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思想史文献的思想资源地位

——读季蒙、程漢的《先秦思想史》（代序）

作者：谢文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道》第33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廿五日癸卯

             耶稣2018年3月12日

承蒙程巢父老先生的盛情，邀请我为季蒙和程汉合著的《先秦思想史》作序。答应这事并读完书稿之后，发现自己一时难以构思下笔。有些感慨想先和读者分享。

我向来不善于为他人著作作序。曾有人送书稿希望我作序，我读后发现，好话难以落笔，而批评的文字写多了，感觉上就好像不成其为序了。这种经历令人十分难堪。究其原因，我想，在于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这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养成的习惯。我1985年进入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在那个年代，中国思想界正在经历所谓的“解放思想”运动，引导人们争先恐后地写书出书，导致了一批半生不熟的书籍开始问世。这种风气延续至今，已经积重难返了。对于这类书，我缺乏敬重情感。回过头来想想，正是因为在读书时对书本缺乏敬重情感，我在读书时很快就养成了“挑毛病”的态度。一本书捧在手里，其中自然有不少好观点和好文字，但是，这些零零散散的“亮光”对于我来说并无多少吸引力；倒是其中的概念使用混乱和命题论证缺陷让我注目。

也许，我的大学老师李佩玖教授（学士论文指导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他告诉我，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有什么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论证。我慢慢发现，哲学上，任何观点都是在论证中呈现的。没有强大的论证，任何观点都是空中楼阁而胡说八道。至于文字的美感，那是诗人的感受，我不太在乎。于是，我在读书时只在乎概念界定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以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可靠性。这种读书习惯缺乏对文本的欣赏性，无法呈现文本的优点，使我总是纠缠于概念界定不清，论证缺乏逻辑。在这种批判性眼光中，作序就成了是一件实实在在的难事。

在接到程老先生的作序邀请之前，我已经知道他是老一辈学者，具有深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情结，被称为民国文化遗风人物。对照我的学术背景，我的学术成长史比较复杂。我的思想形成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中国思想界混乱时期。历经文革期间的学术研究停顿，彼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都是百废待兴。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是西学，沉湎于古希腊哲学，因而不免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感染。不过，在进一步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我深入到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沾上了浓厚的反自由主义情结。这些年来，我致力于耶儒对话，发表了一些关于儒家思想的学术论文。在某种意义上，我可以从西学的角度来欣赏中国思想史。也许，这是程老先生邀请我作序的理由？程老先生特别叮嘱我，可以随意作序。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研究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8年）出版之后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观念框架，都与之前的诸子并列做法不再一样了。在此之前，人们对诸子的言论做简单的注释之后，并不在乎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不在乎整个思想史的发展线索。胡适强烈地批判了这种哲学史处理方法，并鼓吹用西方人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即用观念在逻辑上统辖史料。不过，胡适对于什么是西学中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知之甚少，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引入西学方法。然而，在他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思想史研究走向了一种所谓的“观念先行”方法。于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总是先确立某种观念，然后用它来切割历史文献，框架中国哲学史，向读者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似乎毫不相关的思想史图景。我自己在大学期间阅读各种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对于胡适的这个“贡献”，我还是忍不住进行了追踪和评论，写成文章，并以“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为题发表在《文史哲》2016年第4期上。

人当然是在某种观念体系中读书并进行理解的。在不同的观念体系中，人对同一文本的阅读的理解是不同的。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究竟应该在什么样观念体系中阅读和理解呢？比如，对于某些涉及自然变化的论述，我们是在进化论中，还是在循环论中去理解？对于哲学史线索，我们采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唯物-唯心体系来整理？在这些不同的观念体系中，中国哲学史叙述并不一致。实际上，在这种哲学史方法中，中国哲学史成了表达自己的观念立场的工具，成了思想的束缚，而不是思想的资源。

人还在情感中阅读。情感是联结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纽带，因而不同情感提供不同的纽带。比如，当读者敬重一个文本，认为它里面包含了深刻的人生道理时，他带着敬重情感进入阅读，把文本中的语言都和自己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理解，以此对人生进行一般性的解释。这样，他在阅读中形成了一种人生观，认为这就是文本教导我们的人生道理。这种读书经验，我认为，便是陆九渊谈论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当然，如果你对某个文本有厌恶情感，你是不可能在阅读中把自己的生存经历与之联系起来理解的。中国人在谈论“知书达礼”时，指的便是那种敬重古代圣贤书的读书经验。可以说，在不同情感中，文本给读者提供的思想资源是不同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是“观念先行”。在这种方法中，自己的先行“观念”作为阅读的出发点和理解的框架是理所当然的；而引导自己阅读的情感也默认为天经地义。在这样的阅读中，文本作为思想资源的地位就被取消了。我认为，打破这种方法的束缚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界亟需要做的工作。为此，我心里一直期望出现一种建立在深厚文献基础上而不受“观念先行”这种方法束缚的中国哲学史叙说。当我拿起季蒙、程漢的《先秦思想史》来读时，眼睛一亮，觉得这不就是一本想要打破现行的观念先行的哲学史著作吗？于是，它开始吸引我的阅读。

