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之变 文化之守：中华文化何以走向世界

作者：王守常、蔡志忠、曹顺庆、白谦慎、葛承雍、李亚鹏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初十日丁亥

           耶稣2018年4月25日

【导言】在网络化、碎片化、快餐化与人工智能化并存的时代，物欲消费与技术创新相互激发，会不会对人文精神带来巨大的现实冲击？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被高调宣扬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走出传播困境，真正走进年轻人的内心？中华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与人生智慧，能否真正走出国门，让更广泛的非华裔人群了解？

2018年4月21日，“致敬国学：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暨“西湖论道：新时代的国学使命”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下半场“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与播”，由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一点资讯CEO李亚担纲主持嘉宾，围绕上述问题，知名学者王守常、曹顺庆、葛承雍、白谦慎，以及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明星公益人李亚鹏同台论道，观点精彩纷呈。

以下根据论坛发言实录整理而成。

论坛主持：李亚（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一点资讯CEO）

对话嘉宾：

王守常（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大哲学系教授）

蔡志忠（台湾著名漫画家、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得主）

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白谦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葛承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李亚鹏（书院中国基金会发起人）

西湖论道高峰论坛下半场“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与播”现场

李亚：在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时代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李亚：刚才大家看了陈涌海教授的演唱，我感觉真正中国文化的这种气势、情绪、情感，一下就奔涌而出了。文化的东西可能不只在理念中，确实已经在过去几千年，已经内化在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娱乐、精神生活中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西湖·印象》这样一个大型实景演出，它跟陈涌海教授的《将进酒》有点类似，就是把古典的东西与现代的手法相结合，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这个分论坛的主题，走向世界，也蕴含着这样一种规律，一种潜力。就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东西，如何在当代与现实、科技等等结合，从而激活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促进人类和谐。

我们这个高峰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的国学使命。新时代，如果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传统文化能够在这样的新时代担当起什么样的使命？新时代的目的之一，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在经济建设之外，也提出了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并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理念。文化自信、自觉、自新，无疑是实现这一切的重要的指引和保障。

我们这一场的嘉宾，有两位教授都具有在西方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背景，一位是曹顺庆教授，他不仅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也是欧洲科学艺术院的院士，今年初获得的。此外我们还有白谦慎教授，他是浙大的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之前是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的终身教授。

还有两位，应该说是专注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学者，同时也对教育领域非常关注，首先是王守常教授，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掌门人，一直关注着传统文化对于年轻人的教育。还有葛承雍教授，是历史学者和文物专家。
另外有两位可能对于年轻人和普通大众更熟悉的，一位是我中学时期就非常熟悉的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他的漫画对于《道德经》等等古代经典，有很多的诠释，生动有趣地让我们最早接触到国学。而李亚鹏先生不仅是一位影视明星，在好几年前我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积极的投身于中国书院基金会这样一个项目。

回到“新时代的国学使命”这个主题上来，我想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都是为了中国更好的现代化，为了我们的民族复兴。当代性和世界性，都是以现实性为基础，这样的现实性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传承，在今天首先意味着，年轻人如何在一个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时代，能够接受、吸收、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营养；而传播，更是给我们提出了在这样的科技和资本力量结盟、所谓娱乐至死的传播环境下，中华文化真正优秀的、具有营养的东西，如何能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我们中华文化在传承和传播方面，能够走向世界。

从走向世界的角度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到第四十个年头，中国自身的全方位的自信，使得我们从更多的开放中去学习，去通过跨文明的对话、跨文化的对话，真正更有批判性的吸收，去反思这种市场经济对于一个社会的价值，反思法治、法理对于社会公平的意义，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和谐、正义、中庸、同情等等理念，怎么样能够带来以前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在正义基础上的和谐”？希望各位嘉宾能够分享你们的见解。

要力求准确传播文化之精义

五四运动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激烈批评一直在后来的时间里长期地影响着我们。明年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一百年来，我们在这种激烈的批评传统的过程当中，对传统已经疏离得很，甚至有些不理解了。我认为，今天讲文化传统、讲国学，实际上是在补这个课，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从教育角度说，我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那时候教了很多外国留学生。教育过程当中，或者放大一点说，对于当今的社会，我的体会还是需要回到经典，要读经典的书，经典里所蕴含的东西，在当下社会还是有意义的。

五四以后，很多把现代跟西化等同起来，把现代跟传统对立起来了，但是传统不是过去，传统就是当下，传统是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连接点，我们在对传统的理解和诠释过程当中，让传统成为现代的东西。我们举个例子，《论语》说有句话叫“仁者寿”，到了清代，桐城派领袖方苞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说，气质温和者寿，也就是本质上关怀他人不求回报的人会长寿；量之宽宏者寿，肚量大的、能宽容朋友也能宽容不喜欢的人；言之缄默者寿，故仁者寿。这说明我们对传统的诠释是有现代性的，有现代意义。

