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做好人的高攀龙

作者：胡海升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十四日戊子

           耶稣2018年8月24日

高攀龙（1562年—1626年），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八君子”之一，著有《高子遗书》十二卷等。高攀龙的为官之路，充满着坎坷与艰辛，但他总能保持秉直之心，始终以一个“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同流合污，因而被后人所敬仰。

高攀龙自幼发奋苦读，颇知礼仪。当时，罗懋忠和顾宪成作为文坛领袖，名声极大。万历十四年（1586年），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二人前来讲学，高攀龙以学生身份聆听了他们的教诲。这次讲学触动了高攀龙的心灵，从此确定了治学方向。万历十七年（1589年），高攀龙高中进士，因养父高静逸仙逝，故高攀龙归家守孝。

三年守孝期满，高攀龙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步入仕途。因其颇知礼仪，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仕途之初并不烦劳，反倒是比较清闲。这给了高攀龙阅读与学习的机会和时间，他大量阅读行人司中的丰富藏书，深入钻研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著作，并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并对其“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倍加推崇。在此期间，高攀龙编写了《日省编》，记录先朝思想家的语录，并附之在《大学》章句之下，以此作为初学者学习的指南。另外，他还将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

高攀龙前往揭阳就任，于船上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为外界所干扰，秉持良好的家风。到揭阳后，高攀龙一方面在官衙教授学生，培养年轻人，把高氏的良好家风传播开来；另一方面走访民情，惩治地方恶霸。高攀龙在揭阳的半年多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这二人对高攀龙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高攀龙在揭阳做了7个月的典史，因家事辞官归家，不久亲人病故，始终在家治学，传授年轻人知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无锡二知县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并每年举行“东林大会”。起初由顾宪成负责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年）后，因顾宪成去世，改由高攀龙主持。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高洁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有许多志趣相近的在朝、在野的有志之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如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那时候，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可谓明末混沌大背景下唯有的清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熹宗即位，东林党人因在“国本之争”中拥立有功，被一一重新启用，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1621年）又被进封为光禄少卿。此时，明军在关外与后金作战颇为不利。1622年，关外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明军被迫退至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满朝震动，人心惶惶。在此危急关头，高攀龙接连上书熹宗，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危局。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名将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使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

好景不长，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贤矫旨，拆毁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全国的所有书院。高攀龙对此慷慨激昂地回以“我本视死如归”六个大字。面对步步紧逼，高攀龙生无所恋，终于自沉于池塘，时年64岁。

崇祯初年（1628年），朝廷为高攀龙平反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

高攀龙严于律己、治学严谨，不但秉承了祖父、父亲良好的家风，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地将家风传给后世子孙。他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夫？从古聪明、睿智、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个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个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此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

高攀龙不但以一生的追求践行了一个好人的志向，而且以此来告诫后世子孙要做一个好人，虽然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但平凡的家书，在字里行间却展现着一个人正直、超拔的性格。难怪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董必武对其赞叹有加，并赋以诗文：“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著，瞻楹履阈学弥坚（诗中“高顾”指高攀龙和顾宪成）。”

“做一个好人”的家风虽朴实，但其包含的哲理却不简单，值得我们去认真领悟与继承。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