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访大转型中的钱穆先生

作者：马猛猛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初五戊申

          耶稣2018年11月12日

2018年11月3日至5日，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学者共同汇聚在山东曲阜，出席由弘道书院和孔子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钱穆先生讨论会。是日朔风南下，气温骤降。但这场料峭秋风也把昨夜遮天蔽月、笼盖四荒的雾霾悉数吹散，天空蔚蓝澄澈，排云万里。与会专家学者的心情也变得明朗活泼，一扫舟车劳顿状，不避秋寒，纷纷于孔子研究院前的广场上拍照留念，寒暄高论，笑逐颜开。在会址庭院处，印有宾四先生画像的海报安立于回廊竹林之间，画中闲适自得的钱穆形象端坐其中，与画外秋景交相辉映。

浮想钱穆先生一生际遇，生于甲午战败之际，卒于苏东崩解前夕。贯穿整个“短二十世纪”，终其一生于战争、革命与激进反传统之时代风尘中踽踽向前，不避强权，不畏时讥，坚守文化信念和民族情感而岿然不动。时值今日，晴空万里，亭台楼阁，“这边风景独好”，实在是当下学者难得大有可为的时代。

本次大会以“钱穆先生与中国文明的现代成熟”为主题，足见其构思并不拘囿于对钱穆先生之学术与思想的史学路径之研究，而是观照现代中国的文明崛起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现时代议题，致力于在宾四先生思想基石之上返本开新，开出有效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智识成果。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教授回溯了孔子研究院十年间的成长历程，同时深切肯认钱穆思想及学术的相关研究所具有的深刻现实意义。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教授在叙述钱穆先生之学术意义与人格魅力的基础上，引申出钱穆在文化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失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并指出当代学人继承发扬钱穆学术精神的重要意义。

此次大会用时一天半，来自全国五湖四海，对钱穆研究深有创见的诸位专家依次主讲，报告论题可划分为三种研究路径。

其一，是基于传统的学术思想研究路径来窥探钱穆治学门径及思想脉络之演变。会上所讨论的中心议题包括钱穆研究中的经史之学、汉宋之学和理学等问题，同时涵括了由此派生出的学术与现实、钱穆与海外新儒家、钱穆晚年定论等值得关切的研究点。

首先，汪学群教授和杨朝明教授分别作了钱穆研究之总论式的报告，汪教授《钱穆研究的几个问题》主要关涉钱穆的学术定位、学术思想渊源和学术思想贡献，高屋建瓴式地为钱穆研究勾画出了宏观框架和主要论题。杨朝明教授的论文《从钱穆先生的国史“观念”谈起》则围绕“国史”之定位展开，尤其推崇钱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所提出的方向性意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文明传统的热爱和强烈认同。姚中秋教授在评议中指出，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信念对于人文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受其所处的时代潮流影响，缺乏坚实的传统和文明根基，这种文化认同信念的缺乏可能会使得学术研究难以为继。陈勇教授亦指出，大学问必然秉持一定信念展开，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信念伦理，就会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理解。

与会学者就钱穆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具体议题进行了更具针对性和精研性的研究。随着晚清“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逐层展开，作为传统学术之主体的经学，其自身的现代转型及命运浮沉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也是钱穆一生所着力关注并予以深度研究的关键领域。傅正、崔海鹰两位老师主要就钱穆思想与晚清经学学术之间的关联展开自己的研究。傅正博士对自近代以来被视作常识的今文学谱系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和质疑，他在阐述常州学派同廖平学术思想之间所存在张力的基础上，提出重新审视晚清今文学的主张。崔海鹰博士则通过对中国自西汉以来经学今古文之争历史脉络的梳理，来展现中国经学发展的多重面向和复杂性，由此窥见钱穆对破除晚清经学门户之见的卓越贡献。在汪学群教授看来，钱穆先生“不争门户”的学术旨趣深受其求学经历和文化环境的影响。钱穆少时以自学成才，博采众家之长，因此对各流派都抱持平常之心。此外钱先生所处今古文之争的学术环境也影响了自身的关切和思考。陈勇教授对于钱穆先生能以中学教员之身份终结晚清以降的今古文之争这一事实深感钦佩，并引发在座诸位同仁的喟叹。

宾四先生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篇指出“治近代学术者当自何始？曰：‘必始于宋’”，尤其足以彰明宋学和理学在钱穆学术思考之大框架中的重要地位。此次会上，张舒博士以《论钱穆的宋学观与清代学术研究的互动关联》从钱穆学术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路入手，以“转而益进”和“包孕再生”两个中心概念为核心议题凸显出宋学作为传统学术与时俱进，返本开新的典范意义，并以此回应通儒的现代困境。王学海教授则通过宾四先生对佛学禅宗的学术研究成果，突出了钱先生通过引入西方哲学思想资源，运用反向格义和中国哲学的破格思维，开辟出一条具有现代文明成熟期之学术视野的研究路径。张昭军老师在评议中推重王学海教授一文所具有的抗辩式和对话式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导向。汪学群教授对张舒博士想法观点之新颖与直快的表达方式表示欣赏，并对“宋学观”概念提出更进一步指导，条畅缕析，令人叹服。

