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益的人，私德可以这么渣吗？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南都周刊2018年7月24日

好久未曾写评论了，昨天写了一篇，顺便也发到这里——

俗话说得好：只有在退潮之后，你才知道谁在裸泳。这两天，在metoo运动的引力作用下，民间公益圈的水位退下去了，有那么几个原来冠冕堂皇的公益人露出了他们的底裤——哦，不对，他们根本就没有穿底裤。

你知道，我说的是陷入性侵丑闻的雷闯、冯永锋等人。请相信，这几个只是冰山一角，还会有更多的所谓公益人将被扒下遮羞布。

坦率地说，我对民间公益人爆出这样的丑闻是丝毫不觉得意外的，因为出于媒体人的直觉与借职业便利而得到的一些信息，几年前已多多少少知道了民间公益圈的乌烟瘴气。

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兴起，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还处于草莽阶段，乃至是半地下状态，规则体系与监督体系都没有建成，其中未免龙蛇混杂，借做公益的名目敛财者有之，打着公益的幌子求名者有之。出几个性侵女孩子的色狼，也不奇怪。

再坦率地说，目下混公益圈的这帮人，以他们信奉的“三观”，在性问题上翻车也是早晚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目前比较活跃的这群公益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他们接受的价值观、打出的公益旗号，几乎都是“环保”、“动物保护”、“扶贫”、“人权”、“女权”等宏大的现代概念，而恰恰对公益人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本——个人操守、私人品德不怎么注意，甚至可能有些反感“道德说辞”那一套。他们的私生活，都比较随便，至少缺乏自觉的自我约束。这一点，他们跟老派士绅、近代传教士很不一样。

公知型意见领袖告诉公众的“现代观念”也是如此：不要计较个人私德，要看公共效益；不要讲道德，要讲规则。弄得今天我们要是对一名公共人物提出道德要求，就会显得特别low似的。但据我了解，即便是在公知推崇的西方社会，意见领袖与公共舆论界也不是这么赤裸裸藐视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今早醒来，发现有一名这样的公知也被爆性侵女性了。）

这次被曝光的公益人性侵丑闻，跟规则是否完备、完善的关系不大，毋宁说，它跟当前公益人对自身私德嗤之以鼻的“三观”有着更密切的关联。利用做公益的旗号获取单纯女生的信任，然后以“做公益需要节约经费”之类的借口，出差时只开一个房间，再趁机霸王硬上弓，这不是人品败坏是什么？不要将责任推给规则缺失什么的。一名内心有道德底线的君子，或者一名珍惜自身羽毛的伪君子，都不敢这么干。

冯永锋们连伪君子都不屑做，在他们的观念中，哄骗几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上床大概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恰恰相反，那很可能是老男人之间相互炫耀的资本。

性侵丑闻暴露之后，几名当事公益人发布的“致歉公开信”也隐隐约约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他们确实对自己的私德不怎么讲究。冯永锋将自己的丑行归咎于“酒后乱性”，这种自我辩解简直是对天下好酒之人的侮辱。另据接触过冯的人指证，他在未喝酒的情况下，也有过揩油女性的举动。显然他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登徒子。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色之心，人人有之。但有人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有人会选择上青楼，有人却成了强奸犯。这就是人品的区别。

雷闯承认“在那件事情（指性侵女生）发生之后的整整三年里，我都没有真正反思和忏悔自己的行为”，而且事后还与那名女性保持联系。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处心积虑地将一个女孩子睡了是什么“大件事”。假如受性侵的女孩子神经大条，或者不敢站出来揭发，引爆舆论，雷闯可能一辈子都会心安理得，这帮所谓的公益人也会重演故伎，继续哄骗女孩子上床。

我知道，当我从私德的角度评价公益圈这场丑闻时，肯定有人会表示不以为然。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位朋友就这么评论说，“在现代社会，公益是一份工作而已，不必以‘圣人’要求公益人。”我不愿意说这位朋友是在替雷闯们“洗地”，但我显然不能接受他的观点。

做公益的人当然不必是圣人，但公益人显然需要接受更挑剔的道德评价，因为你无法否认公益事业具有天然的道德属性，公益组织之所以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善款，公益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好声名，雷闯们之所以能够得到涉世未深女生的崇拜，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公益事业的道德属性。你不能只要公益道德属性的好处，却不愿意接受道德的约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最后，我就问一句：一个做公益的人，私德可以这么渣吗？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