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的庙号为什么是“神宗”？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廿一日丁酉

          耶稣2018年7月4日

作者按：本文为赵沁先生的来稿，我略作删节

元丰八年，大宋第六位皇帝赵顼崩于福宁殿，年仅38岁。帝王驾崩之后，按惯例臣子会用谥号、庙号等尊号来评价皇帝一生的品德与功绩，再交给新继承皇帝审阅。也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

谥号、庙号用字和选字来自据说是周公所作的上古谥法，用字分平谥、美谥、恶谥三种，平谥代表普通的谥号，美谥代表褒义的谥号，美谥如：“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所以“文”、“武”一般都是褒义的谥号，各朝代之文帝、武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帝王。恶谥也就是贬义的谥号，比如：“乱而不损曰灵”；“去礼远众曰炀”；所以各朝的灵帝、炀帝等都是被定位为祸国殃民的皇帝。

而赵顼驾崩后，当朝臣子用“神”字为庙号，那就很奇怪了，谥法中“民无能名曰神，不名一善”，可以解释为这位帝王“没什么可说，一件事情也说不上”，这不是什么好评价。可是赵顼在位期间的文攻武略，不但在宋史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整个中华帝国历史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不可能一件事情都说不上。

神宗赵顼是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帝王。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与其说是王安石变法，不如说是宋神宗变法，因为王安石熙宁之后就离开中央朝廷到地方上任职，只有神宗领导了全部的改革进程。

他通过数年的改革。增加国库收入、拓展了全国耕地面积和单位亩产、淘汰了冗兵冗官、改善了宋代中期的积贫积弱。在西南开发了荆湖、梅山等地区；在东南对时常入侵边境的交趾(越南)国。发动了交趾之战，大败交趾军，迫使交趾王割地求和；在西北，他提拔底层文官王韶经略青唐吐蕃，恢复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丢失的河湟地区，为大宋拓地两千里。之后发动五路伐西夏战役，虽然先胜后败未尽全功，但收复了兰州、会州等重要地区。

从今天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各朝各代帝王之中称为“神宗”的仅仅只有两位，除宋神宗，另一位就是明神宗万历。万历数十年不上朝，不理朝政,当然没什么可说的，用“神”这个字也算恰当。但两位功绩完全不同的帝王都称神宗，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么史书对赵顼是如何评价的呢？

《宋史·神宗本纪》：“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论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宋史》对神宗的评价，前半部分是从品德上：他天性孝顺友爱，仁慈，对生母高太后、名义上的祖母曹太后都非常敬重；他谦恭好学，尊敬师长；继位后，克己复礼、敬畏宰执；他体察民情、恤孤养老、生活简朴，厉行节约，从不大兴土木建宫殿、从不贪图享乐游山玩水。他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总是把国事放在首位。因此，对于品德评价，他堪称是有德之君。

可后半部分从“未几”一词开始，话锋一转就是从褒到贬了。转折点就是神宗任用了王安石，进行变法，把天下搞得汹汹骚动、民不聊生，祖宗传下法令也被破坏得差不多，还不觉悟，反而废除了元老大臣。又亲信小人、所以满朝都是奸臣，朝廷不得人心，国家混乱不堪。

以上是《宋史》对神宗的评价，《宋史》一书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等人主持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史书。但这时距离神宗的时代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了。

《宋史》编写的依据资料是宋朝国史的《神宗实录》。帝王的《实录》一般在帝王驾崩后由下一代帝王安排修编记载其在位期间史实，编年大事记。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神宗皇帝的《实录》居然在宋代被官方前前后后反复修订了三次。

第一次修订《神宗实录》于神宗驾崩之后的哲宗元佑时期，这时哲宗还年幼，由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掌权，高太后是变法的反对者，变法派大臣已被贬出中央，由反对改革的旧党大臣执政，他们在经济制度上废止了一切新法。

本次修订的《实录》对神宗变法的思想和路线方针进行全盘的否定。当时编写《神宗实录》的是旧党中的才子陆佃（王安石的学生、陆游的祖父）与黄庭坚。但陆佃与黄庭坚在编修《神宗实录》的过程中相互口诛笔伐、争论不休。陆佃批评黄庭坚所编写的内容是基本都是对神宗及变法大臣的诽谤。而黄庭坚认为陆佃编写的内容是对许多旧党大臣赤裸裸的污蔑。本书如今已经散佚，我们无法探究其中内容。

第二次修书于哲宗的绍圣时期，这时高太后去世，改革派哲宗亲政，他将反对改革旧党大臣贬出朝堂，召回变法派大臣重新掌权，这时蔡卞（王安石的女婿）提出，《神宗实录》是元佑旧党修的，有很多记载都无依据，涉嫌污蔑神宗皇帝，要求重修《实录》。不但如此，他又从《神宗实录》中摘引了一千多条材料，以“诋毁先帝”的罪名，对参加修撰元佑年间《实录》的黄庭坚等史官们分别传讯，导致第一次修书的大臣黄庭坚被贬。当前这部书也已经失传。

第三次修改《神宗实录》于高宗时期，高宗继位来自元佑皇后——孟太后，所以推崇元佑时代旧党的政治观念，并认为北宋灭亡源自变法，所以南宋高宗年间，旧党的价值观重新抬头。第三次重修《神宗实录》，内容基本都是对变法的批判。这部书一直留传至今。后世史书包括《宋史》都以这个版本的《实录》为参考，于是史书中变法是祸国殃民之法。当年宋神宗领导的新党改革变法大臣。除了王安石，其它人都列入了《宋史》的《奸臣传》。

时光荏苒，作为帝王，千秋功过当然任人评说。后世对于神宗这段时期的评价争议极大。对于以变法图强为政治目标的的人来说，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神宗皇帝是英明勤政的帝王，这个时期政治务实，国力蒸蒸日上，对外战争也不断开疆拓地，恢复故土。如梁启超所撰《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神宗时期改革措施中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

然而，以传统儒家正统价值观中，神宗年间就是民不聊生、混乱不堪的年代。神宗改革经济体制，增加国库收入，是收刮民脂民膏、与民争利，导致国家混乱。对外开疆拓土，若打了败仗，是轻启边患、穷兵黩武；打了胜仗，拿下土地毫无价值，徒增军费，导致边境纷争，还耗费了国力。他们认为正是神宗的励精图治把北宋送上了灭国之路。如林语堂等传统派学者对熙宁变法评价就很低，他引用苏洵的观念“王安石乃国之大害”。

所以对宋神宗的评价更多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之争。

宋神宗时期对整个中华历史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他的面目依旧蒙在层层迷雾之中，作为赵氏子孙，有责任、有义务通过各种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抽丝剥茧，还原一个真正的宋神宗。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