但是我们真的对传统的东西忘记得太久远了，所以现在的传统文化热有点虚热，传达的东西都不是很系统，或者不是很准确。当然，传播过程中的这种现象可以谅解，但还是要力求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解释出来，也具有现代的意义。

国学进教材师资先培训

对于国学要覆盖中小学生课本，这个政府的号召我不反对，但是具体怎么覆盖？有些老师自身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都理解得很少，没法指导学生读书。现在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做一些“国学讲习所”等项目，培训中学的教员或者是中学的校长，使他们先对中国文化传统或者说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有所了解，然后才可以实现覆盖中小学课本。

一点资讯CEO李亚：蔡志忠先生，从您在开始创作那一批漫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有二三十年了，您觉得现在跟那个时候比有什么变化？包括台湾社会，经济现代化走在前列，他们在现代化的这种转型过程中，同样遇到了传统文化如何帮助应对所谓在现代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发展极端情况下带来的挑战？结合您过去二三十年的感知，包括您现在仍然在践行的东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蔡志忠：其实很多人都说中华文化根留台湾，其实是根留在家庭。就像我爸爸教给我的，跟三千年前一个祖先教给他的子女的，是一样的。我教给我女儿的，跟我爸爸教给我的是一样的。我们从小就在过着一种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在乡下基本没有坏人，一个小孩如果偷了一颗要卖的水果，会去村长那里，村长会判那一天早上八点到十二点，这个爸爸要带着这个儿子站在十字路口，敬每个过路人一支烟。大家知道那个时间都尽量避免经过那个十字路口。包括我十五岁要离开家，也不是去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只是去告知。所以从来没有问句，只有说，五六岁的时候说要去彰化看电影，只是告知而已，不是问好不好。我三岁半开始思考，四岁半决定要画画，我后来就知道，一个人选择自己最拿手最喜欢的事，把它做到极致，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不成功的。当然，后来画画，去电视台画动画，后来29岁开公司，36岁已经大概有220万人民币，有三幢台湾最贵最好的房子。我就说这辈子赚钱的事过了，从此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回到画漫画，我15岁成为漫画家，20岁当兵，日本是全世界的漫画王国，销路也是最好的，每个漫画家都想成为日本数一数二的漫画家。你想象得到，一个台湾人，36岁，又不是超级天才，如何能成为日本顶级的漫画家？我比较聪明，我一个礼拜就想通了，把这个问题倒过来想，什么漫画日本所有的出版社会抢着要？从这个角度就知道有非常多了，我选择了一个故事最强的，《庄子说》。当然有一件事，就是传与播，再好的药没有吃进去是没有用的。我如果当初把八万多个字的《南华真经》从第一个字开始画，肯定没有人会买。所以我只选择我认为这个是会触动人心的，基本上是很大的故事，里面的智者对王说，故事里面的一句话，我就选择启示性最强的。《庄子说》128页，里面大概有85个故事一样，我能用一页画的一定不肯用两页，能用两页画的一定不用三页，最多的大概是两页，三页的故事已经很少了。最后一则是五页。所以一定是要好看。就像跟女生学，女生把好看的给你看，不给你看的就不给你看。所以我要做的问题不是期待，没有一个读者期待买你一本三块钱的书，花了一个钟头就成为怎么样的博士，我要做的问题是，你通过这本书，花一个钟头，你会越过一个门槛，发现原来哲学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原来哲学是非常有趣的。当然，我打稿打了八十几张，就去挑战全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他们看了，说一定会出爆了。我说是的。他说一定要让我们出版，我说那一定要三十本都出版。他说当然全部都出版。

我后来画了一则漫画，一只老鼠面对着地表最高的动物长颈鹿，它即便再努力长成长颈鹿也是山寨版。但是我把自己变成小鸟，小鸟对长颈鹿说，虽然你长得很高，但我会飞。我要变成世界性的漫画家。

日本漫画家，了不起就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美是最难走进去的。但是现在我已经有48个国家，而且会越来越多。1992年普林斯顿都帮我出，去年普林斯顿变成全球总代理，它其实没有代理几个漫画家。所以未来一定可以到一百种版本。

国学要传播，要靠今天的传播方式，就像今年在学历史，今年要在FM讲一百场，今天最夯的是网络和广播，那就要用今天的方式。所以文化当然是要透过传播，就像当初很多日本、韩国的学者来中国学习，当初很多中国的出家人到印度学习一样，就像朱舜水和鉴真法师，也要更多的学习。

