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逛逛宋朝的书店吧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初八日乙酉

           耶稣2018年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4月23日）快到了，我们去逛逛宋朝的书店吧。

在宋代之前，市面上几乎是没有书店的，因为印刷术尚未普及，书籍多为手抄本，无法成为普通的商品。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上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要找到一本书非常不容易。

从手写时代进入印刷时代的飞跃，发生在宋代。随着雕版技术的推广，苏轼发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前人。”

书籍开始成了寻常商品。北宋汴京的大相国寺便有一个图书市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大相国寺的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东京梦华录》），当中有很多书店。

南宋时，在两浙路、福建路的城市内，更是书坊林立，单是福建的建阳麻沙镇，至少便有三十六家有“牌记”可考的书坊（相当于民营出版社兼书店），建阳县每个月都有专门的图书展销会，“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嘉靖年修《建阳县志》）。难怪宋人说，“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

杭州、成都的刻书业也非常发达，与建阳并称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与书籍交易中心。这些书坊刻印的书籍，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远销海外。

为吸引读者、方便阅读，宋代书坊在版式、字体、装订上都特别讲究，也有创造发明，比如建阳书坊采用“上图下文”的形式刻印《尚书》、《周礼》、《道德经》、《荀子》等经典，图文并茂，富有可读性。即使在今天，流传下来的宋版书也是非常精美，是收藏界最喜欢的版本。很多书坊又大量刻印医书、技术书、话本、佛经及民间通俗类作品，以迎合大众的阅读需求及审美趣味。

得益于发达的图书市场，一批有才情或有影响力的宋朝文人能够鬻文为生，如南宋江湖诗人戴复古，一生未入仕，也不事生产，但飘泊江湖四十年，而无衣食之忧，其一部分生活经费即来自稿酬，他自我解嘲说：“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不过他诗名大振，出版的诗册立即成了畅销书，“其吟篇朝出镂板，暮传咸阳，市上之金，咄嗟众口，通鸡林海外之舶，贵重一时”（戴表元《剡源集》卷二四）。

也是得益于发达的图书市场，宋代涌现出一大批出版商，最著名的当为经营“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的陈起，建了一个私人图书馆，搜集善本，收藏图书，作为编辑、出版之用。他身边又聚集了一大群江湖诗人，为其供稿。陈宅书籍铺刊行的图书，编辑精心，质量上乘，深受市场欢迎，“付雕即成，远近传播”，坊间有“临安书肆，陈氏最盛”之说。

图书市场的竞争，促使宋代出版商产生了明确的品牌意识，他们的出品都会刻上一个“牌记”，如陈起刊行的图书，必在末页附印“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铺印”的LOGO。

南宋临安另一家品牌书坊“荣六郎书铺”，是从汴京迁至杭州的，以专刻经史书籍闻名，其刻印发行的《抱朴子内篇》书后印有“牌记”文字五行：“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

图书成为一种产业，是从宋代开始的，至晚明时尤盛。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