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朱熹在南宋怎么办“大学”

作者： 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初七日 庚辰

              耶稣2018年10月15日

中国哪一所大学的历史最长？看校方的简介，可能非湖南大学莫属。

湖大号称“千年学府”，校徽中标明“976—1926—”的时间线。976年为北宋开宝九年，这一年岳麓书院创建，这是将湖南大学的建校史追溯到岳麓书院的意思。1926年，则是“省立湖南大学”在湖南工专、法专、商专三校基础上合并成立的时间。

将大学的历史追溯到书院，也无不可——如果你秉承的办学宗旨就来自书院精神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书院的历史，书院的精神。

书院起源于唐代，而兴于两宋。唐代书院乃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或者跟佛教寺院关系密切。北宋建立后，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而汉唐时代的门阀士族又在长年战乱中瓦解消亡，于是新成长起来的平民士绅群体负担起了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责任。民间书院也就在北宋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有学者估计，北宋有书院一百所上下，超过唐至五代的书院数量之总和。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被誉为北宋“八大书院”。

在民间书院之外，北宋政府还建立了一个覆盖了中央太学、国子监及地方州学的官学体系，这个官学体系是围绕着科举的指挥棒转的，“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结果便是培养出一堆趋炎附势之徒，北宋被灭时，居然有一百多名太学生抢着向金人投状归降，献山河形势图，连金人都觉得这帮知识分子“苟贱”，不要他们。

面对官学之溃坏，南宋的儒家士君子无疑需要重建学术、收拾人心。大理学家朱熹设想过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其害“不可胜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换言之，就是干脆抛掉官学体系，另立炉灶，创办更有独立品格、更有学术品质的书院。“

礼失求诸野”，在我看来，这正是宋儒光芒夺目的地方。我翻阅宋代社会史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宋儒在社会构建上的自觉：因为看到乡官职役化、乡治败坏，北宋的吕大钧创设乡约，以期建立“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礼俗秩序；因为看到官方救济体系（常平仓）不尽可靠，南宋的朱熹置社仓，成立民间社会的自我救济机制。

得益于理学家的推动与实践，南宋民间书院也获得空前的繁荣，根据研究中国书院史的邓洪波先生统计，在两宋七百多所书院中（绝大多数书院诞生于南宋），民办书院占了八成以上，因而邓先生断言“宋代是民办书院主宰天下的时代”。朱熹无疑是推动书院发展的最得力者，在他一生中，创建书院四所，修复书院三所，并在四十七所书院读书、讲学。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大学者张栻之邀，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逗留两月，听者云集，“一时舆马之众，饮水池立涸”，各地学子乘马赶来岳麓书院听课，马匹之多，将饮水池的水都喝光了。

在南宋理学家的理念中，书院首先是一个独立于官学的学术共同体，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因而，书院欢迎的是“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同时，书院也是践履儒家经世理想的讲学机构，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通过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在理学先贤的经营下，南宋书院形成了以学术研究及讲学为核心功能、以学田为独立财政保障、并且具有学规、章程的学院之制。

如果说，南宋的书院制度显示了以士绅为领袖的民间社会在维持学术自治与自主办学上的智慧与技艺，那么书院在元代的际遇，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这种自治的精神与能力必为专制皇权所忌惮。元代的书院出现严重的官学化，书院创建必须呈报官府，经层层审核，获批准后方准修建；书院山长由官府任命；官府还委派“直学”掌管书院财政。审批制、人事权、财权都掌握在有司手里。

书院沦为权力的附庸，这是一切学术与教育开始败坏的渊薮，所以我们不用奇怪，元代为什么会“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为什么书院的建设者“徒知假宠于有司，不知为教之大”。毫无疑问，重振学术与讲学之正途，当然是回归自主办学之道，书院“既不隶于有司，而教育之功乃得专焉”。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