《先秦思想史》在主题上把先秦思想状况分为四大块：名、兵、法、儒；认为这四块是先秦思想家关心的事，也是他们的著述所呈现的讨论范围。我们知道，主题是在问题意识中孕育出来的。对于任何读者来说，体会并分享文本的问题意识，乃是阅读和理解的起点。或者说，一旦文本的问题意识进入读者的思想，读者就会进一步追究文本的思想活动和观念体系，体会文本提出的解决问题思路和由此形成的观念体系。只有这样，文本才能成为读者的思想资源。以主题分块来叙说思想史，这种做法可以把读者引向思想史的问题意识。这与当前流行的观念先行方法的做法正好相反。我想，这本书以主题为起点不就是要努力还原思想史文献作为思想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吗？

我们来看第一主题。名实问题是思想的起点。《先秦思想史》把这个问题归为第一块主题具有足够的理由。我想，这说明作者对先秦思想状况有不错的观察！人是在语言中思想的。如果语言中的词义混淆，那么，人的思想就是混乱的。中国古人对此当然有清楚认识。不然的话，中国思想史一定是短命的。其实，如果做个对比，希腊哲学史也是从语词界定开始的。我在《形而上学与西方思维》（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历史追踪和分析，发现，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语词问题。没有语词界定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思想就无法进行。语词界定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指名词，以及它们和类词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语词和对象的关系。先秦思想界的名实问题涉及中文语词的界定。作者努力呈现先秦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具体文本分析相当细腻。当然，这些分析是否恰当，读者在阅读时可以自行判断。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作者对相关文本的解释有根有据，而意义阐述则有独到的品味。不过，这一部分的讨论大都限于类词、专指、个别事物等属于逻辑学上的问题。语词界定需要这方面的讨论。但是，语词界定还涉及语词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涉及思想者如何在语言中理解周围世界。这通常称为理解问题。语词界定不可避免要进入理解问题。

我在阅读书稿时有一种持续的期待，希望书稿转向理解问题的讨论。结果有点令我失望。作者在提到理解主体（如“子非鱼”）和理解角度（如“庄周蝴蝶之辨”）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理解困境时，认为这是一种“过论”（不恰当的论式），并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名理上的极端事例是相当多的。”这类理解问题当然不是“极端事例”，更不是“过论”，而是理解的根据问题。如果不处理这类问题，语词界定就缺乏终极基础，而思想家将寸步难行。《齐物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相当有力的。庄子对语词界定必然涉及因理解主体和理解角度的不同而出现理解困境这一点有深刻体会，并通过“辨无言”这种说法来表达。其实，《老子》在说“道可道，非常道”时已经接触到并努力呈现这个理解困境了。人们局限在感觉经验范围来界定“道”一词，结果导致很多的自相矛盾。作者拒绝把《老子》和《庄子》当作名理之辨的主要文本，等于把先秦思想史的最重要贡献抹杀了。

语词界定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领域。对于经验世界的个别事物，我们可以通过描述来界定语词。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感觉对象，我们通过命名和指称就可以谈论，并在此基础上使用类词。但是，在我们的思想活动中，我们是在谈论非感觉对象，比如，先秦思想家在谈论“道”时，他们是在谈论某一事物的根据。这个事物根据不是人的感觉对象。为了使人理解“道”，思想家必须提出一些论证：每一事物的存在都有某种不变的东西维持它之所以为它，狗有狗的生存之道，人有人的生存之道，等等。只要人们理解了这里的论证，他们就理解了“道”所指向的对象，理解了“道”是什么意思。这个对象称为思想对象。不同的思想家会给出不同的论证，而听众则只能通过他们的论证来理解他们的“道”。一般来说，感觉对象是通过感官来认识的，而思想对象是通过论证来认识的。思想对象不能通过感官来认识；感觉对象也不能通过论证来认识。混淆这两种对象，我们的思想活动也就会混乱起来。语言中有很多语词是指向思想对象的。如果对这两种认识对象不加划分，思想就会在混乱中前行，越说越糊涂。《老子》和《庄子》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希望能够读到更多这方面的分析和讨论。

“道”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关注中心，而作者在编排上没有把它单列一块。作者在解释编排意图时，谈到，人们关于“道”的讨论见诸于四大主题之中；每一事物都有“道”，因而四大主题都需要处理“道”的问题；单列论“道”反而显得讨论重复拖沓。作者的这种处理是基于一种实用性思考之上的。我想，按照这种处理，四大主题的分析和讨论都需要联系于“道”的问题。换句话说，诸子都在寻“道”。关键在于：他们如何界定“道”？

