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家经典阐释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

作者：陈碧强（复旦大学哲学院博士）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四辛亥

          耶稣2018年3月20日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心学派的经典诠释都存在各种程度的误解。通常以为，心学家对经典诠释不甚重视，如象山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阳明则认为六经不过先王“记籍”，他在龙场悟道之后，曾写过一本《五经臆说》，但后来又将其付之一炬。陆王二人都更加看重心体的呈现，对经典的解读多散见于其言论中，仅是对学人和朋友的“随处指点”，并不系统。我们不免困惑：心学家们的学问都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有无根据？

一、一个例证：作为经学家的杨慈湖

由于各种原因，当谈到宋明儒者的经典诠释时，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朱子，而对心学一脉相对比较忽视。其实，和朱子相同，心学派中也有一个博览群书的人物，那便是杨慈湖。《慈湖遗书》十八卷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讨论对经典的诠释，如《论大学》《论论语》《论孟子》《论中庸》《论孝经》《论礼乐》《论春秋》等。此外，他还有成体系的大部头解经著作如《杨氏易传》《慈湖诗传》《五诰解》《慈湖春秋传》。作为“象山弟子之冠”，他不仅是一个心学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经学家。为了证明自己言论的权威性，慈湖将先秦典籍中散见的孔子言论与行事进行辑录，着成《先圣大训》一书，足见其学术抱负，简言之，他有志于构建足以和理学相抗衡的心学言说体系。

慈湖对心学的贡献在于，他将象山的理论体系化、精致化、极端化，使其得以和理学并驾齐驱，一时间“笼罩一世”。通过注释经典，杨慈湖还为自己的学说找到原典方面的根据，并由此激活经典，并呈现出新意。在此之前，象山已经初步地提出了心学派经典诠释的方法和原则，但将之提炼和深化的则是杨慈湖。慈湖心学涉及的向度十分广阔，以心解经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慈湖以外，阳明后学对经典的诠释也颇为可观，如季本便有对《周易》的系统诠释。

二、心学家经典诠释的问题意识

当然，说到经学或经典诠释，除了朱子以外，大部分宋儒都被清人嗤之以鼻。尽管如此，经学研究依然是他们阐发学说的重要依靠。以杨慈湖为例，本心如何在历史文化中展开自身？心学和经学呈现出怎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从以上问题出发，慈湖对经典诠释极为关注，这是其不同于陆王的地方，在心学一脉中亦不多见。正是由于在经典诠释方面的巨大成就，慈湖虽被四库馆臣定性为“全入于禅”，其著作依然大部分被收录，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缺乏对心学与经学关系的研究，将很难真正理解心学。我们总是需要从对他者的关照中来理解自身。不能很好地理解心学，则对理学的理解亦必将流于肤浅。心学与经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心学家如何诠释儒家经典？他们有哪些原则与方法？他们的诠释有多大的合理性？其利弊何在？相对于理学派的解读而言，心学派的解读又哪些特色？诸如此类，都是很值得考察的问题，总之，心学派的经典诠释思想很值得发掘，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很大。

三、研究心学家经典诠释的意义

通过对现当代传统文化研究的检讨发现，我们对中国思想（哲学）的研究都主要以人物为中心，以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考察为中心，主要以思想家个人的文集为依据，从中找材料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经学这个大背景，因此我们的研究有可能变成纯粹义理体系的建构，而并不一定符合古人的思路，也不能与经典相衔接。然而，若离开对经典的考察来研究思想，必将蕴含着风险，很有可能造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劣后果。因此，从经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思想（哲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扭转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注重心学派的经典诠释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回归经典。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学高居首位，其尊贵不言而喻。经者，常道也，这意味着经典并非一时一地起作用，而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尽管经学在二十世纪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因素而解体，但它并没有死去，没有成为“游魂”，依然在以各种或显或隐的方式发挥作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子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经学中产生的，缺少经典的支撑，子学将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心学的产生，除了受到佛学的滋润与刺激以外，也有来自先秦儒家经典的孕育和支持。从经学的角度考察心学，无疑有助于回归经典，这对于巩固大本大源是极为有益的。古人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对于人文研究来说，回归经典非常重要，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通过考察心学派的经典诠释，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即便无法做到这一点，至少能对经典更加熟悉。

第二，有助于丰富对心学的认识。一说到心学，人们都会想到“以心为本”之类的说法。“心”固然是本，“发明本心”乃第一要务，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忽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心学的发展才有可能走上合理的道路，获得完整的形态。心学重视主体的作用，彰显意志自由，无论象山的“心即理”还是慈湖的“心即道”，皆意味着人心的自觉以及文化的担当，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心学家们所说的“心”有体有用，不仅是一个存在论的肯认，也在人伦日用中展现自身，同时还面对如何理解历史文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面临和理学家们共同的课题，即：圣人之道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才能体现出圣学的真精神？因此，理学家批评心学中人不读书、只任一己私见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样说恰恰体现了前者的“私见”。总之，以经学关照心学，从子学回归到经学，对心学的认识也会随之加深，从而改变以往对心学认识的刻板印象。

第三，有助于发掘经典的新意。和理学（狭义）相比，心学在诠释方面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其看待经典的视角也与以往不同，非常注重经典和本心之间的关系，时刻注意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诠释。经典的内容是杂多的，它包罗万象，宇宙和人生皆涵摄于其中；本心精一无二，万物的意义皆需要通过精神的作用而呈现，本心是一切存在的根据，乃价值的源泉。通过主体的转换，心物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改变，原本杂乱无章的东西在本心的安排下获得了秩序，因而也有可能生发出新的意蕴。例如，慈湖在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中，将“克”训为“能”，认为“克己复礼”的本意为：人应该尊重自己的本心，相信精神的力量，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恢复人心本有之礼，成就其道德人格。该诠释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意志自由表达无余，充分地展现了它与以往诠释路径的不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不可否认，心学家们对经典的诠释有时候也会流于主观化、片面化和绝对化，他们太过于相信“心”的力量，反而会对经典文本的客观性不够尊重，其随意解读亦有肢解经典之嫌。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做法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理解”，而是全新的“解释”，带有更多自由创造的色彩，这一点相对于汉唐经学和程朱繁琐的义理之学来说尤为可贵。

依笔者之见，从经学的角度切入对各种学问的考察，不仅抓住了关键，可以帮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各种学派的思想，凸显其相互之间的张力，而且有助于从多维度展开对经典的研究，从而激活经典，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毫无疑问，在宋明新儒学中，理学（狭义）家们对经典的阐释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相称的，但心学一脉也有自己的经典诠释思想，这一点同样不可忽略。总的来说，目前对心学派经典诠释的关注力度还很不够，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经典是理学和心学的共同思想来源，从经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考察二者对经典的阐释，对于我们深化对二派学说同异的认识亦不无益处。经典是开放的，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任何人皆可以通过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