姚中秋教授透过对宾四先生晚年之最后作品《天人合一论》细致入微的义疏来回应钱穆晚年定论的问题。姚教授从该论题申发开来，纵论古今中西，也凸显出其核心关怀。他认为当前理论和概念在解释风云突变的世界政治格局方面的苍白无力已经表明，中国当代学术亟待一场范式革命，而宾四先生的学术思想脉络和志趣恰恰为当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首先需对中国历史抱持一种温情与敬意，通过中国政治演进之内在视角重新考察政治规律，在对历史的研究和解读中彰明政学之道。钱穆在《天人合一论》中表达出对中国文化和文明传统的自信和殷切期望，正当鼓舞当下的学者。汪学群教授在肯认姚教授观点的同时，亦借此提出了直率而幽默的批评，引起全场与会人员哄堂大笑，整个会场气氛热烈却又十分融洽谐和。

刘巍教授的报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钱穆》既是对钱穆学术思想演进之理路脉络研究的再推进，也是对钱穆晚年定论问题的研究。刘巍深刻肯认了作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并通过钱穆与晚清民国之经学的关联、钱穆的史学源流及取向和钱穆与海外儒学的关系三个方面，详尽探寻了钱穆之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深远意义。而钱穆晚年在《天人合一论》中所阐发出的对中国大传统的坚定信念也为今天中国文化再出发奠定了基础。刘巍老师在报告和评议环节热情而不失精辟深远之论，讲至兴奋处，声如洪钟，势若银瓶乍破。与会学者在这种热烈高涨的氛围带动下渐入佳境，精深宏远之论见不断涌现。

众多与会学者能够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和视角解读钱穆思想，展现了现代学术研究的齐备与整全，亦更加全方位刻画出钱穆思想的宏大与宽阔。孔祥军教授详尽周密地考察了钱穆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轨迹，并考察了钱穆研究的方法论贡献。孔教授指出钱穆自集美大学任教起即开始对历史地理学的深入研究，重点关注从上古到西周古地名疆域问题，体现了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的研究原则，并始终致力于将地理学与历史学两相汇通，烛照当下。这是钱穆研究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令钱学别开生面。

本次大会的第二种研究路径主要是由法政学者担纲，致力于通过现代政治学和宪法学理论来重新评估钱穆学术之理论范式和论断的现实意义与展望，表现出借助传统资源以革新现代政治思考的宏大规模气象。任锋教授《钱穆的“明夷待访录”》彰显出作为政治思想家的钱穆形象，通过对《政学私言》之“私言”的双重理解，勾勒出钱先生于中国命运风雨飘摇之际对现代中国立国之道的深远规划和谆谆教诲。在宾四先生看来，政治立国必须要与中国文化大传统赓续融汇，将传统宪制架构之精义引入到现代中国制度建构之中。这是真正的保守而维新，也是真正的政治成熟思维。因此钱先生的思考关切远未过时，足以构成新传统政治学之发端。田飞龙博士《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及其政制史的典范意义》一文则勾画出作为“大立法者”的钱穆形象，在田教授看来，钱穆的政论文集在于构建一种兼容西方民主的贤能政治学，宾四先生的“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及其“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具有重大理论启发意义，并于文末表达对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的积极展望。张昭军教授《人文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政治——钱穆“中国式民主”说浅析》一文则从钱穆著名的“中国式民主”概念的阐发入手，指出中国晚近以来的国运衰微对中国政治制度之总体评判的深刻影响，而钱穆则能够跳出这种时代意见之拘束，从科举选拔、道统与治统之分离以及基于设官分职的官僚制等多个方面阐述中国传统政体之民主性。

钱穆作为众所公认的现代儒者，其与新儒家的学术关联自然是钱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秦际明博士《儒家政治与中国政治学的展望——再论钱穆与新儒家》一文则对该问题提出了新的诠解和创见。在秦际明博士看来钱穆与新儒家在对传统政治的整体看法和治学路径上泾渭分明，由此对港台新儒家“想象多于研究”等弊病提出批评，推重钱穆治学路径之于中国政治学建构的方法论意义。任锋教授和傅正博士在评议中都对该文显露出的对当今儒学研究的批判性及其犀利文风表示推重，任锋教授强调钱宾四先生十分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政治背后的“理”，并以此构建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这一点具有浓厚的宋学气象。傅正博士也由此申发出对儒学政治之理论化问题的关切。