《先秦思想史》充分注意到“兵”和“法”在当时思想界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礼崩乐坏”，周朝秩序不复存在，各国兵戎相向，因而军事问题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人们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企图找到一招制胜的法宝，在战场赢得主动权。同时，面对他国的压力，各国也十分重视寻找一种能够强壮国力的社会秩序，因而突出了“法”的重要性。我对这两个主题的研究不足，这里不打算对此进行评论。

这部思想史的最后一块是关于儒学的讨论，占了大半的篇幅。这说明作者把先秦思想史的重点是放在儒学上。作者开篇就指出：“儒家的基本思想是礼。《经上》曰：‘礼’，敬也。”并在导言结束时说：“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儒家学说以礼为根基，是完全人文的。”最后，作者在总结先秦思想史时特别对儒家做了一个历史性定位：“要把“儒家”还原到“百家”的本来格局中去，……。”

儒学是当今中国思想界的热门，甚至形成了两军对阵的架势。五四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攻击已经证明是太过分了。但是，在它的影响下，那种对儒家不屑一顾的态度和评论在学界仍然流行。然而，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民族自豪感不断涌现于人的意识中，在思想上回归传统的呼声则日益增强。因此，无论是赞扬儒家还是贬低儒家，在思想界是各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儒家思想，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不能不保持着某种谨慎态度。《先秦思想史》在评价儒家时给出的措辞隐含着这种谨慎态度。读者可以发现，书稿在叙述儒家诸子的文字时，努力想给出所谓的“客观叙述”。言下之意是，既不捧，也不摔，还原它本来应有的思想史地位（百家之一）。因此，在行文中，作者在叙述儒家文本时尽力进行正面解释，呈现儒家从“人文”的观点出发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观点。读者也许不一定同意作者的解读，但是，同意或不同意，读者会发现，作者的解读是认真的、有益的。

《先秦思想史》提出了一个相当肯定的说法：儒家从“礼”出发展开思想，是“完全人文的”。这个说法值得商榷。“礼，敬也。”这里，“礼”是在“敬”中界定、理解和实行的。“礼”就其起初的意义而言是指祭祀朝拜和社会交往的程序和规范。这些程序和规范都是在“敬”这种感情中进行的。如果不对“敬”进行分析，我们就无法在根基上理解“礼”在人类生存上的重要性。作者在引用“礼，敬也”之后，接下来的分析和讨论却不再涉及“敬”。然而，离开“敬”来谈论儒家是无法深入到儒家的核心思想的。

比如，作者在谈到“中庸”时，解释到，它要求人凡是做到适中、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并认为，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是，难在何处？如果一件事很容易做到，它在人的生存中就不足为道。正是做起来难，人们才会去注意它，思想它，并努力找到解决办法。因此，儒家如何处理这里的“难”对于读者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试做简略的分析。适中要求一个标准。符合了标准便是适中；不符合就是偏倚。人要纠正偏倚，首先要对这个标准有所了解。问题在于，标准何在？谁来把握？儒家认为，这个标准就是祖传的“礼”。对于小孩的成长来说，父母所理解和把握的“礼”就足以教导并纠正小孩的行为举止的偏倚。我们称此为“家教”。这是礼教的开始。父母作为成人，他们对“礼”的理解和把握并不一定正确，因而需要更高一级的管教。这就有了社会秩序的上下之分。为了维持秩序，社会必须存在一批对“礼”进行权威解释并加以完善的人。这种人在先秦称为“儒”。拥有权威解释权的“儒”如何保证他们的解释是正确的呢？——孔子杏坛设教，其意图便是培养拥有权威解释权的“儒”，从“有教无类”，到“学而时习之”，到“君子义以为上”等等。在孔子看来，这些“儒”必须是知天命的人！君子（学儒之人）必须通过修身养性来知天命。每人出生之时都有已经赋有天命之性；君子只需诚实面对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天命，并从天命出发去理解和完善“礼”，以此引导自己的生存和领导社会运作。反过来看，对于小孩来说，他们是在敬中听从父母教训的；对于下级来说，他们是在敬中服从上级的；对于君子来说，他们是在敬中认识并顺从天命的。因此，礼，敬也！在敬中认识、理解、并遵守“礼”，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我为《先秦思想史》作序，并不是说，这部书稿已经完美无缺了；而是说，这部书稿打破了五四运动以来为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观念先行”框架，努力恢复中国思想史文献作为思想资源的地位。读者可以在这里与作者一起来感受先秦思想史文献的思想运动。当然，我们总是在某种观念中读书的；但是，如果读书不能带来现有观念的改变，不读也罢！读书是在某种情感中进行的。读先秦思想史文献，我们要在分享他们的“敬”中进入阅读。我们要进入他们的思想，并与之一起思想。

中国人的思想起源于先秦思想史文献。它们是我们的思想基因。因此，恢复这些文献作为思想资源的地位乃当务之急！《先秦思想史》为此付出了真诚的努力！愿与作者共勉！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