社区没有广泛人脉和优越地位的人”[32]。

地方政府的变化也类似，因为对于拥有本职工作而仅在业余时间为市民服务的市长和地方绅士官员来说，政府的责任沉重得令他们难以招架，他们不得不引进大批专业人士来帮忙。康纳丁解释说，“正如最初一直担心的那样，县议会的贵族议员并没有遭到下层阶级的民主派的破坏，而是遭到官僚新贵的破坏”[33]。 这就是故事的本质所在。在他们的心中，旧贵族的使命是一方面扮演着抗衡经济寡头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控制普通群众的反抗冲动。结果证明，贵族应该更加担心的是官僚阶层而不是其他阶层。贵族试图阻止官僚阶级支配国家，但他们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不仅仅是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统治阶级所取代，而且是社会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脆弱系统的终结，之前君主和宪章主义者都没有能动摇这个体系。这使得英国尚贤制的胜利比后来美国的胜利令人印象更加深刻也更全面。

五、热烈拥抱贵族制

贤能政治从摧毁贵族开始，最终却创建了一个新的贵族阶级。美国反贤能政治文献的几乎每一本书都提出这样的控诉，这通常都出现在拥有实证性数据支撑的章节。社会流动性下降的统计数据多得很。1985年，名牌大学的学生中有不足一半的学生来自收入在最高四分位的家庭；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达到67%[34] 。那些大胆引用查理斯·默里《分崩离析》中的证据的作者发现，该书用实证性的数据记录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美国的知识精英成员相互通婚、共同居住在“最富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把孩子送到同样的名牌学校读书，因而走上同一条世人眼中的成功之路[35]。 德莱塞维茨直截了当地将其描述为对民主冲动的背叛：“我们新的多种族的、性别中立的尚贤制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向精英世袭制的道路。”[36]

问题大量涌现，但解决方案永远满足不了需求。批判贤能政治的作家们用螺丝刀而不是大锤来攻击贤能政治机器，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想调节哪个阀门而已。有些人认为解决办法是为弱势群体的孩子提供优惠，以使其跻身精英的门槛，但这样做可能令情况变得更糟糕。如果更多的人开始争夺数量有限的岗位，精英家庭的孩子拥有的微弱优势将变得更加明显。工人阶级家庭被迫卷入他们并不感兴趣的狂热的成功竞争，有谁关心过这样的问题吗？

其他人赞成更激进的解决方案，即重新确定“贤能”的定义，通常是用一种淡化吉尼尔所说的“衡量卓越与否的伪科学标准”[37]。 她的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替代品，用搭积木的方式测试“比亚尔-戴尔大学适应性指数”。这可能比玩弄机会平等的游戏更不靠谱。一方面，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孩子送进哈佛大学读书的家庭仍然会设法抓住一切机会。他们之前就根据录取标准做了准备，一旦标准更改，他们再做准备重新适应。此外，除非废除家庭，否则成功的父母总会把优势传递给孩子，这将使每一代人都享有这种优势。贤能如何定义并不重要；贤能政治的动态运作都是一样的，其操作过程不可避免。

我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贤能政治已经僵化成了世袭贵族制，那就由它去吧。人类历史上的每个社会都有精英。贵族是什么？不就是努力将自己呈现为社会精英的精英分子吗？允许创造这个贵族群体的社会力量继续工作，并拥抱这个标签。无论如何，这个种姓会吸收很多新的贤才，只要他们觉得有助于维持群体的连续性。对每个统治阶级来说，新人才就像新发行的货币一样都是必要的，无论是否尚贤。如果种族平衡对贤能政治支持者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应该将这个考虑纳入系统中。如果他们觉得地理上的多样性很重要，就应该确保它的存在。最理想的是，在大量搜罗美国本土人才时，清醒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他们必须放弃任何幻想，不要以为这样的修补能够使其成为他们所统治的这个国家的代表。他们是独立的群体，其价值观非常狭隘，其责任很独特，这正是使其成为贵族的标志。

我很清楚，这个主张很难赢得他人的认可。并不是辛辛那提社会的统治精英强烈否认他们与贵族有任何相似之处。经济结构怂恿精英产生一种幻想，因为有钱人更有可能从就业而不是从资本中赚钱，因此他们更容易认为自己是上班族[38]。 作为文化消费者，他们谨慎地表现出蔑视乡村音乐之外的一切东西。下层阶级的各种消费如说唱、拉丁美肥皂剧、华夫饼乌（Waffle House）都受到精英的追捧，被萨姆斯·拉赫曼·可汗称为精英们的“杂食性多样化”。“新精英们似乎在说，‘你瞧！我们可不是排外性的俱乐部。可以说，我们是最民主的群体。’”[39]

可汗的《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是很吸引人的著作，在返回他从前的寄宿学校教了一年书之后，他发现了令他吃惊的变化。可汗的祖父母是爱尔兰人和巴基斯坦农民。可汗先后毕业于圣保罗中学和哈弗福德学院，经过一路打拚，如今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所以，他认为自己知道尚贤者的模样，但是今天的精英让他感到吃惊。首先，他们是心中充满仇恨的人。想想他们是如何谈论可汗提到的名为“蔡斯·阿伯特”的同学的家世背景的吧。

在看到我和一位很亲近的男孩儿蔡斯聊天后，彼得表达了其他许多人一再表现出的想法：“如果不是家庭背景，这家伙根本不可能来这里读书……我不明白为什么学校仍然这样做。他并没有给这里带来任何东西。”彼得似乎对我和蔡斯交谈感到十分恼火。在得知我来圣保罗中学是要考察学校的变化后，彼得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蔡斯并不真正属于这里……全体教师也对学校招收像蔡斯这种学生公开表示遗憾。[40]