在评议中，陈勇教授借此谈及政治伦理和中国之政学传统。将类似于“君从叙拉古来”这样的讥讽用于中国传统士儒身上是一种吹毛求疵和不负责任之举。中国政教关系本为一体，相互影响，中国学术有内在于政治传统的一面，钱穆只不过在践行中国的儒家大传统，不卑不亢，温和中庸。此外，陈勇对任锋能够兼具社会科学方法和传统政治信念这一点表示赞赏。刘巍教授表示对钱穆之“大立法者”的身份表示商榷态度；任锋教授则对张昭军能够从历史层面全面而细微地梳理钱穆对民主问题的思考表示认同，同时极力褒赞田飞龙和秦际明博士的学术敏锐性和问题意识。

第三种路径则是基于更加平实的研究和思考来展现出作为一个鲜活人物的钱穆形象。许刚教授通过对钱穆《论语新解》一书中具体问题的深刻剖析来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作为圣人的孔子和先哲的钱穆。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语境下，尧舜禹汤文武历代圣王到孔孟固然具有作为先贤的一面，但同时也是曾经在此世生活经历过的活生生的人，这一点也正是钱穆研究所展现出的基本面向。吕若涵教授《<人生>杂志中的钱穆》一文则通过《人生》杂志的起伏兴衰侧面展现出钱穆赴香港之后一段时光中的生活经历、心路历程和学术思考，向我们展现出一个鲜活而可敬的钱宾四形象。田飞龙教授在评议中提请吕若涵关注港台在五六十年代的整体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可让该领域的研究得以更上一层楼。

最后，主办方宋立林老师《钱穆的礼乐观》一文为本次大会收尾压轴。礼乐不仅是钱穆所关切思考的重要问题，也可谓凝聚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和政治智慧的核心范畴，宋立林透过对礼乐文明地位和兴衰的研究，生发出现代中国“儒学生命力在哪里”的深刻关怀。实际上，通过对礼乐的考察，我们亦可找寻中国传统政治得以绵延千年的机理和精义之所在，并通过钱穆对礼法关系的探讨，来观照古今之变视域下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现代政制理念更进一步的文明对话，点明此次大会的主题和宗旨。

本次大会，诸与会学者无一不是在会上分享各自数年甚至数十年辛苦研究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观点，潘江陆海，异彩纷呈。且又总能于平地处起惊雷，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治学态度可谓令人感佩。同时，各位老师严肃而又不失活泼，会上汪学群、陈勇两位老师在屡次发言中直陈胸臆，以寥寥数语点破问题关键；刘巍老师热情洋溢，于活跃氛围中令众人折服；田飞龙教授诙谐幽默，引领全场笑点，颇具政治家风范；诸位青年教师崭露头角，颇显锋芒，钱穆研究之未来大有可期。

最后，任锋先生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宋立林先生转达了因故未能与会的刘梦溪、郭齐勇二先生通过微信传达的祝贺和激励。会议决定将过往大陆地区三十多年钱穆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予以编选，早日惠及天下学林，引路后进。钱学中人期待再度相逢，将这个论坛发展为长期研学共同体，热烈而温馨！

后记：由于亟待返程，不及与众位师友共度午宴，亦没能道别，实在遗憾。临行时宋立林老师及曲阜师大的诸位同学将我们送上车，挥手告别。在曲阜的两天时间里，宋立林老师和各位同学为本次大会牺牲了自己的宝贵时间，付出了许多旁人所不得见的辛劳。在前期会议筹备中宋老师不辞辛苦，常忙碌至深夜而不辍；我亲见罗晨兄、司机师傅及诸同道为迎接到站的师友在曲阜的滚滚烟尘中迎来送往，反复奔波，每逢遇见他们急忙赶路的背影，心中既不忍又惭愧，心想自己竟帮不上半点忙；在会议进行中诸位同学从摆放物什到会议拍摄的工作中忙碌不已，尽力满足与会人员的各种意愿，以致难以抽身稍歇片刻，却始终能够保持镇定乐观，面带微笑，从未听闻他们有半句怨言。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只可惜行程仓促，不及与诸位闲来同坐，一起谈天说地，共叙平生。返京路上，黑云笼罩华北平原，同行师姐心忧京城暴雨。我独不为其所困，非有伞具，一是京城雨季已逾，狂风固如是，暴雨则未必；二是就算真下暴雨，大不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罢了。及至京城，斜风细雨，气清秋寒，草木凝霜，只是天空依然阴霾，仅寥寥白鸽数只穿行翱翔，正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了。一路上欢声笑语，于清谈和俗论之间，各自归家，不觉已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