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的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厦门筼筜书院召开

来源：主办方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初二日庚辰

           耶稣2017年12月19日

综合讯  2017年12月15日—18日，“朱子学的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由华侨大学与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以及福建省闽学会、厦门筼筜书院合作承办，在厦门市筼筜书院学术交流中心顺利召开。

开幕式由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冯兵教授主持，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刘廷善先生、福建省闽学会会长兼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福建论坛》杂志主编黎昕教授、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许斗斗教授、筼筜书院山长王维生先生以及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曾振宇教授先后致辞。

在随后的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纷纷就朱子学与经学、朱子学与四书学、朱子学的义理新探索、朱子学的海外传承与研究等主题展开了精彩热烈的发言与讨论。

关于朱子学的海外传承与研究，来自德国特里尔大学的(Universität Trier)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教授分析了欧洲学者从17到19世纪对宋明道学家的看法以及其中的种种变化和现代价值。同时介绍了confucianism、neo-confucianism等词语的来源与早期的用法。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的潘朝阳教授则介绍了台湾的朱子学及其现代问题，潘教授先说明清康熙以后在台湾建立的朱子儒学教化內容，继而论述了当代新儒家四九年之后在台湾的儒学包括朱子儒学之研究的思想高度，认为在今天的台湾面临着上下双重隔离的危机或困境。

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方旭东教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史甄陶教授分别对日本学者佐藤一斋以及韩国儒者朴文镐的朱子学思想展开了细致的分梳，对与会者有关日韩朱子学历史发展的了解大有裨益。

其中方旭东指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代表性的儒学者佐藤一斋之学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其《孟子栏外书》实可以为今人了解明清尤其是中晚明的四书学提供一个重要指引。

史甄陶以韩国十八世纪著名的“湖洛论争”中属于韩元震一系的儒者朴文镐的“性”论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朴文镐不仅有自己的性论体系，同時也将诠释的触角延伸到《五经》的领域，一方面补充朱熹解《经》不足之处，同时也提出了与朱熹不同的观点，而“性四层论”则是其性论的核心，显示出他重视现实经验却鲜少从宇宙论或心性论角度论证的特点。

本次会议的主题中较为引人注意的，还有新加坡学者林纬毅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海波教授、广西财经学院的陈林教授和聊城大学的延玥博士从不同视角对朱子“中和”问题的集中讨论。

高海波与陈林分别就朱子“中和”新旧说中的已发未发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工夫论转向问题展开了探讨。陈林认为朱子的“中和”新旧说中存在着体用论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无与变化问题，高海波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两说中均涉体用，只是性质有所不同。林纬毅和延玥则对朱子“中和”说的现代启示与价值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林教授对朱子“中和”新旧说要义的总结得到了在座学者的特别称许。

此外，厦门大学哲学系的乐爱国教授、南昌大学哲学系的许家星教授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翟奎凤教授围绕朱子的“四书”学做了集中探讨。其中，许家星指出，朱子《四书集注》确立了新的经典范式，其改注大致有两类。而朱子既引其文复改其说之作法，既反映了朱子与二程学派之异同，亦体现了其经典诠释述作兼具、汉宋一体的综合性与创新性，展现了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内在一体性。

乐爱国则对朱熹《论语集注》中关于“自行束修以上”一句的诠释及意义进行分析，指出：对于《论语》所谓“束修”，朱熹在以往儒家从“礼”的层面进行诠释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理，把“束修”诠释为“心”，表达为心意，又阐发了朱子所论“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的待人之道。

翟奎凤以朱子学为中心讨论了宋儒对《大学》篇中“至善”问题的思考，认为朱子将“至善”看作了“事理当然之极”，是“极好”、“十分好”。而朱子论“至善”强调的是具体实践和修身工夫，是“至善”的具体展现和落实。

在第一组下午的讨论中，学者们对朱子学的讨论多从比较的视阈展开。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肖永明教授以《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为题，指出：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对朱熹、张栻二人来说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但朱子门人后学们基于其道统观念，则分外强调朱熹的主导作用。随着朱子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一叙述逐渐为更多士人所接受，逐渐变成历史“事实”。而对“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林乐昌教授以程朱批评性诠释为中心考察了理学中的“清虚一大”之辨，其着重从字义简释、纲领参照、概念辨异、误释原因等方面进行再诠释。林教授认为“清虚一大”概念彰显了张载致力于为儒家建构形上学和本体论的努力，其辩涉及程朱对张载太虚本体论和天道生成论的误释，以及张载与程朱在一系列理学概念理解乃至思想体系建构上的分歧。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丁四新教授则讨论了朱子道统说的新建构，并以之与刘向的德运说进行比较，认为朱子不但最大限度地疏通和扩展了儒家道统说的经典根源，将《四书》《五经》都涵盖在这一统系之下，而且着重依据《周易》，在借鉴刘向改造德运说的基础上彻底完成了从王朝受命的德运说到道德主义的道统说之重构和转变，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士人人格的建设开拓和贯注了崭新的精神。