这种仇恨与蔡斯仍然对这种学校的推崇完全不成比例，其实，它的威力几乎不值一提。可汗发现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后裔的某些遗产，这些学生集中住在单独的宿舍里面，就像他自己在此读书时的“特殊宿舍”，甚至校友“指出招收像蔡斯这样的学生就是说明圣保罗中学出了毛病的例子”[41]。 绝非如此。他们对蔡斯这样的学生充满仇恨，让人觉得更像是意识到自己的某种令人讨厌的相似性而竭力划清界限。如果了解到彼得的父母是在哈佛读书时认识的，你肯定不会觉得吃惊。

当然，彼得到圣保罗读书并不是因为他的父母毕业于哈佛；他明确告诉可汗，他之所以在那里读书是因为他的刻苦学习和成绩优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需要打破的贤能政治幻想：那种认为精英都是特别聪明之人的观念。实则，他们并不聪明----按照民主观念所提供的标准，即我们都是聪明人，只不过聪明的方式不同，聪明的农民并不比聪明的学者低人一等。即使以精英自己的聪明标准来判断，大部分精英也是非常愚蠢的。考试成绩灌水膨胀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首先在常春藤学校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耶鲁大学教授大卫·格勒恩特尔已经注意到：“今天的学生…太无知了，很难接受他们是多么无知…[我]很难理解，和你说话的人这么聪明、善于表达、容易接受劝告、兴趣浓厚，却根本不知道贝多芬是谁。回顾20世纪的历史，他们一脸茫然，头脑空空。”[42] 卡米拉·帕格利亚曾经在英语研讨班上布置了精神探索的阅读作业----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结果她惊恐地发现“全班二十五名学生中，只有两人似乎认出“摩西”的名字……但他们不知道摩西是谁”[43]。

可汗让圣保罗中学的学生发言时，他再次发现了解释这种现象的线索：

一位校友在哈佛读完一年后告诉我，“我知道的真的不多，我的意思是，好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在课堂上，坐在我旁边的孩子知道的都比我多，比如内战发生的确切日期，或者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但我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不是事实而是如何思考。这是我在人文学科学到的东西。”我问，“你说的‘如何思考’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如何思考大问题。哈佛的其他人都知道内战，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何明白他们对内战的了解并拿来应用。所以他们知道很多具体的东西，而我知道如何思考一切。”[44]

“如何思考大问题”的确是统治阶级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但是这个年轻人上当受骗了，如果他的老师试图把思考能力当作孤立的技能且不需要学习“具体内容”来培养的话。这是走向愚昧之路的贤能政治意识形态。面向所有人开放，以智慧作为唯一标准，这意味着像圣保罗中学这样的学校不能将任何特定的知识作为必修课程，以免随意性地排除掉学生所熟悉的文化传统。可以预测，这将培养出一代没有具体知识体系的人，他们甚至“不知道内战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同于尚贤制，贵族制可以把真实内容纳入课程体系－－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道德上。每个贵族都有一种精神气质和好的习性，用以平衡贵族容易犯下的道德错误。在20世纪构成美国“统治精英”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后裔的上层阶级非常富有，所以他们给孩子们灌输的是清教徒禁欲主义精神。作为禁欲主义对立面的18世纪英国辉格党贵族则培育了一种实用主义精神，用以抗衡其懒惰倾向。当今精英最令人头疼的罪恶是他们的傲慢自大，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都是如此。其次是缺乏幽默感。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培养精英的大学应该特别强调谦恭的重要性，他们或许会发现学会自嘲是获得这种美德的途径之一。

这里有个令人伤心的故事，耶鲁大学前校长金曼·布鲁斯特在创立现代尚贤制机构方面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多。虽然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精英，但他对这个群体的打击可谓不遗余力。出于反精英的理由，他关闭了精英社团骷髅会（Skull and Bones）。然后，急急忙忙去向他的导师、20年前担任耶鲁校长的惠特尼·格列斯伍德夸耀他的立场。此人也出身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精英家庭，但热心改革。结果，格列斯伍德非但没有对这个举措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根本没有在家里接待他，人家穿过小镇前往自己的秘密社团“狼首会”（Wolf’s Head）参加守夜仪式去了[45]。 故事的辛酸之处在于，布鲁斯特虽然意识到他出身于“五月花号”贵族世家，却根本不明白他的举措可能毁掉这个阶级。回想起来，依靠老耶鲁的现有美德、为公众服务和公平竞争的意识等，布鲁斯特似乎本来可能实现他的愿望－－更加多元化的学生团体、更严谨的课程体系、更自由的学术氛围。不幸的是，他对这些美德视而不见，却做了蔑视者能做的唯一事情：摧毁了这个阶级。

改造当今精英的任务应该托付给对它有好感的人。该精英群体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也仍然有许多美德。其道德严肃性与前几代精英的轻浮形成鲜明对比，其实用主义意识有时候可能有所减弱，所有这些都有令人钦佩的活跃性和实干精神。我们需要的是有人能描绘出尚贤精英的最佳自我，并呼吁他人向这些典范学习。但是，这个过程只有在新统治阶级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并赢得当之无愧的尊重之后才会开始。

译自：The New Ruling Class by Helen Andrews

         The Hedgehog Review: Summer 2016 (Volume 18 | Issu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