传统文化，国学是恒久不变的普世价值，既然已经传了三千年，那还可以传三万年。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教我们，我们自己在生的时候要学。我多讲一句话，妈妈的怀抱是小孩的第一个教学，妈妈是小孩的第一个老师，所有的文化必须要从家里开始。文化会变成一种氛围，就像我小时候，村庄里面连一个不孝顺的媳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尊敬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不想成为社会的败类，所以任何一个巷子里的小店，连夫妻做烧烤，也一定是要做到最好，不只是为了赚钱。

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更加艰难，如果讲常与变是我们的强项，那么谈传与播目前还是我们的弱项，我把它总结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话语问题；二、方向问题；三、路径问题；四、焦点问题。

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失语”是被我们自己放弃的

第一点，话语问题，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最重要的问题。今天重建中国人文社科话语，已经成了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我们的声音很小，我们常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界。这个现象的问题不仅在国外，也在国内。就整个中国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国内“失语”，在国际上也“失语”。我曾经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这个问题今天有没有解决？没有。为什么说中国文论失语？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我们基本上把西方的话语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并用来研究中华文化、中国文学，讲中国文学却要讲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风格、形式、典型人物等等。我们能不能用中国的话语讲？这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但是我以前学的是古代文论，我考上古代文论的研究生的时候，被告知我们这个学科叫中国文学批评史，它是一个史学类的学科。中国古代文论不能出现在当代评论文学中，不能引领当代的文学理论，而只能是桌子案头的资料，是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我的观点是，中国有话语，但被我们自己放弃了。

在传统文化之上创造新的“中国话语”

今天传统古诗词又火起来，但是我们用什么理论来评论中华古体诗词？用什么理论指导它的创作？当然是中国的话语。那么这个现象在国外一样存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用什么话语？当然用西方的话语。所以西方研究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是西方话语掌控下对东方的曲解。

学术界有一位汉学家刘若愚，他写了中国文学理论，但当今有一个法国的著名学者讲过，刘若愚讲中国文学理论是用西方话语割裂中国文学。我不否认西方话语，我就是学西方的，经常用英文给同学们讲西方理论，但我认为如果不调整中国话语，如果不重新看到中华话语的活力，那么中华文化的传播是大有问题的。这个话语除了传统的话语以外，我们还需不需要别的路径？我认为是有的。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出新的话语，用新的话语来引起世界上的研究和讨论，这是可能的。比如《周易》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变易，其实文化的传播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变易。最近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文学变易学，这个著作用英文出版了以后，受到了国际范围的重视，欧洲的、美国的、印度的学者们都开展了讨论。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他认为中国学者提出的变易学，既改变了亨廷顿提出的简单的文化冲突论，又改变了西方长期以来的同质化倾向。

从关注汉学家转向主流学者与大众

第二点，调方向。我们中华文化传播长期以来关注的方向是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西方汉学家确实对中华文化研究功劳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仅盯着汉学家，跟着汉学家走，其实有问题。北京大学的温如敏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叫做“汉学家现象”，也就是西方的汉学家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学术界就跟着他走。我认为，我们是要学习汉学家，但是实际上汉学家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边缘学科，正如我们研究非洲和印度文化很重要，但不处在一个主流位置。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要对准主流学者，对准西方民众。怎么样来调这个方向？我觉得这在今天是我们的一大挑战。

有世界通用语言，才有对话传播路径

第三点，找路径。我们到底要寻求什么路径来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原来西方有一个学者提出观点说，“比较文学死了”，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写文章跟他商榷，刊登在中国的刊物上，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后来有西方学者劝我们要用英文发表。我想中华文化传播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要用西方通用的语言来传播，我们必须有一个通道和路径，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话。所以我们今天也致力于创办英语的期刊、平台以及等等这方面。

中华文化应聚焦世界话题曾被西方话语借鉴

第四点，聚焦点。中华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什么都要传？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讲？或者说有没有重点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应该有重点，就是全世界人民都关心的问题，要聚焦在这些上面。比如说环境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有所谓生态主义研究，而中华文化，天生就是注重人和自然关系的。我们讲的“和”，就是人和天地之和，天人之和。

西方人关注的很多重要问题，其实也是从前受到中国文化的启发。不仅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讲人本，以及后来讲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他们的一流学者其实都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元素。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海德格尔，他就对中华文化非常感兴趣，他曾跟另一人联合翻译了《老子》，他对《庄子》也非常熟悉。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中间有中华文化的因子，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换句话说，我们非常崇拜的西方话语，其实中间有中华文化的元素。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焦点，我相信世界的学者，全世界人民，都会中华文化有所景仰，我们也会对我们中华文化有真正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才可以传播好。

