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德莫特•莫兰与刘悦笛的哲学对话录

作者：莫兰、刘悦笛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初八壬午

         耶稣2018年8月20日

按：从1900年巴黎会议至今，世界哲学大会已经历经了118年，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德莫特•莫兰现任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现象学家，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悦笛研究员与之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哲学对话，以飨读者。

刘悦笛：从本届世界大学大会的主题谈起——“学以成人”。从历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演变来看，这次的主题看似颇具东方性，却可以翻身为世界性的，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个主题呢？该主题被杜维明先生提出后据说有所争议，西方学人大都担心哲学由此就被狭窄理解为教育哲学了。其实不然！《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这并不是狭义的学与习，而是广义的“成人之教”，这是中国儒家文明力主人文化成的强项。对于哲学而言，人如何通过哲学得以成人？这正是延续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起码在中国哲学意义上，思与行乃是合一的，哲学作为爱智之学同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学以成人”是否意味着，通过哲学达到人类未来的“大教育”呢？

莫兰：“学以成人”这个口号既有普通的和日常的意义，也有特别是在儒家传统中的更高的意义。据我所知，在普通意义上，在日常中文口语中，它可以指“像成年人那样做”。口语中，它也可以意味着“尊敬位高者”。因此，“学以成人”至少要涉及对尊敬、服从、良好举止以及良善道德行为的教育。对于哲学家而言，那意味着尊重我们思和行所依赖的传统根源。然而，在儒家意义上，“学以成人”也包含着反思成人（being human）本质的召唤。它可以被视为一条律令，要求我们学习培育和提升我们的人性，像佛教所言，学习磨亮镜子。“学以成人”可以指为了自我这个目标来学习。在其他传统中，它也指要学习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

总之，“学以成人”有着深刻且丰富的含义。的确，我们是人而且是不完美的人，所有我们穷尽一生去学习如何成为我们自身。

刘悦笛：当今世界哲学正处于多元文化的变局当中，从最初的比较哲学、跨文化哲学到如今的文化间性哲学，比较的前提是分殊，我与你是不同的；跨文化则为了互动，我与你是要“和合”的；而文化间转向的任务则是整合，我与你是“和而不同”的。您如何看待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多元性对哲学的影响，这是由哲学变动所带来的文化分殊，还是因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哲学之变？

莫兰：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学术议程安排证明了哲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全球文化中，而哲学被要求做出相应的回应。因此,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谈论哲学全球化的具贡献性的论文。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规划充分考虑到体现全球包容性和多样性的需要, 中国组委会在保证并满足这种多样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这届重要的哲学大会上，没有谁会被排斥，没有哪个传统或思想方式会被丢弃。

刘悦笛：既然每种传统与思想方式都得到平等尊重，那么，在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哲学家应该在世界文明交流或对话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来说，中国哲学研究者参与度是极高的，他们既注重传统并吸纳外来，同时又在返本开新，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的工作，由此中国哲学在未来将会扮演什么样的世界角色？

莫兰：中国哲学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且连续的哲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出现的一个世纪，孔子就已经开始讲学了。中国哲学是非常深刻, 也非常多样的——我们有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朱熹、王阳明--我们有墨家、佛教、道教以及儒家和新儒家。近代以来, 中国也欢迎美国实用主义 (杜威) 和马克思主义。但中国始终是吸收和采纳外来思潮并使之本土化。这一定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力量, 当然也是汉语(中文或中国语言)的力量。这次大会之后, 再也不可能忽视中国哲学了。它将融入西方哲学的学术史。现在东西方将进行更富有成效的对话。

刘悦笛：在中国哲学情境当中，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的生成的过程，人（person）是成为人（personing）， 这是上个月在德国举办的中德哲学对话会上得到的启示。中国哲学家更关注作为过程的哲学, 西方学人很早就用过程哲学来阐释中国，如今也在面对时代的转变，我就曾提出“儒家后人文主义”（Confucian Posthumanism）的话题来加以应对。你如何看待后人类或跨人类的状况, 特别是如何面对来自人工智能之类技术的新的挑战？同时我们还身处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之内，哲学智慧如何发挥力量？

