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吗？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廿三日丙寅

        耶稣2018年11月30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女士的《宋徽宗》一书，是一本替宋徽宗翻案的人物传记，伊沛霞坦言：“我越是站在他（指宋徽宗）的视角看问题，就越觉得对于他的历史评价过于严苛了。他花了很多力气试图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对于那些他无力控制的事情，他确实也没必要去过多地为之负责”（见伊沛霞答《上海书评》采访）。

但坦率地说，我认为伊沛霞对宋徽宗的辩护是无力的。

宋徽宗真的“花了很多力气试图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吗？

如果看看“徽宗在执政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为建立联合政府所做的努力”，这位年轻的君主确实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政治气象，足以让人期待他能够带领宋王朝走出之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党争困境。即便是他最终意识到“联合元丰、元祐党人的政府是行不通的”，从而选择让新党执政，回归熙宁变法路线，也没有什么可指谪的（《宋徽宗》第二章至第四章）。我甚至坚持认为，熙宁变法的方向，就是历史演进的方向。往这个方向走，就对了。

然而，在回归变法路线的过程中，宋徽宗专任蔡京为相，立“元祐党籍”，将蔡京政府的反对派全部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失势的变法派成员章惇等人），禁止所谓的“元祐党人”逗留京师，限制他们的子孙从政。甚至将“黑名单”刻于石碑，立于天下州县。这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必要举措呢？

伊沛霞说，“如果我们从徽宗的角度来看待对元祐党人和元符党人的禁令，就会得出不同的观点。黑名单是一种对权力的主张，它表明皇帝有权选择自己的臣子，也完全不必任用那些反对他的政策的人。……如果一位皇帝必须任用那些不仅顽固地反对且直言不讳地谴责这些计划的人，他怎么可能成就什么事情呢？”（《宋徽宗》第四章）

但宋朝的多数士大夫应该不会同意伊沛霞的判断。宋人主张，“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任何一项重大政令的出台，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然后才以君主的名义颁行天下。宋徽宗与蔡京政府设“元祐党籍碑”的创举，显然挑战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惯例，也违背了“异论相搅”的祖制。

也是从专任蔡京开始，宋徽宗热衷于“御笔行事”，即以皇帝手诏的方式直接下达命令。在宋代，君主诏命的出台本来有着非常繁复的程序：“命之未下，则有给舍封驳；及其既出，则有台谏论列，其为过举鲜矣。”诏命未颁布之时，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均有权封驳；诏命颁布之后，台谏官若发现诏命不当，还可以追缴。而且，诏命必须由宰相副署、发布，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绕过程序直接颁发的君主手诏，是不合法的，通常也会受抵制。但宋徽宗与蔡京为了避免他们的决策在走程序时被否决，大兴手诏，“事无巨细，皆托御笔而行”。

显然，这样的手诏会受到士大夫明里暗里的抵制，伊沛霞说，“徽宗发现，长期以来，让大臣执行圣旨都是一个难题，无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对无视御笔手诏的惩罚。”（《宋徽宗》第四章）。大臣敢于不执行手诏，实际上是宋朝法度尚未受完全破坏的体现，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惊奇。需要惊奇的，是宋徽宗不但以“御笔行事”挑战成法，而且规定手诏不容反驳、滞留，“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延误两天执行手诏，即可能会受到“流三千里”的严厉惩罚。而伊沛霞居然认为这是宋徽宗的无奈之举。

徽宗一朝，御笔盛行，“三省有司奉行不暇，虽有违戾法宪、前后重复，不敢执奏”。诏命的出台与执行，“三省无所干预”，“给舍不得缴，台谏不得言，纲纪坏矣”。“纲纪坏矣”是宋人的夸大其词吗？不是。除了宋徽宗，没有哪一个宋朝皇帝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宣称御笔高于常法，违者有刑。

某种意义上说，“靖康之耻”的祸端，就埋伏在宋徽宗的御笔里，因为宣和年间，朝廷讨论是否“联金灭辽”时，多数大臣都表示反对，认为“契丹，与国（友邦）也；女真，强敌也”，一旦女真灭辽得逞，势必“席破燕之威，长驱而南”，到时候，“王师克与不克，皆未见其可”。但这些意见宋徽宗并未听取，他太不希望错过收复燕云故土的绝佳时间窗口了——这一雄心壮志并非不可理解，但他遣使前往金国谈判，“不赍诏书，唯付以御笔”，“外庭莫知其端”，跟金国该怎么谈，朝廷居然不知情，这就太不可理喻了；更要命的是，宋徽宗遣使带去的那份御笔恰恰出现了重大纰漏，授人以柄，给了金国日后挑起事端的口实。

靖康事变之后，宋人痛定思痛，认识到宋徽宗“御笔行事”正是“靖康之乱根也”。高宗即位，立即申明“朕将谨视旧章，不以手笔废朝令”，并跟大臣说：“凡御笔处分，虽出肤意，必经三省、枢密院，与前不同，若获未当，许卿等奏禀，给舍缴驳。”

不管是从“御笔行事”对旧章法宪的破坏，还是从“御笔行事”导致的严重后果来看，宋徽宗都谈不上“试图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