我是1986年出国，虽然在那边得到了终身教职，但是我辞职了，也就没有了。我现在是海归，2015年回到浙江大学，我在西方生活了29年，可以说自己是走向世界，又回归祖国。其实关于文化的话语权，既然德里达可以受中国的启发，伏尔泰可以受中国的启发，那么中国受西方的启发也没有什么问题，中国人自己的新话语的创造，必须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我是研究书法艺术史的，也研究老古董，我在西方就是教最中国的东西。既然西方的哲人们能吸收中国的好东西，中国也不见得就不能吸收西方的。

实际上讲到发表在哪里的问题，要中国人完全用英文流利地跟西方学者去辩论去讨论，这其实是吃亏的。这种情况下，我自己回到了中国，其实现在高校里很多非华裔的学者，慢慢的国际化。包括我回来是参与我们的艺术史建设，这个建设里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将来比如我们有埃及的艺术史，有文艺复兴的艺术史，有罗马的艺术史，我们既可以请海外的华人和留学生回到祖国来教，也可以直接请外国人来教，浙江大学这里的学生英语听课一点没有问题的，像香港中文大学我也常去的，他们那里就有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韩国人，就在那里，那个韩国人是教中国艺术，同时教韩国的。

海外中国文化的传播当中，其实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海外的博物馆。刚才讲到兵马俑出国展览的事，这跟我的专业有关，其实海外的博物馆保存着大量的中国文物，是战争时期抢的也好、偷的也好，是买的也好、捐献的也好，这部分文物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实际载体。

关于“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与播”，我想可能“传”是指传承，“播”是指传播、远播。

在传承方面，从我们做研究的角度来说，包括湖南出土的秦简，还有最近海昏侯墓里面出土大量刻有儒家的经典的文物。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在西域的地方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的东西。每一次文物出土，都伴随一个较大的文化轰动，所以这个传承是比较久远的，而且对现代社会来说，每一次文物出土也都有一个考证的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直在不断传播，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弱，但都是一直往下发展的。

在传播方面，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包括希腊、罗马、波斯、中亚的大量东西，在中国发现了很多。但是中国的东西在西方有没有传播？这个是我们一直很关注的问题，也是中西对话非常重要的一环。至少从现在来看，佛教在古代还没有传播到欧洲去，但是他们的基督教、摩尼教等等这些是传播到中国来了。比如我们研究发现，在波斯文化里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和合文化出现，但是变异了。这一类文化传播都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工作，这里面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兵马俑出国展览，在五十多个国家展出了四五百场，但是中外的观念还是不一样，西方人更感兴趣的是地下的军团，感兴趣的是雕塑士兵、雕塑艺术，但是我们的展览理念不一样，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大一统帝国的威风，所以和西方理解的中国可能就有所不同。所以我觉得相对发生在东西方的传与播，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比如在英国，以及在日本，都发现了木牍，他们对简牍的理解就和我们不太一样了。我们的简牍也出土了很多，引起了世界上的关注，但是理解还是有偏差。包括敦煌学研究，我们最近做敦煌走出去的调查研究，发现在欧美有二百多个机构和学校开设了敦煌研究，但是人都很少，往往一个学校只有一两个人。我们不能说有二百多个学校，就认为敦煌文化一下子传播到全世界了，这里面仍然是需要我们慢慢来做工作，真正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传播。

我认为，传承文化首先是要传承优秀的，抛弃糟粕的，这个基本原则不能变。我们文化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能走向世界，希望年轻人在传播和传承的时候要有辨别意识，我们的学者要有辨别的意识，在我们宣传的内容方面，更要有辨别的意识。提高警惕，不要复古。

若自身不美好拿什么走向世界？

文化传播，他们几位是专家学者型，传播是从思想层面研究层面去传播，我想从更生活化的角度描述一下，一个公众眼里的文化传统。首先文化的传播可能是需要载体的，如果想让它最大化、公众化，是需要载体的。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关注到中国的书院这件事情。因为中国的书院，当然各种统计数据未必精准，在光绪变法废除书院的时候有四千七百家书院，也有说三千多家。那时候中国的书院遍布中国的乡村，甚至在罗马也有中国的书院，在东南亚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文化的传播我认为是需要一个载体的。当然，书院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我还是再次强调，我不是一个文化学者型的文化推动者，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传统文化的“挑水入户”者，我愿意贡献一己之力。我更多关注到的是生活层面。