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的沈顺福教授则讨论了程朱理学的异同，认为二者的共同处在于将理视为某种超越于经验的、绝对的存在。它是某类事物的所以然者或自性。不同处在于：二程之理只有公理、天理。它不仅是宇宙之理，也是万物之理，即万物分有了同一个天理。朱熹则认为宇宙不仅有天理、公道，而且每类事物包括无生意的种类都有自己的理，世上不仅有公理，而且有不同的别理。

厦门大学哲学系的谢晓东教授则从孟子与墨家人物夷之思想中的实践理性困境论及朱熹对孟子关于墨家爱无差等的“二本”之批评的诠释，认为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夷之实际上是与西方古典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西季威克面临着同样的实践理性的困境：即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自爱之间的冲突。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制度建构。

其他相对比较集中的论题还有关于朱子门人的讨论，如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曾振宇教授认为陈淳对朱熹思想既有绍承也有所发明；江西师范大学的邓庆平教授强调朱子门人在朱子学的发展这一思想史进程中，站在包含实践、心智与语言三个层面在内的广义知识论立场来看，朱子门人的学术思想活动本身就是朱子学的重要表达方式。

而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朱人求教授对《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意义的探讨，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傅小凡教授所论《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的合理性辩护》一文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朱人求认为《朱子家礼》中不仅充满了现实的人文关切及时代精神，亦充分体现了哲学的终极关怀、“宗教”的终极关怀以及儒家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

傅小凡指出，朱熹从三个方面对重建家族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其一，从天人一体的本体论高度，论证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其二，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以事天的虔诚与恭敬孝敬家长，从而为家族建设提供情感依据；其三，从生死观的角度讨论孝亲的合理性，以及重建家族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的终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冯琳教授与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王凯立则都基于朱子知行观展开了分析。冯琳认为船山对朱子的知行观有继承，但在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上有一定的分歧。朱子对从格物到致知的具体过程的分析不很缜密，船山则更注重格物之后的细密工夫，他辩证性地将朱子道德外在性和阳明道德内在性批判性地吸收，丰富和发展了“格物致知”的内涵。

王凯立则由朱子的“知行”论及“自欺”，认为朱熹的自欺观揭示了作为具体存在的人在“心具众理”与“心之所发”之间的矛盾，而这二元性结构进一步折射出朱熹哲学中理气二元的世界格局。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的《朱子伪像考》一文对朱子画像研究、流布的情况做了梳理，并对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各种朱子像进行了辨析，为我们了解朱子的图象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金刚博士从祖宗、变法、道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探讨朱熹的“本朝史观”，指出在朱熹看来只有建立在正确的 的基础上，只有通过道学知识分子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的努力，才有可能在本朝重新回复三代。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潘立勇教授则分析了朱子理学美学对宋代美学的意义和影响，强调理学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种本体化、思辨化、伦理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重要环节；朱子理学美学则是其集大成者，对宋代“经辞道”三家并列的美学格局的确定及宋代的美学思想发展有着重大和深刻的影响。

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的杨少涵教授指出，朱子哲学的义理架构是理气二分、性情对言、心统性情。在这个架构中却存在四个理论问题：一是性体无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二是心成了没有主脑的盲动；三是心对情进行宰制没有内在必然的合法性；四是道德责任难以落实。

冯兵则以朱熹《家训》中“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一句为中心，认为其中的“仇”与“怨”分属人际关系矛盾的两个不同层面。“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义”也是“直”的深化与升华。“以直报怨”历来都被儒家视为解决怨恚心理的最合理方式，而“以义解仇”相比公羊春秋学与礼学的“大复仇”主张以及以张载“仇必和而解”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当今社会，朱熹的这一告诫仍有借鉴价值。

在闭幕式上，赵金刚博士和翟奎凤教授分别对第一、二组的讨论进行了精当总结。

朱杰人教授则在最后的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2017年全国十余场朱子学会议的收官之会，会议议程安排紧凑，议题较为集中。同时朱杰人教授也总结了在即将过去的2017年里，我国朱子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朱子学与阳明学、道统问题、朱子与书院、朱子的经学等。明年为朱子诞辰888周年，在这一对中国人而言颇具特殊意义的时间点中，我国朱子学界将举办一系列盛大的学术活动予以纪念，朱杰人教授将其所知的活动讯息做了通报，令在座学者颇受鼓舞。

责任编辑：柳君