莫兰：在当代哲学中, 特别是在海德格尔和福柯之后,哲学关于超人和后人，关于超越人之物有着相当的争论。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思考动物和环境，以及像机器人和半械人这样的人造物, 也要思考什么是反人类。这不仅涉及世界上很多人生存的不当条件，还涉及不自由的人或者被剥夺了自身权利的人。

一些哲学家批评欧洲启蒙的人文主义, 因为他们在思考人类本性方面不够激进。但是, 对奴隶制的批判在欧洲启蒙中出现, 所以就像人文主义者主张的，我认为它有更丰富的资源,。然而, 有必要思考人类的极限--我们是有限的存有--我们根植于环境中, 我们依靠清洁的水、氧气和食物--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哲学一向认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需要, 自然也在不断变化。然而, 存在着巨大的环境问题, 威胁着人类在地球上的持续存在。中国哲学也许忽略了科技进步的真正危险——所以我们需要腾出更多的空间来进行对环境的思考, 保持对动物痛苦遭遇的敏感等等。

刘悦笛：再回到成人的问题，从儒学的视角来看, 汉学家们更多以群体性反对个体性，比如罗思文生前留下最后一本著作就是《反对个人主义》, 那么出路似乎在于，重新发掘家庭或社群的社会平衡作用，这也许是关乎您所研究的胡塞尔“主体间性”之间的互动。还有就是，社群主义也并没有给中国哲学提供正确道路，因为它恰恰忽略了社群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您认为社群主义是当今政治哲学的正确出路么？

莫兰：所有人类都属于家庭和社会群体, 甚至是语言群体。因此, 我们绝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个人。不过, 我们必须尽量保持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当代文化赋予妇女和儿童以新的权力,例如更充分地参与公共生活当中。因此, 我们需要始终思考作为人要如何尊重个人和个人的教育和发展, 以及如何保护他们的社群、语言和团体。例如, 欧洲联盟承认了许多官方语言——不仅是英语、法语和德语等大类, 而且还有芬兰语或匈牙利语等较小的语种。所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它也是必要的。同样, 我认为社群主义可以使得共同体得以独立——它必须能够让共同体在更大的统一中联合起来。这给政治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我没有任何直接给出的答案。胡塞尔在这里有一些好的想法——他想保护国家和"超级国家" 这样的大的共同体。我们需要某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管理人类的全球文明, 同时保护人民的独特遗产。

刘悦笛：中国有一个独特的思想观念叫“天下”，很多当今中国哲学家聚焦于此，譬如我的同事赵汀阳就致力于这方面的建构。天下观，作为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新模式，需要警惕的是其背后隐藏的民族主义倾向，毕竟“天下大同”的本质规定是天下为公，它不同于“一同天下”的本土中心主义，正如西方的世界主义背后所预设的欧美中心主义一样，您如何看待这些思想分殊呢？

莫兰：我喜欢天下的想法, 但我不知道中国在这些议题上的政治辩论是什么。我很乐于对中国政治界有关人士之间的辩论表示尊重。同样, 我认为在人民之间有一种团结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也必须尊重分歧。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和尊重他人的心情进行讨论。这就是我在开幕演说中建议的。

刘悦笛：中国近些年来提倡建构一种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 但也不得不同时面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代价, 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在未来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起码西方那种环境哲学主流的那种“荒野模式”我是极不认同的，反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模式，既接受自然人化又与自然和谐共处，才是更适宜走的路。

莫兰：千百年来, 中国“天人合一”的艺术和文化一直受到尊重。然而, 现代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也给所有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现在我们不能回头, 我们必须接受技术, 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帮助在这个新的技术框架中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刘悦笛：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哲学与的大众，哲学对今天的公众还有用吗？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应该如何实践哲学呢？

莫兰：我们作为人类总是生活在某种哲学中——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因此, 自由市场在许多方面都受亚当•斯密思想的制约;同样, 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或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思想文化中-这些也总是由哲学家解释。所以说, 普通人已经生活在哲学之中。重要的是, 人们接受教育来认识和对这些伟大的哲学思想进行辩论。我们知道，奴隶制受到哲学家的挑战;哲学家反对压迫妇女;哲学家对生活的最佳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倾向于认为--我的感觉是中国人骨子里是很哲学的。他们渴望哲学思想和教育。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