中国文化的传播，我觉得在我们走向世界之前，应该思考自己有没有构建好，我觉得差太远了。拿什么去走向世界呢？当然了，我觉得学术的交流是可以率先迈出的，这一层面的专家跟专家之间是有对话窗口的。但是公众跟公众之间，在更宽层面的文化的传播，我想应该是通过生活化的层面。在中国目前，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美好生活场景都是如此的匮乏，不是吗？

我相信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包括中国人，到了日本没有人不喜欢日本，那么优雅的生活，精美的食品，甚至在很多西方人眼里，日本的文化更代表了东方文化。我觉得日本文化的传播，它是不需要用言词、言论和话语权去传播的，而是通过生活方式，通过生活中很多的细节，这些是它的一个载体。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不喝茶，在我那个年代，中国人喝茶基本上是大树桩子，一点美感都没有，作为年轻人我选择了喝可口可乐。当我喝了二十年可乐以后，有一次在日本，有一个设计师帮我做一个书院酒店的设计，他带我去了一个他设计的美术馆，里面有一间茶道室，他特别安排了体验一下。在那个四十分钟的茶道表演过程当中，我就爱上了茶，从此到现在，我喝了八年。怎么打动我的？这个文化是怎么传播的？是生活场景。那一瞬间让我看到了我在国内没有看到的那种，在茶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美感。

当然，这些年随着台湾文化、茶文化的一些茶人的进驻，到大陆交流越来越多，把茶席文化也慢慢带到了，我们现在可以在更多场景下看到茶席，也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喝茶。我们2014年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做过一次中国古代文人生活方式展，我想讲一个细节，这样一个展览还是设在比较高规格的优美的场景里的，在参观的人中，80后、90后年轻人占到一半以上，而特别在茶席和香道前，排队等着体验的年轻人占到三分之二。可能是那个场景下体现出来的，文化变成了一种生活场景，这种场景的美感打动了他，他愿意来体验，就像我当年有这么一次体验之后，便开始追随。

因为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我二十九岁的时候，在我在原来的工作行业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的人生方向。经过十年的寻找，我最终确定了把书院中国这件事情作为我的人生方向，要复活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对于今天年轻的你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以及未来的AI智能时代的年轻人们，我想说，在你们决定放弃或者背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前，可以先花一些时间真正的去体验、体悟一下。我相信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的魅力。

乡村对文化更渴求建书院教化作用显著

我不是一个文化人，但是我内心对文化有着一颗恭敬之心，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场合，在我发言之前还是要对所有在场的文化大德、专家、学者和各位文化同仁们，表示一下我内心的尊重。

我前面一直在听各位的言论，内心触动非常大。我和专家比起来算是年轻一代的，我想说不必担心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的流失，因为我跟传统文化的接触恰恰是一个案例，一个很好的普通家庭的案例。我是因为2006年有了女儿以后，因为她的特殊状况，父母对教育要格外关注一些，出于对女儿教育的关注，当时我们请了一位老师，跟随这位老师七年，在这个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我慢慢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种深刻不是理论的深刻，而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孩子的心性成长，能够发挥深刻的作用。当我看到这种作用之后，就激发了我的想法，能不能也投身于这样一个事业，尽一己之力？

所以五年前我们成立了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做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传与播的工作。上一场谈常与变是精神建筑的层面，我们这一场传与播是要具体做事情，具体要干活的。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案例，我们做了一个乡村公益书院，在一个村子里做了三年。我也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两百平米的乡村公益书院，对一个村庄两千户人的言行起到的“文而化之”的教化作用，那是让我们团队内部都觉得非常欣喜的。虽然我们在北京在城市里也有七八家公益书院，但是相比之下，乡村是对文化更加渴求的一块沃土。

“建三千家书院”这件事情我曾经跟团队说，要不要写这么大的数字。他们说李先生，一百一十年前中国都有四千多家，我们建三千家不多。后来我想了想，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总是好的，我就在前面加了一个，“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修饰一下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吧。

我们拍片子的那个村子有两千户人，在北京昌平，离北京不算太远，我们台上的孩子经过一年的课程，只是周末小孩在这儿，我们传统文化的课程是免费的。没想到这个院子也成为这个村子的文化生活的场景。我们有一间茶室，虽然朴素但是很雅致，有中华文化之美，有一点点插花和器物，现在村民白天会相约来喝茶，自己带茶叶水果，喝完弄干净走了。下午孩子放学了，很多孩子会自发汇聚到这里做作业。平时是我们基金会这个黄老师主持工作，现在黄老师在村里的地位仅次于书记和村长，非常受村民的爱戴。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案例。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